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8
董一磊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 200092)
自晚明以来,扬州盐商云集,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沿江盐商群体。此时的盐商主要以徽州商人为主,同时又汇聚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商人,这些商人通过对苏州文化特色的模仿,逐渐与徽州地方色彩相融合,最终培育出独具特色的扬州城市文化,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同时经过城市文化的熏陶,徽州商人的审美旨趣也有了新的提高[1]。
郑元勋先祖在南宋时期就生活在安徽歙县长龄村,直到郑景濂顺应盐业贸易制度改革的潮流跟随大量徽商携带家族迁居扬州涌入两淮盐业营商谋生,《扬州休园志》记载郑景濂“独谓盐策可以起家。饶智略,干局坐,筹贵贱,赢缩之征如指掌上,诸曹耦辐辏归之,悉听部署[2]。”
郑景濂次子郑之彦也与其父一样显示出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公(郑之彦)往往得之,指屈腹记中,秋毫无所误[3]。”万历年间推行纲盐法,这项政策大大利于郑之彦这样的大商人,后被推举为盐商领袖,史称“盐荚祭酒[4]”。
郑氏家族在经过盐荚之后逐渐发展起来,在教育、科举、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逐渐从一个商人家族转变为一个绅士家庭。到郑元勋这一代,由于其父郑之彦的经营,家族事业已经走上了正轨,不再需要他们亲自从事盐业经营了,富裕之后的郑氏家族,更渴望能在文化上取得成功。这种渴望源于徽州深厚的文化积淀。徽州地区自古崇尚文化,重视儒业,文化的熏染沉淀在徽州人的性格深处,寓扬的徽商对文化的投入不遗余力,他们热情的资助书院的建设,开办义学,延揽学者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研讨,搜集图书并将其编辑出版,建造名园宴请文士聚集唱酬,这些文化举动反映了传统的徽州人对于文化事业的关注和热衷,他们认为文化事业才是一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5]。
屡试不第是晚明士子的科举常态,郑元勋多年失利,晚明官场复杂,当时的文人多有科举经历,但是落榜者居多,这些落榜者成为了当时文人结构的主流,海内外学者曾对于晚明科举状态进行过统计研究认为其乡试的录取率非常之低,仅有1%,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文人来说,他们与普通人生活并无二致,只能算是有文化有政治抱负但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普通人。
由于科举的困难,大多数文人则有了更多的时间相聚一起进行志同道合的风雅之去,雅集赏鉴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主流,文人会聚山水佳处,吟诗作对成为了当时文人标识的交游活动[6]。
由于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催生出了众多活动和娱乐,因此晚明也公认是一个好“玩”的时代,但是好“玩”则需要有“闲”,有闲而好玩者,又需要很大的财力和物力,晚明富足的社会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已经被听曲,旅游,诗词斗富,收藏等所取代[7]。这一时期,玩世不恭的社会心态,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出版业的繁荣同时反作用促进了晚明文化的传播,例如高濂的《遵生八笺》,袁宏道的《瓶史》,文震亨的《长物志》,毛晋的《香国》和《群芳清玩》,其中高濂的《遵生八笺》涉及到晚明文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晚明时期的文化巨著,该书是以“闲适消遣”为功用,通过闲适的心情来经营日常生活,其中《燕闲清赏笺》最能代表晚明文人生活状态,其整体价值最主要的概括,是“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8]”。记载了文人品茗鉴赏的识别与方法。
彼时的文人闲居无事则想方设法的丰富自己的生活,因此如何丰富闲适的生活成为了文人雅士的研究课题,文人墨客通过把书画、园林、古董等事物及相关审美融合与“闲”成为了当时的生活状况。
《媚幽阁文娱》是郑元勋的代表作之一,《影园自述》[9]记载媚幽阁是影园的主体建筑,这篇文集以园林建筑为题体现了郑元勋对于影园非常重视,影园在当时的最大价值是为当时的文化圈提供一个诗酒唱酬的文化圣地,文娱二字体现了郑元勋“文以自娱”的思想理念,以郑元勋为代表,这部文集主要体现了当时文人“闲赏”生活的两个特点。
文人审美精神记载:《媚幽阁文娱》里记载了多篇关于文人对于自然审美乐趣的文章,例如钱应金的《听竹楼记》描写作者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来表达其超然于闲情的气氛[10],又如张鼎《补孤山种梅叙》记载种梅活动[11],沈春泽《白香集序》记载了梅雪景观[12],其他文章包括钟惺在《简远堂近诗序》[13]在环境优美处如何作诗等都展现了当时晚明文人通过园林生活与诗文活动的互动关系。
游历情兴的记录: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传统游记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游记主要包含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小品文以及以徐霞客为代表的科学考察文。这两类裁体所涉及的话题主要视角包括娱乐游览,学术评论以及科学考察,《媚幽阁文娱》显然属于第一类,文人更愿意游历名山大川,尤其是舒适方便到达的江南城市或者郊区游历,在游历过程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这种独特的体验方式转化为山水游记,重新发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14]。
以郑氏家族最为经典的影园(图1)和休园(图2)为例来展示其“燕闲” 和“清赏”特点,根据园林的侧重点不同发现,影园主要以“清赏”为主,“清赏”分为以自我内在感受自然审美乐趣的幽赏,和以文人雅士一起外在品评的品赏,而休园以“燕闲”为主,“燕闲”分为个人书写诗文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闲情,和隐居园林的闲隐。
图1 影园平面复原图(引自参考文献[9])
图2 休园平面复原图(引自参考文献[19])
影园造园选址极佳,由于位于城市边缘地带,因此周边环境清幽,富于水乡野趣,虽然南湖的水面并不宽广且背倚城墙,但是园林前后夹水,隔水蜀冈,蜿蜒起伏,尽作山势,形成了良好的幽赏氛围。《遵生八笺》卷四里记载,“步山径野花幽鸟,山深幽境,真趣颇多。当残春初夏之时,步入林峦,松竹交映。遐观远眺,曲径通幽[15]。”园林所处幽静乡野之地,体现着四时幽赏。园林通过选址以及建筑物景点的命名来表达自己的幽赏趣味,媚幽阁作为主体建筑其选址在前临小溪,若有万顷之势也,媚幽所以自拖也,故取李白“浩然媚幽独”之诗意命名。郑元勋做追求的清赏的特点完美的展现在了这种清幽,媚幽的意味。
影园同时举办了很多品赏活动。
赏匾额赏绘画:郑元勋曾邀请当时的文人墨客为影园题词,包括董其昌、陈继儒、倪元璐等,同时郑元勋与董其昌等在这里作画,寄情山水抒发情感。
赏花赏诗文:黄牡丹是影园独有,郑元勋因此设黄牡丹诗会,影园品评黄牡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牡丹在中国是华贵的象征,而黄色更显尊贵,因此,黄牡丹在中国的寓意以珍贵高贵居多,值得期待的美好和尊贵典雅。黄牡丹的数量极其稀少,寓意着生命的可贵和珍惜,而想要得到黄牡丹就要有充分的期待,对美好的向往,牡丹的国色天香也证明了其高贵典雅的寓意。作为经过“扬州十日”的古城而言,在名园中举办的黄牡丹诗会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故国之思。郑元勋在影园举办的黄牡丹诗会已经成为了继西晋石崇金谷宴集,东晋王羲之兰亭集会之后的又一通过园林体现文人生活的文化景观典范。
虽然同为经常性的举行诗文活动,休园与影园相比有个很大的区别。影园更多的是举行比赛来品赏自然,借物喻人,来表达政治意图。而休园的设计之初就是希望恢复影园的山林乐趣,达到闲情的目的。
冒裏《扬州休园志,含英阁诗序》说:“影因兵焚之后已为寒烟茂草矣,晤超老弟水部士介公相与感慨洋泣不能言。未几而水部公嗣君晦中侍御成进士,蜚声于蓬山枫殿之间,经济文章海内共仰,水部公葺休园以娱志悠游泉石,重与余二十年殇咏其间,固自乐也。”郑侠如向往宁静闲适,因此通过修建园林来满足他的向往理想生活的愿望。诗文对于休园的营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休园的景点要素的营造,景题的设置,景点流线的安排等。如浮清景点门联为“前园后圃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通过圃,沟壑,琴,书,萧等物质营造园主人别样的闲情逸致的思想。而休园的空间设置也更加符合这个门联的设置,如逸圃与琴啸和金鹅书屋相对[16]。
郑庆祜作诗“大隐在朝市,小隐居林薮,匿迹城中园,即亦可守。”来描写休园中“园隐”一景,通过景题来表达休园的园林隐于园的核心思想,休园建于城市边缘,很好地符合了大隐隐于市的思想内涵。虽然没有脱离繁华的扬州城市,但是隐却是和休园时刻相关。休园通过景名来展示其隐逸思想,包括休园的休字,景点中的园隐,止心楼等。休园筑山理水北侧三座山峰,南面墨池一座,这种闲云野鹤的自然营造使得休园虽然位于城市但是又远离城市的闲适隐逸。
徽商在扬州所营建的园林,更多的倾向于在城市和湖上根营园来满足自己的燕闲清赏的要求,休园和影园分别为两者代表。扬州园林素有“甲第园林”之称,“甲第园林”就是城市山林,休园周围由城外水系环绕,与园内外形成完整的水系。因此影园极大地促进了清代湖上园林建设发展,后续园林争相选自江湖地借景造园,为后续乾隆六下江南提供了先例[17]。
水景:休园以墨池为主体,影园引水成葫芦形水池来构成园林主要意向。同时建筑围绕其构造,水体萦回曲折,形成多条小溪,而溪成了园林主要的构成要素,溪流串联景点,以植物为遮蔽营造野趣氛围,以达到“赏”的意蕴。
山景:《园冶》曾描述池上理山“洞穴潜藏,穿岩径水;风峦飘渺,漏月招云[18]。”因此池上理山是重要的造园对象,由于扬州徽商财富充足,因此置石也非常丰富,作为障景同时划分空间。
植被:扬州园林地处江南地区,因此园林植物的选择也遵从江南地区特色,通过植物来表达园主人闲适的氛围,比如观赏种植梅花、牡丹、芍药等植物。同时以植物景观为景点也非常多,比如植槐书屋,入口古藤等[19]。
晚明时期,建筑的僭拟之风更加热烈,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移,建筑形式趋于多样奢华,而扬州园林建筑区别于其他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层楼复道连廊加以连接,丰富园林空间。例如影园的半浮阁,休园的墨池阁和古香阁,层楼阁道还回,形成通路。入口空间曲折多样形成步移景异的园林空间,例如影园的四道门以及休园的层楼和阁道的形式都可以说明。连廊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这种建筑所营造的复杂状态是为了给园主人呈现出清雅的生活环境,方便园主人举行日常的读书品茗等闲暇活动。
闲赏一方面体现着晚明时期的文人乐趣,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着时代的印记,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也更多了一丝无奈感和心酸,这种倒逼催生了园林的文化生活,园林成为了当时文人展示自我的桃花源,从这一层面来说,晚明园林已非物质层面的园林,在精神文化需求上承担着重要的作用,文人与自然相互互动成就了不朽的晚明园林,以徽商为代表的园林也成为了城市结构中留下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烙印,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兴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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