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常败将军”范文虎的一件白玉壶

文 图 /左骏

元代“常败将军”范文虎的一件白玉壶

文 图 /左骏

文献里，宋末元初的“常败将军”范文虎几乎完全是一位平庸无能、欠缺道德操守的反面人物，不过事实上不能否认的是，他也是唯一入元廷中枢官职最高的“南人”。我们很难想象大元皇帝忽必烈愚昧到自始至终对范氏的信任仅仅是因为他的左右逢源或是谄媚，而对于范文虎其人的重新认知，恐怕就要从1956年考古发现的一件精美文物说起了。

“常败将军”范文虎

南宋咸淳九年（1273），蒙古铁骑自襄樊南下，夺道汉水后沿江而下攻取南宋。此时偏安百余年的南宋朝廷上下哗然，人人自危，历史将肩负国运的接力棒从已降蒙古的大将吕文焕手中传递到降职并退守于安庆的范文虎肩上。时下的范氏，手握重兵左右着战局的变化，他人脉绵厚，掌控南宋的存亡，成为南北两方政权极力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终究，利益和权力诱惑让虚无的名节荡然无存，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的一天，这位起家于几乎能日日面圣的“殿前副都指挥使”的高级禁军军官，在南宋军民同仇敌忾的关键时刻，做出最终的选择：他恭谨地亲撰了一封降书，收件人是敌方的大将伯颜，这一年也是忽必烈建立大元的第5个年头。

范文虎墓出土玉碾螭虎纹贯耳壶：连盖通高7.1厘米，盖高1.11厘米，口径2.75～3.25厘米，贯耳孔径0.2～0.25厘米，盖面孔径0.3厘米，缺口径0.6厘米

范文虎墓出土玉方形穿带饰：长1.74厘米，宽1.1厘米，厚0.77厘米，孔径0.3～0.85 厘米

降元伊始范文虎即被授予 “两浙大都督”，这显然是蒙古人充分利用范氏对宋廷的政治影响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宋的战事。范文虎没有让忽必烈失望，就在他献出安庆城的第二年（1276）的春天，便引领蒙古军队浩浩荡荡进入他曾服务过的临安宫城。元廷又加其“参知政事”（从二品），战事趋于平息后的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征调他入大都任“征东行省右丞”（从一品）远征日本，不过时运不济，在次年于日本北九州遇“神风”惨败后被革职，如此也成就了范氏“常败将军”的名号。不过忽必烈对范氏的青睐在此后的步步累迁中可见一斑：至元二十一年（1284）迁“（中书）左丞商议枢密院事”（正二品）；至元二十四年（1287）迁“尚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正二品）；至元三十年三月（1293）以“平章政事”（从一品）身份“疏漕河之役”；第二年（1294）以“平章政事”（从一品）改“监浚通惠河”——这也是范氏最后见于史书的踪迹。

《宣和博古图》商周贯耳壶

玉雕技法 制玉技法源于石器制作。《诗经·淇澳》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是制作玉石器的基本工序。切，即解料，用无齿的锯加解玉砂，将玉料分开；磋，是用圆锯蘸砂浆修治；琢，是用钻、锥等工具雕琢花纹、钻孔；磨，是最后一道工序，用精细的木片或葫芦皮、牛皮蘸珍珠砂浆，加以抛光，玉器便发出凝脂状的光泽。这套制玉技术，在商代已为工匠们所掌握。现今的玉雕技法，大体还是采用切、磋、琢、磨四种方法。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

《宣和博古图》商贯耳“弓”壶

古代历史文献里的范文虎几乎完全是一位平庸无能、欠缺道德操守的反面形象，不过事实上他也是唯一入元廷中枢官职最高的“南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代枭雄忽必烈自始至终对范文虎的信任仅仅是因为他的左右逢源抑或是谄媚，而对于范文虎其人的重新认知，恐怕就要从1956年一个考古大发现说起了。

惊现白玉壶

1956年的安庆，自从省会北迁至故庐州府的合肥后，这座长江下游北岸的中小城市就积极地响应中央的号召，一系列的如火柴厂、面粉厂、糖厂这样小型的自给自足的工厂如火如荼地拔地而起，对于早已人口饱和的旧省城而言，东门外的旧称“棋盘山”的沿江岗地自然成为厂址的首选。4月里，糖厂的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那个时代，有推土机这样“高科技”的加入大大加快了工期，就在厂房基建时刻，负责掘土的工人在推土机铲平碾压的土层中发现了大片的青砖。令他们更加惊奇的是，沿着碎砖范围稍加清理，一座石灰米汁灌浆的双室并列大型砖室墓赫然呈现于世人面前。好奇的人们七手八脚地扒开西边的木椁，里面还有一具完好的木棺，工人们打开木棺从中取出了金银器具和玉器。

安阳殷墟出土铜壶

发现古墓和金银的消息很快在小城传开，时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的潘赞化、马以愚先生闻讯赶赴现场后深知意义重大，随即电告合肥。经过省馆人员的清理，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两墓各有券顶，男左女右并室排列；在东边墓室前端出土的碑铭，上以“九叠”体镌刻“……枢密院事提调诸卫屯田通惠河道漕运事范”，文末赫然以楷书体侧书“文虎”二字。

这便是在中国宋元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范文虎夫妇合葬墓。左室（东室）便是宋元之际叱咤风云的名宦范文虎，葬于大德五年（1301）；先前被打开的，右室（西室）为夫人陈氏，葬于大德九年（1305）。随葬品多数以实用器具为主，范文虎棺中的6件（组）玉器中，以一件白玉小壶最引人瞩目。

这件玉壶为白色略闪青的和田玉琢制，晶透无瑕，莹亮可人。扁扁的壶体，鼓鼓的腹部，底部还有一个矮矮的圈足；壶上配套有椭圆形的盖子，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盖上碾琢有顾首翻身、头尾相接的螭虎一只。壶身素雅，只是在口沿下、颈腹相接处各饰凸弦纹几周；壶两侧有一对上下穿通的贯耳，贯耳的上下两端也琢出凸弦纹，下腹部光素无纹。同时还发现1件微小的方形玉穿带饰。

杭州南宋城遗址出土陶贯耳壶

命名

玉壶最早称为“玉尊”，此后历年的宣传中也有称为“白玉贯耳盖瓶”、“玉卣”或是“贯耳玉瓶”，莫衷一致。玉壶出自棺内范氏身侧，这无疑是他心爱的一件随身用具。所以，对于玉壶的解读是否能步步靠近真实一面的范文虎呢？

单从外形观察，其造型当是仿自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壶”。有宋一代，自宋仁宗开始注重修缮礼乐。这种由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礼制研究活动，无意带动起文人士大夫参与三代钟鼎彝器研究的金石学大兴。以欧阳修《集古录》继而《集古录跋尾》为代表，文士对青铜彝器铭文、器型、礼用等方面的金石考据风潮也随之风靡。李公麟与吕大临先后编撰《考古图》，其中李氏《考古图》曾收录有“兽环细纹壶”；吕氏《考古图》一书第四卷中收录壶形铜器计有14件。北宋末年宣和年间（1119～1125），王黼奉宋徽宗旨编纂皇室藏青铜彝器精华的《宣和博古图》（又称《博古图》），其中收录“壶二十五器”。首件是带铭的“商贯耳‘弓’壶”。

依据“弓”铭考据该件商代铜壶与“乡饮”礼有关，同时又对两耳功用可以推断：“观其两耳可以贯绳，是必系而挈之者。”此壶后继一件带盖“商欱姬壶”（看器型似西周早期），也同是贯耳形制，仅腹身较细长。后又录“周贯耳壶”5件，看器型纹样仍多为商代，按跋文记录均为扁壶样式。

以上几例宋人著录当时所见的商周铜容器均名之为“贯耳壶”并在前冠以或商或周的时代。现代科学考古出土品中，代表性青铜壶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若干件为例。实际上，史前直到二里头时期还有为数颇多的陶质贯耳容器 。如果将这些传世品、出土品与范氏墓中所见玉壶相比较，其共同特征为：椭圆扁形的体型，修长颈部、垂鼓腹部、圈足等等。所以范氏玉壶的原始模本即商周时期的青铜贯耳壶，应当称为“玉贯耳壶”更合适。

这件玉贯耳壶显然是受金石学兴盛后的“好古”风格影响。我们所见宋元古物中的贯耳壶器具，均以陶、瓷器为主，绝大多数陶、瓷贯耳壶烧造和使用时代在南宋早期，更有意思的是目前尚未见到北宋贯耳壶形容器的材料。贯耳壶图形最早见于北宋末年《宣和博古图》，旋即被金人南侵“靖康之难”的混乱战局所阻，故而尚不足以形成适宜在整个社会风行的条件。

高宗南渡，在汴京祭器、文献悉数被北掳的情况下，国家祭器只能暂时用陶、竹制品替代。绍兴十三年（1143），杭州“行在”的秘书省将千辛万苦搜集到的《宣和博古图》交由太常寺研究参考，情况才有所转机。所以至绍兴十六年（1146），南郊大礼和太庙所用之陶瓷、铜礼器开始以《宣和博古图》为粉本大量制作。如今的瓷器研究者认为，南宋最初烧造祭器的，应是杭州郊坛下官窑（乌龟山窑址）和修内司窑（老虎洞窑址）为主体的瓷质礼器烧制窑。尤其是在乌龟山窑址考古发现中，首次发现了南宋早期地层中的各类仿古礼制瓷器，其中便有贯耳壶器型的瓷器残件。另外，在杭州南宋城遗址上的基建中出土有为数不少的仿古纹样的陶贯耳壶，也被普遍认为，这或与使用陶礼器替代铜礼器以祭郊坛有关。以现存可确定为南宋官窑的贯耳壶来看，其外形上均基本遵循了《宣和博古图》中所录商周时期扁平的贯耳壶，只是在壶身上简化处理了商周青铜器繁杂细致的纹样，多数仅保留两道凸弦纹。

湖州王家潭窖藏仿古贯耳铜壶

北京故宫藏修内司贯耳扁壶

台北故宫藏官窑青瓷贯耳壶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青白瓷蟠龙纹贯耳壶

西藏博物馆藏元代西番莲双龙活环耳玉扁壶

范氏玉壶盖

随着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复苏，南宋中期之后民间日用铜质仿古器具逐渐盛行，贯耳壶这种家具陈设类的仿古铜器售卖市场也随之复苏。例如浙江湖州王家潭窖藏所见的仿古贯耳铜壶，通体装饰变形的仿古纹样，一改传统礼制祭祀用铜器的肃穆端庄；又如浙江衢州史绳祖墓中铜双螭鬲式炉、金华郑继道母徐氏墓中的铜云雷双螭纹鼎式炉等，均是具有仿古样式并添加当下流行新纹样的“创意”作品。仿古加创新的风气可能受淳熙七年（1180）颁布《淳熙释奠制度图》影响，其中参考了北宋初年聂崇义《三礼图》中臆想的礼器图样。

至于范氏墓所见玉贯耳壶属宋抑或是属元，历来亦有争议。南宋官窑贯耳壶时代最早的，以浙江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地层中所见残件为例。该器口部、双耳虽残缺，但自颈部以下完整，颈、腹之间饰一道明显凸弦纹，颈部与腹部过渡不显著，下腹的鼓垂也不明显，但浑圆有度，整体的视觉感受是偏瘦高型。这类形态大体摹造出了商周青铜贯耳壶的典型特征。类似的传世品在两岸故宫旧藏中亦不在少数，如北京故宫藏修内司贯耳扁壶、郊坛下官窑出土贯耳扁壶，台北故宫藏官窑青瓷贯耳壶、修内司官窑粉青贯耳穿带弦纹壶等。另外，浙江三门县出土的一对铜仿古纹贯耳瓶也属于此类风格。

元代出土贯耳壶型器物如20世纪70年代朝鲜半岛新安沉船中的一件青白瓷蟠龙纹贯耳壶。该船沉没的年代约在元至治三年（1323）之后，所以这件贯耳壶的年代不会晚于元代中期，同时浙江海盐元代镇海塔内瘗藏的铜仿古纹贯耳壶形制与之类似，时代上也可相互佐证。这两件贯耳壶与传世宋官窑贯耳壶相比，除印仿古纹样之外，垂腹更明显，口沿附近有凸弦纹，这几个特点均与范氏玉贯耳壶相符。大概宋元时期瓷器烧造集中在南宋故地，风格大体还是延续前朝仿古纹样和偏纤瘦的壶型。西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典型元代西番莲双龙活环耳玉扁壶形体颇大，非贯耳、通体碾琢纹样，整体造型敦厚肥硕，与新安沉船贯耳壶形体在视觉上有明显不同。元廷在大都设玉局提举司，专司宫廷玉器，而如西番莲双龙活环耳玉扁壶之类，显然是按蒙元贵族华贵丰腴的风格与喜好琢做。由以上瓷、玉器形制的微妙差别，可知贯耳壶造型在宋末元初南北方存在地域性差别。

南京江宁南宋墓出土仿古玉韘形佩

金华郑继道墓出土玉璧

广汉联合村窖藏宋元蟠螭心形玉饰

无锡钱裕墓出土白玉螭纹圆牌

西安刘逵墓出土元玉龙螭带钩

南京溧水南郊元墓出土玉蟠螭纹活扣套环

上海松江西林塔仿古螭纹玉珌

辽宁成州城佛塔地宫出土玉竹节形金链小瓶

不容忽视的是范氏玉壶盖面上的螭虎纹，极具宋元的时代特色。螭虎纹是战国秦汉以来玉器装饰上最重要的图案元素之一，三国至隋唐以后，螭虎纹销声匿迹，直至宋代中后期，又被金石学家们所重视推崇，这些古物上的螭虎纹样时名为“蟠螭”，此后渐成为元明清时期最常见的神兽类图案纹样。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件螭虎纹样的宋元玉器，是江苏南京江宁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墓中出土的仿古玉韘形佩。该器作椭圆虎首形，有管钻凸圆眼及翻转瓜子形的两耳，身躯设计成镂空穿云，爪端肥厚，尾末分叉。该墓纪年确切，螭虎形态与细节表现、韘形佩的样式也不类两汉，同出其他玉制品也明显具有宋代玉作特征，据此学者推断它是一件典型的宋代仿古玉作，且制作不会晚于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的螭虎纹标准玉器，如宁宗嘉泰元年（1201）前后的浙江金华郑继道墓出土的两件玉璧，螭虎为剔地浅浮雕，作近三角形首，管钻凸圆眼，眼睛靠近虎首前端，两耳翻转卷云形，细长如壁虎形身，单尾纤细。四川蓬安西拱桥村宋墓出土的螭纹玉璧从技法和螭虎造型上也与郑墓出土者相似。成都柳江村宝庆二年（1226）单螭纹玉璧（环），头部呈圆钝的三角形，圆凸眼部为管钻，整个面部极具卡通效果。螭身修长，四肢肘处剃除浮雕并斜刀工艺琢有饱满的圆形卷云纹，四爪匍匐，尾部飘逸分叉。四川广汉联合村宋元之交的窖藏出土一件高、浅浮雕结合的蟠螭心形玉饰，浅浮雕螭虎与前例无异，另一面高浮雕螭虎虽立体感强，头、眼比例分布亦如前者。

元代带有螭纹的玉器数量大增，可参见江苏无锡延祐七年（1320）钱裕墓中所出剔地浅浮雕白玉螭纹圆牌，头部略呈三角形，非管钻的圆形眼，口含灵芝，额头带三横“抬头纹”，长尾中段分叉。陕西西安南郊电子城元代刘逵墓出土玉龙螭带钩，钩身镂空，螭口含灵芝，方面圆首，瓜子眼，尾中段分叉。相同的螭纹见于陕西西安田家湾元墓玉螭虎穿花绦环、江苏溧水南郊元墓玉蟠螭纹活扣套环、韩国新安海域元沉船的木质螭虎印等器具上。

据以上螭虎纹实物可以看出，南宋与元的螭虎造型有着显著的不同，以螭首的或尖（三角）或圆、眼睛的形状及处理方式的差别、额首是否带有“抬头纹”、口含灵芝与否等方面最为显著。以这些特征对照范氏玉贯耳壶盖螭虎纹，可见范氏玉贯耳壶兼具宋元时代特征，如尾端多见不分叉的宋代风格，元代典型的扁圆形螭首、非管钻的瓜子眼。其他类似的玉件如上海松江西林塔瘗藏仿古造型的玉珌，其上碾琢的螭纹包括四肢装饰的毛发均与范氏玉壶螭纹极为相近。所以范氏玉壶螭虎纹盖的琢制年代，从碾琢运用典型圆形螭头但却保留单条的螭尾来看，判定在宋末或元初这一转型阶段似乎更为严谨与妥当，这与范氏生活年代也正好契合。

范氏玉壶盖与壶体用料相同，色和质无明显差别，看来盖与壶应是解同料所得。玉壶形体端正，气韵雅致，盖、身子母口配合紧密，内膛掏作精细，非一般玉工所能胜任。宋元玉工的记载见《京本通俗小说》话本《碾玉观音》故事中，主角“碾玉作”崔宁怀技超群，先委身咸安郡王门下，后为爱私奔，异地能靠琢玉手艺自给生活。话本设定的故事发生于绍兴年间，另在《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中也记载了南宋“行在”临安“碾玉作”、“七宝社”玉器成品及宝石买卖市场的繁华，像话本中崔宁这样的琢玉高手当然是客户之间的抢手匠人。结合范氏的家世出身及官宦履历，玉贯耳壶很可能就是崔宁这类兼顾公、私身世的玉作高手专为私人订制的一件精品。

上海松林塔玉壶（卣？）（盖、把均失）

仿古玉容器或作陈设，或作佩挂，再经南宋公、私玉作的推动发展，引领了时代的风尚，也是中国明清两代玉器仿古浪潮的滥觞。元人周密忆南宋行在盛景的《武林旧事》“乾淳奉亲”条描述孝宗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内廷陈设之盛况：

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墓玉卣（提梁、盖遗失）

又别剪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间沉香卓儿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高约两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支。

又“赏花”条目中：

（皇宫禁内）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

在“高宗幸张府节次略”中提到绍兴年间张俊进奉“宝器”内多有仿古的“玉香鼎”、“玉古剑璏”等物。综上，范氏玉壶制作时代，从器型、纹饰乃至风格判断应在南宋末期至元初，琢做地抑或在依旧保留着浓郁文雅复古风气的江南。

使用

这件白玉贯耳壶高仅7厘米左右，比较西藏博物馆藏玉扁壶高14厘米，两者体量相差悬殊；新安沉船出土青白瓷贯耳壶则高达17.4厘米，历数宋代官窑贯耳壶尺寸也均在10厘米以上。按上文引“乾淳奉亲”条记载及扬之水等先生考证，大型的壶具多用于花插陈设或是香具组合，那么范氏玉壶又作何功用呢？

范氏玉壶使用示意

金齐国王、王妃合葬墓出土“ 穿心合”

贵重金银、玉、琥珀及象牙等质的壶、瓶或者盒形的小型容器，在中国南、北方均发现不少，以内蒙古辽陈国公主墓最早，相当于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出土金、玉盒若干，还有一件玉海螺形的小瓶。辽宁阜新成州城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佛塔地宫瘗藏品玉竹节形金链小瓶、安徽休宁南宋庆元六年（1200）朱晞颜墓出土玉卣（提梁、盖遗失）、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墓出土玉莲苞瓶、上海松林塔瘗藏碾仿古兽面纹壶（卣？）都是类似的器具。

上述玉质小容器，北方发现的多使用贵金属编系穿配，如内蒙古辽陈国公主海螺形玉瓶，使用金线在螺身两端穿孔处各系大于穿孔的珠子一枚，用来保证金线不从穿孔脱落。阜新成州城塔的竹节形玉瓶，两侧金链穿过瓶盖上的贯耳至上部汇聚在一金环之上，用来挂系。南方发现的玉壶未见穿系材料，仅留有穿系的孔洞。如朱晞颜墓玉卣顶盖已缺，想必当初也应是有配套的盒盖，而卣身的两侧扣耳、镂空爬龙扉棱均可以作穿系。史绳祖墓玉瓶瓶体近口两侧、荷叶形小瓶盖顶均有两个穿孔，穿系方式应该与陈国公主墓玉螺小瓶相同。

图① 《韩熙载夜宴图》“轻吹”一节陈致雍（或舒雅）腰间垂系帛袋

图② 锡林郭勒盟石人腰间荷包坠

图③ 元雕纹海棠形穿带锁扣

范氏玉壶的功用似乎即体现在壶体两侧上下相通的贯耳及壶盖穿孔的关系之间。当壶盖盖合时，两侧穿耳、壶盖两侧“∩”形缺孔和盖面上等距的两穿孔正在一条直线上。使用时，线绳由两侧贯耳底部穿入，向下的绳头必须打结以阻挡穿线滑脱，两端绳线再由盖上“∩”形缺口进入盖内，最后由盖顶两孔穿出会合。使用方法是：通过贯耳两侧的绳索固定，盖与壶身同处一个纵向平面，这不仅易于开合使用，竖直悬挂时也可利用壶盖自身的重力作用自由下垂，防止壶内盛装的物品被撒泼或泄露出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金大定二年（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齐国王与王妃合葬墓中，两位墓主腰带上各有一件圆形香盒与香坠。其中可对开并带有中孔的圆形香盒，经扬之水先生据宋明文献考证为“穿心合”，其内部尚有膏状的香料类遗存。两件穿心合上穿带一件具有上下通天孔的玉饰（王用白玉交颈鸿雁、王妃用松石卧蟾），可下推至香盒顶部固定住盒盖，以防香盒自然打开造成洒泼。再来看陈国公主的玉螺瓶，瓶与玉挂扣之间保留有一段距离，应是为了方便瓶口上端珠形穿带的上下滑动。范文虎墓中的小玉穿带功用与其相同，用来穿系汇聚穿过贯耳壶绳线的，也是调节挂绳松紧、开锁壶盖的小锁扣，具体使用可参见复原示意图。这些小型容器多半发现时放置在主人的身侧，自然是随身的佩物。考虑到对贵重玉容器的保护问题，其外部可能还套有精美的织物外套。北京故宫版《韩熙载夜宴图》“轻吹”一节里，细致描绘了正优雅打着拍板的韩公门生陈致雍（或是舒雅），其右侧腰间所悬垂系的帛袋或可视为推定范氏玉壶悬挂方式的参考。类似的通天孔扁方穿带锁扣也常见于宋元时期其他腰坠，例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代石人腰间荷包坠。在传世宋元玉器中也不乏相似的穿心锁扣，甚至到明清时期此物依旧风行不衰，常见踪影。

以金齐国王巾帕坠穿心合所盛装香料给予的启示，可以推断这类小型玉质容器不仅可系挂腰间作装饰，还可能具有盛装香料的实用功能。明人周家胄《香乘·香绪余》提及古今对贮藏成品香料的“香盛”的要求：“盛即盒也，其所盛物与炉等，以不生涩枯燥者皆可，仍不用生铜之器，易腥溃。”传统认为玉料致密温润，性凉，最宜盛装成品香料。唐玄宗时，元先生赠韦丹尚书“绡缕白玉香囊”以表珍重。凝脂般的白玉系以轻盈五彩丝帛，悬在腰间或是拿捏于掌中把玩，联想到挚友间的似水之交，定是有一番别样的心情。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琥珀雁形壶

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一号辽墓壁画腰间佩挂雁形壶的人物形象

在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腰间另见有金比翼鸟圆盒子、玉碾龙凤纹盒子、玉鱼盒子、琥珀雁形壶、金链子水晶罐，朝阳辽北塔天宫也见金、银链子的玛瑙、水晶罐，它们原或是与随身的香料盒有关。比翼鸟象征夫妻的和美情感，与穿心合寓意相类，而大雁也因恪守忠贞的习性被人们所称誉，在唐宋以降多用来传达男女对情感的坚守。有意思的是，关于使用雁形壶的图像资料被发现于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一号辽墓壁画中，画中男子腰间悬挂着曲颈雁瓶，据色泽分析，雁瓶类似琥珀质或玉质。虽然其体量大小在画工的艺术表现里稍显夸张，这无疑是雁形香盒或香瓶悬挂腰间使用时的真实写照。

唐人许尧佐传奇小说《柳氏传》就已提到玉合（盒）：“以轻素结玉合，实以香膏，自车中授之，曰：‘当速永诀，原置诚念。’”这里提到的“玉合”或便是贯有素色丝线提挂的盛香玉（也可能是类玉的瓷）质容器，佩挂的玉香盒在中原唐时已成为当时男女间传递情愫之物。契丹族辽国艺术受中晚唐五代中原汉风浸润影响，像陈国公主这样的高级契丹贵族腰间佩香壶（罐）之俗，应是源自中原汉地。

余论

范氏生平《元史》并无立传详述，清人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新元史》和屠寄《蒙兀儿史记》中均综合他书单列为传记。文献均言范氏为南宋名将吕文德婿，从南宋权相贾似道极力为其开脱战场渎职一罪来看，至南宋末年范氏无疑已是贾、吕氏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史书中范氏之名始见于南宋开庆元年（1259），以鄂北“白鹿矶功赏七官”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以战功起家，或凭吕文德之婿身份进入权相贾似道集团。咸淳年间（1265～1274）他官至“殿前副指挥使”掌管禁军，可知范氏属应征的军队事务管理型官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墓葬出土品中，如漆纱展脚幞头、木笏及紫色袍（残片），尤其是一套完整的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是与“平章政事尚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的从一品官衔匹配的礼制用具。虽范氏主要履历是在宋元内外战争中驰骋疆场，但由上文对范氏玉壶的解读，却能折射出他曾具有的宋代官僚儒雅好古的艺术情趣。

北宋以降，中国传统文人受金石学所带来的复古之风的浸淫，他们对“古”有着独到的理解。“古”通常是经过历史浪潮洗练后的精华，理所当然能被人们所珍视，宋代士人的文化活动也正是逐步从“好古”转而到“摹古”与“习古”，以自身践行文化的再创造。单从玉器的造型与艺术风格来看，能反映这种再创造的器物，两宋之交便有江苏南京绍兴年间秦桧家族墓群出土的兽面纹水晶璧、玉圆雕辟邪、玉双螭韘佩，南宋中期有安徽休宁朱晞颜墓出土的玉碾仿古兽面夔龙纹提梁卣、浙江台州赵伯沄墓出土的仿古兽面纹玉管，元早期有浙江杭州元大德六年（1302）鲜于枢墓出土碾仿古卷云纹玉剑格，元代中期有江苏无锡延祐七年（1320）南宋遗民钱裕墓出土的玉碾仿古螭纹绦环等。可见自南宋到元，中国江南一带仿古玉作制器和士人对仿古玉器的追捧已蔚然成风。

宋元时期突然大量出现这类具有上古玉器外形或纹饰的玉质器具，除当时士人从“摹古”到有意识的“仿古”风尚对玉作有引导之外，也有存在不法商贩在利益驱动下的“伪古”行为。前文所说南宋淳熙年后具有“创意”仿古铜器的异军突起，或是反映了民间商业化“仿古”与“伪古”的新浪潮。无论古意盎然的范氏玉壶琢作是否在其本人授意“仿古”下完成，其特征中的一些微妙变化其实已表明：那古拙素净的造型依然代表了两宋文人“文雅好古”时代品味。同时也折射出范氏本人对于前朝宋代士人文化中“雅”与“古”的一种认同，即便是在逝后，他随身也佩戴了这件玉壶；壶盖上碾琢了一条非典型、处于宋元嬗变时期的曲身圆头的螭虎。

玉贯耳壶使用复原示意图承蒙南京博物院古建所裴斐先生拨冗绘制，安徽博物院刘东先生也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