维多利亚时代的眼疾顾虑

万里贤才

维多利亚时期的贵族生活

眼疾問题拉响警报

十九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认为，正是由于批量印刷的出现，才会导致眼部病患增加，并导致人们的视力严重下降。当时，眼疾数量与日俱增，以至于有人放言，要是再不予以充分关注，就会导致全民目盲。

1884年，《晨邮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有引起充分重视并采取切实行动，培育用眼文化，积极增强视力功能，才能遏制眼部健康恶化的趋势，防止下一代‘瞎头瞎脑地探索世界。”

十九世纪，眼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视力表等新式诊断技术走进诊所，眼镜也成为治疗若干视力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案，越来越多的眼部问题得到有效治疗。然而，眼疾总量上升这件事，也拉响了人们心中的警报，可以预见，必须要采取措施，打压这股势头。

1889年，《伦敦新闻画报》发出质问：“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科学表明，祖辈用眼时曾经得心应手，而今，眼睛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未来，英格兰可能沦为一个看不见的国家。”

紧接着，文章基于视力加速衰退的潜在因素，得出一个结论——自然进化与家族遗传或许是部分原因。

都市人的近视病

JD·布朗宁在1887年的著作《我们的眼睛以及护眼之道》中给出阅读建议

F·菲利普斯在1869年出版的《眼科手术与治疗》一书中描绘的眼科检查

除了自然进化和家族遗传，另一部分原因被评论家们归咎于“现代生活”。他们称，“人造环境”——印刷术、义务教育，还有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发明创造——造成了所谓的“视力退化”。1892年，《十九世纪：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城镇空间的变化和照明条件固然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但也要放在“全民视力迅速下滑”的大背景下来看。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报刊，纷纷以“都市近视”为题反映了这一现象。

1898年，《苏格兰评论》发布专题报导《现代进步的自夸》，探讨都市近视问题。文章指出，视力下降是“当前文明生活水平的独特结果”。物质繁荣、产业扩大、商贸活动的兴起，凡属于“进步”范畴之下的诸多成果，都会损害人体神经系统和眼部健康。

当时还有一个顾虑，就是久坐不动，这也与眼疾增多联系到了一起。由于交通更加发达，加上出现了一些不用起身就能参与的新式娱乐活动，大家会把更多时间放在阅读上。工作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底层工种摆脱了体力劳动，书面词汇取代了口语词汇。正如现在我们关注“屏幕时间”一样，当时，期刊杂志上全都在强调“阅读时代”的消极影响。

“人造”技术来背锅

阅读材料、照明条件、桌椅空间、义务教育等，都成为当时眼疾增多的“罪魁祸首”。眼科专家罗伯特·卡特撰写了一份由英国政府牵头的研究报告《校园视力》，在报告中，卡特不偏不倚地指出，教育条件或许有所影响，但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下形势，必须收集更多数据。虽然卡特不愿被扣上“杞人忧天”的标签，但还是有很多杂志在报导中用上了“教育体系之恶”这样的字眼。

人们认为，这些新环境的问题在于它们是“人造”的。当时的医生常常会把现代人的弱视力与原始人的绝佳视力相比较，还会研究圈养效应对动物视力的影响。如此一来，在评价文明与“进步”之间的关系时，便有了更加负面的解读。有了这个结论，批评人士还可以说，视力退化是都市环境与现代娱乐活动的伴生品，是西方世界的典型特征。

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因此退却，反而继续推进现代进步，尽管在批评者眼中，这种进步导致了眼部疾病。人们发明了各种防护式眼镜，防灰、防扬尘、防日照、防光照……不一而足。

虽然存在种种担忧，但英国并没有成为“失明之国”，英国人也并非都是“驼背、近视的书呆子”。今日，关于“屏幕时间”与眼部健康的报道越来越有赖于严格的调查研究，但这只能说明，“现代性”问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顾虑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