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河一体”的大运河沿岸用地活力提升研究——以聊城市城区段为例

申旻玙,翟付顺

(聊城大学 农学与农业工程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1 引言

近年来，在大运河文化传承与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对于京杭大运河发展的关注度逐渐提升，运河沿岸空间的塑造和对运河游憩功能的开发成为了重要的发展趋向，同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大运河聊城段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地区的聊城市，境内运河水域全长138 km，占据山东省内大运河总长的1/3。随着大运河聊城段传统漕运功能的衰退，城市产业不再依靠运河发展，城市用地拓展和发展的重心脱离了运河，从而形成城河相分离的发展态势[1]，使得运河聊城段的沿岸用地空间失去活力。通过“城河一体”发展策略让运河沿岸用地重新焕发活力，并使运河生活真正融入整个城市中，使沿岸用地转向拥河发展，这对运河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研究区域概况

京杭大运河聊城城区段穿城而过，沿岸用地的发展繁荣与运河息息相关，此区段大运河的水系格局仍存在，是依附运河繁荣兴盛起来的区域。大运河聊城城区段属于典型的传统居住和商业混合型街区，保存着完整的运河漕运兴盛时期衍生出的街巷风貌格局，沿岸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京杭运河风貌聚焦在此截段集中展现(图1)。

图1 研究区域范围

该区段运河与东昌湖湖水连通，在漕运带动下商业贸易发达，这一片区形成了聊城市“城湖河市”特色城市格局(图2)。沿岸城市用地布局与运河的关系更为密切。随着时间推移，大运河的水运交通功能衰退以后，运河被作为一条河流来保护和打造，造成大运河和周边城市空间在运作上出现分离的现状，使运河沿岸用地失去活力[2]。

图2 大运河现状航拍

基于城河分离的突出问题选取大运河聊城城区段为研究对象，该区段运河沿岸混合型的用地更具有典型性，同时这种多种类型用地的相互交融为大运河聊城城区段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使运河片区焕发更加多元的功能价值。

3 运河沿岸用地现状分析

3.1 面：用地布局现状分析

运河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沿岸用地规模不断扩张，逐渐转向城市功能进行发展，除了依托运河产生的街区用地以外，现状用地的类型不断增加，此区段运河沿岸的主要用地类型为宗教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公园绿地用地、商业服务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居住区用地(图3)。从单一的满足漕运所需的商住用地，到现在用地多元化的介入，无不证明着运河与城市的发展需求的变化[3]。其中居住用地占据现状用地的35%，占据比例最高；其次为公园绿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分别占据25%和24%；其他用地比例都在10%以下(图4)。这种多元化的用地布局结构，为运河区段的发展增添一定的人流量[4]。

图3 用地类型布局

图4 用地布局占比

从各类城市用地与运河之间的关系来看，紧密度较低，呈现单独发展的态势，脱离运河发展转向现代城市[5]。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空间联系上，清孝街至大码头街沿运河分布两侧的用地与河道之间的距离较大，约40 m，且由于现状的沿河外围的机动交通、局促的滨水步道、高大乔灌木的绿化带直接切断了周边用地与河道的空间联系，使得运河与城市生活分离。二是用地功能上，米市街街区、东关街作为依托运河兴盛起来的用地，现状还在延续原有传统的居住与商业功能。此外，由于多阶段的建设改造和缺乏总体的规划引导，新兴用地的功能各自向着不同的趋势发展,导致运河两岸功能布局特色不突出，传统功能衰退。三是布局形式上，在大码头街、清孝街、北河庄街邻近运河两岸的部分商业与文物建筑在城市更新改造中仍保持着面向运河打开的状态，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建用地居民用地与铁塔商圈的建筑呈现背向运河的状态，转向城市主干道。

3.2 线：交通游线现状分析

交通网络是城市用地联系的承载者，以线性带状的方式贯穿城市之中。便捷的游憩路线可以拉近城市与运河之间的关系，场地的可达性极大地影响着空间的活力[6]。由于运河沿岸用地性质的多元性，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的竖向线性道路与呈支系发散的街巷两种不同类型的线路结构。运河外围形成以运河水系为轴两侧分布的线性交通线路：大码头街、清孝街以及北河庄街属于运河区段内的唯一机动车道，宽度约为7 m。为了保障机动车的快速通行，配备了慢行道供非机动车通行，临近运河河岸设有2.5 m宽的滨水步道。同时，沿岸周边街区分布着鱼骨状结构的支系街巷，其中羊使君街、馆驿口街、双街的街巷口都是直接邻近运河的，是周边用地与运河之间重要的纽带。但街区内部支路与运河之间被城市道路的形成阻隔，与主要道路未形成有效连接。

运河沿线主要交通以快慢系统的形式加强了与用地竖向的连接性，满足了单一的疏导交通的作用。从城河空间的联系上来看，没有形成高度融合的交叉体系，对城河之间构建的紧密度不够。首先，滨河步道仅作用于运河两岸，与周边的支系街巷、文物古迹和公园绿地未能形成有效的联系，缺失纵向贯通。其次部分步道与桥梁相接的接口处，很多桥下空间是无法通行的，缺少外部城市进入沿河绿地的通道，滨河空间在通达性与连续性方面较弱。对区域内部纵向的联系忽视，导致交通循环不畅，滨水空间与城市缺乏交流呈现碎片、片段化(图5、6)。

图5 运河外围行车现状

图6 运河桥梁接口现状

3.3 点：遗迹及节点现状分析

节点空间是吸引居民日常游憩的重要平台，是聚集人气的主要场所。大运河沿岸主要是以带状绿地形式为主，宽度分布不均匀在10～30 m之间，结合滨水步道形成部分小型空间。此区段运河遗留了丰硕的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大部分都分布在运河西岸，呈现沿线散点分布的规律(图7)。

图7 历史遗迹点分布

根据现场调研的情况来看，运河沿线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周边围绕着与运河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人文等资源。运河区段内的节点主要是三种类型：一是居民区周边附属绿地空间。主要是为满足周边居民的使用性，以小型广场为主，场地内除了健身器材外并没有其他设施小品，现状使用人气聚集度较差；二是依托沿岸历史遗迹产生的节点空间。运河周边文化遗存共计12处，除了山陕会馆、崇武大小码头这种沿遗迹节点外，其他的孤立在街区内部的历史遗迹都鲜为人知；三是运河沿岸的公共广场空间。主要集中在龙湾与铃铛湖，共有5处，场地内景观与运河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景观塑造主题不突出，没有聚集人气的节点。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由于绿地景观形式单一，与运河的发展相脱离，缺乏景观特色营造，不再对人群有吸引力。失去人群参与的环境缺乏生机与活力，与城市生活分离；二是，沿岸绿地与城市之间未形成体系，与外围绿地系统之间的通达性不高，导致运河与城市失去连接。三是，对运河遗产节点之间的关联性挖掘不足，散点式分布的遗迹没有建立整体格局的塑造，周围环境缺乏统筹管理，历史遗迹与运河之间被一些新兴的居民楼等建筑阻隔了视线，同时削弱了文化联系，造成历史遗迹与运河之间的联系割裂且分散(图8)。

图8 铁塔遗迹周边现状

4 沿岸用地活力缺失问题探究

4.1 割裂：运河与城市用地分割

在进行上位规划时，运河一直被作为一条河进行打造，运河片区的发展局限于运河本身，对城市用地与运河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有效地梳理。缺乏城市空间整体考虑，运河滨水空间形成单调的“一河两岸”的平行空间，未实现横向空间的渗透，对周边用地的辐射性较差。运河与周边用地被新建的城市功能承载体穿插、打断，加上两岸的部分场地高差较大，形成运河与用地空间上的切断并且视线通透性较差，形成割裂的现象，导致运河外围“邻水不见水”的窘境。所以，城河二元化运作体系是运河区段用地活力缺失的重要症结。

4.2 散点：节点空间关联性差

运河区段内的节点空间呈现散点状分布，在物质空间层面，仅仅停留在点—线之间的串联，缺乏线—面之间的系统组织。由于运河与周边环境割裂，遗产节点联系手段的单一和匮乏导致与运河之间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结构[7]。其次运河区段内的交通游线通达性较差，与城市用地之间无法形成完整连贯的体系，致使滨河空间场所功能受限，节点空间片段连接，空间活力直线下降。

4.3 单一：沿岸用地功能单一

对运河区域范围的划分上采用硬性划分方式，出现“一刀切”的趋向。周边用地背离运河转向城市功能发展，使运河区域内的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支撑居民需求，景观用地未形成标志性特色，缺失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功能更新方式过于单一，没有形成复合型区块用地，导致城市空间活力失衡的现象。

5 沿岸用地活力提升策略

5.1 构建弹性滨河区域

城市与运河是不断“生长”与发展的，运河和城市为动态发展的“共同体”。针对区段特性提出弹性滨河区域的构建，打破一河两岸的割裂结构，统筹协调运河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提倡城市周边用地转向“拥河发展”的模式，形成运河区域新格局。

通过弹性划分将沿岸用地特色资源规划进运河区域，偏向动态性配合城市发展梳理用地，有利于实现土地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和用地结构的最优化。不会出现明显的区域边界，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感降低[8]。结合用地布局中对于研究范围功能用地的定位，将片区内部不同形式的用地整合分类提出不同功能空间以适用不同受众群体，针对用地性质提出三类相应的区域构建设计(图9)。

图9 功能区域构建分布

(1)以商业活动为主的东关街与铁塔片区，主要是引导休闲娱乐、商业商务等第三产业，以业态升级与重构的方式从而提升运河区域的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侧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定位，与运河产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利用运河带优势创造更多的活动价值，打造成为古今交融的运河文化综合性商业体。

(2)以居住休闲活动为主的龙湾片区，侧重休闲、生态、居住和公众参与，该片区利用河湾的景观优势，结合现状的绿地开敞空间优化生态环境，活跃运河沿岸的公共活动空间，加强区域的连通性，满足城市居民通勤、生活等必要性活动。

(3)以特色文化为主导的历史街区片区，将历史遗产、特色坑塘与运河文化相结合，塑造多样的运河文化展示空间，在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记忆承载的同时，扩大公众对运河的历史、文化的参与[9]。

通过对运河空间与城市发展的重塑，打破城河二元化运作的机制，以达到空间功能用地组织的最优化。使运河区域更加适应现代城市发展需求，成为全民享用的城市河流。

5.2 打造血管状城市结构

运河与城市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共生的关系，应该从空间的各个层次来诠释。运河不该被简单视为一条河道，而是多种脉络通道结合的结果，就周边城市用地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交融”的血管状结构，让运河成为融入城市环境的功能带。

5.2.1 多元游憩路线

运河真正地融入城市中的关键方面就是要形成运河沿岸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通达性，才能成为日常生活人群使用频繁的空间。建立多元化的游憩路线，现状运河沿岸的游憩路线主要由水陆结合的形式组成。

步行线：在现状连续的滨水漫步道基础上增补慢行设施，形成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与东昌湖、古城区之间联动，贯通运河与外围城市之间的慢行通道。在滨水步道的基础上，连接沿岸街区步道，将街区的支路以及街巷路径融入步道体系。通过景观化或者标识的设立强化入口的引导，实现居民出行的便利性与通达性，增强运河区段内部的纵向联系。

水上线：提升此段运河沿岸的游船码头，在原有的水上巴士与湖河游览线路的基础上完善规划更丰富的游览体验，加强运河河道的游览职能[10]。构建运河、古城区、东昌湖、丁家坑、铃铛湖等特色水系格局特色的水上游览体系，丰富运河文化展示及景观呈现的平台。

骑行线：加强骑行道与城市道路体系的连接性，与步道并行的结构，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出行提供多样性选择，满足不同人群活动的各类需求，丰富游憩者沿河的休闲体验[11]。

5.2.2 文化遗存脉络

要传承和利用好运河文化资源，提高影响力度，深入到运河周边区域。在滨水步道的基础上，将各历史文化遗产点整合为高品质的城市文化脉络，打造一条沉浸式的运河文化体验路径[12]。

梳理区域文化资源形成特色体系结构，结合铁塔与大小码头的标识性打造独立又具有联系的景观空间，提取文化因子形成运河特色场景，让运河文化通过这些历史遗产点进行外扩。同时利用运河连续的线性景观特质，将沿线的山陕会馆、护国隆兴寺、傅斯年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使其作为纽带深入延伸至周边区域内部，重新延续已经碎片化的运河城市文脉(图10)。

图10 运河游线及文化体验路径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文物建筑的价值，更好地把这些革命历史、会馆文化、运河文化、漕运文化和名人文化集中地串联起来，形成多元文化的聚集地[13]。

5.2.3 沿河绿地网络

沿岸绿地公园也是吸引人群驻足观赏的重要平台[14]。将运河沿岸建立丰富的开敞绿地，梳理现有的公园绿地用地进行更新提升，立足特色景观空间，结合线状的滨水绿带，实现“点线面”的空间组合。利用街区街巷与城市干道等周边横向空间廊道，将运河景观通过公共空间向两侧腹地延伸，融入整个城市的水绿网络。结合沿岸绿地打造主题特色文化空间，选定人流聚集点建设休憩码头、栈道、平台等亲水设施，来丰富岸线形态[15]。提升运河游憩功能的支撑能力，共同形成以运河为主轴的公共开放空间网络(图11、图12)。

图11 运河南段沿岸绿地平面

图12 运河北段沿岸绿地平面

6 结论与讨论

随着运河漕运功能的弱化，其逐渐转化为一个较为复杂的城市空间。如何推动运河与城市一体化发展并使其真正融入城市日常生活是关键问题。本文从城河一体的角度对大运河聊城城区段进行系统研究，结合“点线面”三个维度对用地现状进行纵深化地细致剖析，旨在解决运河沿岸用地活力不足的关健性问题。以期能够为运河沿岸空间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建议：一是宏观层面上，统筹规划运河区域与沿岸城市用地空间。协调运河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关系，打破城河二元化发展。结合用地布局中对于用地的定位，整合用地资源构建相应的功能区域，通过弹性划分将特色资源规划进运河区域，使沿岸用地满足城市功能的同时也转向运河发展。二是中微观层面上，建立高度融合的血管状城市结构。充分利用运河的线性结构，建立多元化的游憩路线，并梳理沿岸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体验路径，将运河两岸绿地纳入进城市绿地网络，进而实现流动性的空间。重现运河两岸昔日的活力，并转变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