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安置社区(地方)感知融合度的研究——以西安市回迁社区为例

胡 颖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1 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途径之一，也是当今地理学等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为了应对城市化的深入推进，由政府主导、房地开发为运作的城中村改造，其建设发展已成为全国范围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改造的安置社区多以一个或多个村庄进行整体上楼安置，形成原城中村模式消失后的空间重构。这种因被动城市更新带来的存生于城乡之间的回迁安置社区，在给原著居民改善的生活质量同时，他们的长久以来的地方感也造成破坏[1]。对空间地域变迁导致的归属感变化，基于此，文中以城中村回迁安置居民为对象，利用感知融合理论，运用归属感和地方感两个维度，探讨地方感影响因素及空间进行优化策略。

2 文献回顾

围绕社区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社区满意度，国内外学者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测量，分析了其影响因素。潘允康、关颖[2]认为社区认同感主要来自于社区满意度，可以通过社区满意度来测量，而满意度、归属感离不开社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谢莉探讨了领导方式、组织领导与成员关系对组织凝聚力的影响；丘海雄在比较研究香港和广州社区后，把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归为居住年限、人际关系、社区满足感、社区活动参与等4个方面；罗奇等认为居民对社区非正式活动的参与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单菁菁[3]在研究社区满意度时也使用了20各社区环境与服务的指标进行评价。本文利用社区感知融合度量表进行不同时期感知度的测量，得出新旧社区的社区归属感和满足感的差异。立足相关分析，其借鉴已有研究分析影响安置社区归属感和满足感的因素，提出促进拆迁安置群体更好融入城市社区的相关策略。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

此次研究对象选取西安市曲江新区安置社区-北池头村，社区位于大雁塔东侧，因地处曲江池北头而得名。北池头社区是由原先的北池头村拆迁后，政府建设的集体拆迁安置房，原村委会辖8个村民小组小组、933户、2804人，目前安置社区居民结构主要以原居住居民为主。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用问卷调查法对不同时期居民的感知度作多元评估，对居民的不同时期社区地方感意识采用计算变量和描述性分析方法。最后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探索居民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为避免过多测量指标，借用有关文献曾用的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公式：Xi=μi+αi1F1+αi2F2+αi3F3+...+αimFm+ε)对维度结构进行归纳。在创建社会融合的结构关键因子时，选取上述6个测量指标，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找出关键因子后，以关键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把标准分换算为1～100分之间的数值，计算综合得分，同时把新因子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换算得出各维度因子的具体分值。

3.3 研究内容

3.3.1 不同时期的归属感和地方感的比较

该比较涉及3个层面：①是城中村居住和回迁社区居住区之间的归属感和地方感的比较，可以用来检验前后居住空间的归属感和地方感的差异，即哪个时期归属感值和地方感值相对较高。②归属感和地方感之间的比较，可用归属感和地方感的比值来表示，从城中村居住时期的归属感和地方感之比和回迁社区时期的归属感和地方感之比，对比分析前后时期是偏向于归属感还是地方感。③城中村和回迁社区的归属感和地方感比值的比较，两个时期的社区感知融合的内在结构差异。

3.3.2 不同时期的社区感知融合结构的内在差异

从归属感和地方感两个方面来看，归属感是居民对社区的心理感觉，地方感是居民对社会的依恋情感。威廉等人认为归属感包括认同、喜爱、依恋；霍伊尔在区分归属感和地方感时，强调了归属感的成员身份认同好自我归类的内涵[4]。社区生活环境的好坏是社区群体对其产生肯定或否定情感的主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建立社会分类，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功能。内群体和外群体是群体成员身份区分的主要标志，归属感强调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受制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相反，对于地方感而言，社区生活环境的肯定或否定情感受制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较小。

4 结果分析

统计结果发现：①拆迁安置型社区居民的感知空间强度一般，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对新社区的归属意识感不强，社区“异质化”居民的间社区关怀度一般，但对“同质化”社区邻里的关怀意识较强，此外居民对社区参与行为也不强。②不同人口特征和不同动机的居民的空间需求及社区意识存在显著性差异。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构显示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居住时长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个人的社区满意度与社区意识。

4.1 回迁社区归属感和地方感的影响因素

4.1.1 空间分异因素

安置城市社区因社会身份与阶层等级的外在体现导致城市居住的空间分异与隔离，从而形成多种封闭类型的安置社区居住空间。居住空间较为接近，彼此间就容易相互接纳，反之，空间距离越大，关系就越容易疏远[5]，由于拆迁形成的农民集中区和及城中村的管理体系一样缺乏开放与流动。近年来，城中村居民边缘化的居住环境，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对先前生活圈子和社会关系的依恋，限制了社会网络扩张，强化了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和距离[6]。

4.1.2 社会关系网络因素

社会关系网络由于二元结构以及制度政策排斥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仍然将城中村村民视为外来人，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偏见和歧视[7]。城中村居民渴望与城市居民交往，由于知识匮乏，共同语言极少，最终交往只能向同质化的群体靠拢，最终形成社区“同质化”群体，而在这个群体中，其社会网络关系比较单一，以拥有相似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在新的环境内以来寻求更多的心理上的共鸣作为交往和组织结构的纽带，更容易产生地方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但这种群体往往使这类人群在居住空间上形成一种自我“社会空间”，从心理空间和物质空间对外实施排斥和抗拒。人们与非同一阶层的人共鸣减少，物质差异使人们在社会中发生分裂[8]。

4.3 文化与心理认同因素

在城中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既可以产生文化的融合也会有冲突，由于收入差距、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不同，同时缺乏有效的对话和交流，相互产生隔离无法真正从心里和文化上接纳对方，也难以真正实现融合。

根据社会空间的理论视角，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异质性都会导致内群体中的成员对外群体及其成员持有漠然、疑虑并且排斥等心理特征，其心理上是社区归属感的必然失落。以创新等为主要的表征的城市主导文化与思想意识薄弱的碰撞、个人间形成次级或匿名文化互相冲突的关系，使得居民在生活方式、价值判断等造成偏差，进而产生文化自卑感和边缘化心理。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及这一点，“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到人们的共同生存[9，10]。

5 结论

本文在分析融合度的测量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及实例研究对地方感知融合度重新解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化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转折时期，城市的扩展所形带来的的城中村拆迁，得不到高流动性的迁出人口的认同，对新社区缺少情感的归属感。②由于场所的变迁以及自身的所处环境变化，被动改造的居民在缺失地方感的同时，逐渐失去原有的社区地方性，在心中形成的另一种“无地方，无归属”的真空状态，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城镇化进程中的形成的一种“失根式”的消极地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