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国际环境援助的碳减排效应分析

李颖

摘要：利用 198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针对国际环境援助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构建了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环境援助影响我国碳排放的效应可以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三类。国际环境援助对二氧化碳排放发生影响的规模效应为负，并且效应规模较大；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为负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技術效应为正效应。可以看出：虽然国际环境援助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我国经济结构逐渐向低碳型，但是其影响作用还十分有限；应妥善利用国际环境援助资金，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强化正环境效应，减少负环境效应。

关键词：国际环境援助；碳排放；效应；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4-0296-04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建设获得巨大成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发展的工业经济使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一直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使得环境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目前已渐渐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要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同时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大量增加。目前，在世界上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加大减排力度，因此我国压力很大。所以我国应该积极制定并实施相应政策，以减少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还面临较大困难，因此，国际社会的环境援助资金就成为我国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支持。但是，国际环境援助对减少我国的碳排放是否起到了积极影响？对华环境援助的实际效果又如何？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目前对于引入国际环境援助对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存在两种观点，这两种几乎完全相反。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环境援助的进入对东道国的环境会带来有利的积极影响，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环境援助的进入对东道国的环境会带来不利的消极影响，会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带来环境的恶化。在实际研究中，这两种观点均获得了一定的支持。笔者认为，环境援助有可能通过影响受援国的经济规模、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而间接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环境援助对受援国环境影响的总效应是上述三种效应的总和。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以国际环境援助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效应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中国1988～2013 年的统计数据，建立相应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国际环境援助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这对中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

2 模型的构建

目前对于引入国际环境援助对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研究通常是采用单方程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的[2]。这类方法往往不能正确反映经济体中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鉴于此，为了系统全面地梳理我国引入国际环境援助在规模、结构和技术这3个方面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状况，本文将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分析。

首先，构建效应方程，将引入国际环境援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解为三类：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构建的二氧化碳排放方程为：

其中：E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Y 表示规模效应，S表示结构效应， T 表示技术效应，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式（1）的两端取自然对数，则方程变为：

其中，对于规模效应（Y），随着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增加资源消耗，从而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果国际援助资金主要进入了能耗大的产业中，则经济规模效应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反之，如果国际援助资金进入节能环保型的产业，则经济规模效应将会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因此，认为国际援助资金带来的规模效应可能会对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增加或减少的影响。笔者考虑四大因素，资本，劳动力、国际援助资金（由于国际援助资金发生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取滞后一期的值）和 E，并构建如下方程表示国际援助资金带来的规模效应：

对于结构效应（S），通常情况下，我们将资本劳动比（KL）作为衡量结构优劣的重要指标。同时，资金（K）的进入，也会提高生产效率，使得经济结构转向更合理的方向。如果国际援助资金进入能耗高、污染严重的行业，则结构效应对环境起到的是负面的消极影响，相反，结构效应就对环境起正面的积极影响。因此，将KL、AID和K作为经济结构的影响因素，构建如下方程表示国际援助资金带来的结构效应。

对于技术效应（T），一般认为国际援助资金的进入能够带来技术溢出，引进对环境有利的技术，能使生产过程更有效率就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反之，就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一项新的技术产生作用会有一段时滞，因此，上一期的技术也会影响本期技术。所以，在技术方程中将上一期的技术和国际援助资金两个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因此，构建如下方程表示FDI 带来的技术效应：

综上所述，为了综合考查FDI 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复杂关系，构建如下时间序列联立方程组进行研究。

3 指标描述与数据来源

3.1 指标描述

在方程组中，E代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计算CO₂排放量采用公式CO₂= ∑Si×Fi×E计算，其中，Ei为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量，Fi为i类能源的CO₂排放系数，Si为 i类能源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例。由于各个能源机构估算值不同，这里取各机构的估算值的平均数作为三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煤炭：0.7329、石油：0.5574、天然气：0.4226。计算得到。Y 表示总产出，用中国每年的实际GDP来描述。S 表示产业结构，主要用第二产业的产值与中国GDP的比值来表示。T 表示技术水平，采用单位GDP能耗来表示。K表示资本，用雷辉、张娟在《经济问题探索》的文章“我国资本存量的重估及比较分析”中的数据描述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力，用历年中国就业人数表示。Aid表示国际环境援助额，用中国每年实际接受的金额进行描述。KL 表示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采用资本存量比人力资本存量进行描述 [3]。

3.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基于数据的可靠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样本区间统一取为1988～2013 年之间 [4]。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联立方程模型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采用联立方程的模型进行分析。要估计联立方程模型必须先保证该模型是可识别的，而联立方程模型的识别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阶条件是必要条件。假设结构式模型包含了M个方程，模型包含了H个变量（前定变量和内生变量都包括在内），待识别的方程包括了G个变量，则识别此模型的必要条件可描述为：M-1≤H-G

式中，恰好识别则等号成立，过度识别则不等号成立。即

若M-1>H-G，则不可识别；

M-1=H-G，则为恰好识别；

M-1

另外，秩条件是充分条件。在一个结构式模型中，如果方程有M个，则所有方程都可以被识别的充要条件是：在该方程中不包括的变量（包括内生变量和前定变量），其参数所构成的矩阵（记为A）的秩是M-1，即r（A）=M-1。

估计联立方程组模型中结构性参数的方法很多，与其他方法相比，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将方程之间的相关关系考虑在内，所估计的参数更加有效。因此选取了更有效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估计[5]。

4.2 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本文构建的联立方程组，首先判断模型的可识别性，模型中内生变量个数 M=4，模型包含的变量总数H=9，方程（1）的 G1= 4，方程（2）的 G2=4，方程（3）的 G3=5，方程（4）的 G4=3，易知联立方程组中所有方程均满足M-1

从表1中联立方程组的估计结果来看，除了结构效应方程以外所有的经修正的R2均超过了90%，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同时，大部分解释变量的T检验量都非常显著，可以认为模型估计的效果较好，即估计的AID与CO₂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4.3 结果分析

4.3.1 引入国际环境援助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

根据估计结果，国际环境援助每增加 1%，GDP 将增加约0.041%，而 GDP每增加1%，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120%，因此，国际援助每增加1%，最终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4.92%，由于引进了国际环境援助，使得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因此国际援助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表现是为负的。从目前我国实际国际援助情况来看，各年间起伏较大，最高年份2005年利用国际援助1251.8231百万美元，最低年份1988年仅有0.6127百万美元。并且国际援助占GDP的比重较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大，国际援助每增加 1%，我国GDP仅增加0.041%。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导致国际援助的规模正效应并未体现，因此，引进国际环境援助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6]。

4.3.2 FDI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

由联立方程的估计结果可知，国际援助每增加 1%，导致产业结构指标增加0.009%，即我国第二产业在总产业中的比重增加了，而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每增加1%，二氧化碳排放将会增加0.599%，总体而言国际援助每增加 1%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0.005%，说明国际援助的流入并未促使我国经济结构朝着环保型结构转变，反而进入了污染较大的第二产业，增加了碳排放量，即国际环境援助对碳排放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4.3.3 FDI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效应[7] 由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国际援助每增加1%，将导致技术水平提高0.017%，而技术水平每提高 1%，将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362%，因此，国际援助每增加1%，将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减少0.023%。说明我国国际援助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生产设备和管理经验等，使得资源使用率提高，从而减少了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改善了环境，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8]。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援助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我国利用国际环境援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并采用1988～2013年的數据，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模型。模型估计的估计结果较为良好。为我国进一步更好地利用国际援助，保护环境，做了有意义的探讨。研究结果主要得出三点结论，①国际援助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为负效应，国际环境援助每增加1%，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4.92%，规模效应较大；②FDI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效应为负效应，国际援助每增加 1%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0.005%；③国际援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效应为正效应，国际援助每增加1%，将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0.062%[9]。

5.2 政策建议

虽然国际环境援助的进入给我国带来了先进的“清洁”的技术以及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使我国经济结构朝着清洁型结构转变，但是其影响作用还较小；国际援助的进入也为我国带来了负面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而且规模效应影响较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应调整利用国际环境援助政策，强化正环境效应，减少负环境效应[10]。有鉴于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2.1 降低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提高技术效应

国际环境援助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影响较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都存在相应的联系。历史经验显示，一国从污染加重到污染减轻，其拐点大概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5000美元。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1700美元，目前我国现在人均GDP已达到6000多美元，已经列位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已经超过了拐点。然而，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经济发展仍然会带来负的环境规模效应，导致经济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市场和干预失灵，以降低降低国际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同时，要积极促进国际环境援助中的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学习和推广，提高国际环境援助中技术类援助的扩散效应。当国际环境援助规模效应足够小或者技术效应足够大时，国际环境援助将最终减少碳排放。

5.2.2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国际环境援助的积极的结构效应

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长期存在，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产业，都存在着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第二产业，总规模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较为缓慢，经济增长质量较为低下。一直是消耗高、污染高、技术水平低。尽管现在有所改进，但在短期内实现转型还很困难。因此，要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援助的资金，加快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大力发展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污染低的项目。其次，加快第一、第三产业的现代化步伐，构建完整的产业链结构，促进第一、第三产业的较快发展。

5.2.3 提高技术溢出的正效應

技术进步是降低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我国国际援助的进入带来了 “清洁”的技术，使得对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消耗量下降，通过实证分析后得出的结果是国际环境援助的进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效应为正效应，国际援助每增加1%，将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减少0.023%。但是，随着国际援助的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系数值较低，仍然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溢出的正效应。因此政府在引进国际环境援助时，要有目的地引进具有正面促进环境保护作用的技术项目，注重高科技环保技术的吸收和推广，建立相应研究中心和研发团队，发挥技术的正向溢出效应，保障对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进一步的开发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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