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9
文 图/陈继玲
“众筹”博物馆的范例 美国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文 图/陈继玲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玻璃馆”外景
1905年,学者哈特曼(Sadakichi Hartmann)访问了美国俄亥俄州的小城——托莱多。哈特曼对托莱多的印象不佳:位置偏远,位于迈阿密—伊利运河(Miami Erie Canal)的终点;人烟稀少,居民总数还不到3万人。而且,整座城市除了一座士兵纪念碑、一座公园、一所玻璃工厂、一个摄影师俱乐部以及画狗的画家外,几乎没有任何艺术氛围。其实,当时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已经运营了3年之久,但只有几间展厅、十几件藏品。在哈特曼看来,这根本不能算一个艺术博物馆。
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这座既不富裕又缺乏文化氛围的小城博物馆就迅速扩充了藏品,扩大了空间。1915年,哈特曼再次访问托莱多时,惊讶地发现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年轻、最有活力与前途的博物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座博物馆再次扩建,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博物馆之一。时至今日,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博物馆,拥有30000多件藏品,其中包括伦勃朗、梵高、鲁本斯、莫奈、霍默等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并且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玻璃艺术收藏中心。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成立于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博物馆建设高潮期,但其后来的成功并非美国博物馆发展的典型模式。这一时期,美国博物馆的发展高潮主要得益于富翁的慷慨捐赠(包括艺术藏品及金钱),例如摩根之于大都会、弗里克之于弗里克博物馆、麦克考米克家族之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等等。“富翁捐赠→著名博物馆建立”的途径遂成为日后博物馆运营的典型模式,如克利夫兰博物馆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便依靠其在1956年获得的列纳德·汉纳(Leonard C. Hanna)一次性捐赠3500万美元。这一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即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大城市往往会拥有更多和更好的博物馆,而偏远或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则相对较为稀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运营、发展却高度依赖于当地市民的小额捐赠。这种类似于“众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人们指出了博物
托莱多城旧影
利比夫妇
众筹由英文中的“crowdfunding”一词翻译而来,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具有低门槛、多样性、依靠大众力量、注重创意的特征,是指一种向群众募资,以支持发起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一般而言是通过网络上的平台连结起赞助者与提案者。群众募资被用来支持各种活动,包含灾害重建、民间集资、竞选活动、创业募资、艺术创作、自由软件、设计发明、科学研究以及公共专案等。馆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对今天国内尤其是中小城市的博物馆建设很有借鉴意义。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建立似乎出于一种偶然,或是某种一闪即逝的想法。1901年,在玻璃制造商利比(Edward Drummond Lippi)的倡议下,约120位托莱多市民决定每人每年捐赠10美元,作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一年的运营经费。这120位捐赠者即成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最初的董事会成员,董事长由利比担任。
博物馆开张时,既无固定场所,也无永久藏品。董事长利比临时租了一栋两层老式的私人住宅,楼上是展厅,楼下是办公区(部分空间兼展厅)。博物馆的全部财产是一幅油画、一只木乃伊猫以及6把椅子。此外,博物馆也没有充足的经费支持。除了董事会成员的年费外,其他收入来源仅靠出售门票、博物馆的展览目录以及艺术品销售的提成。对于一个人口不足3万且不富裕的城市来说,这笔收入微不足道。次年,情况略有改善。董事长利比买下了麦迪逊路上的一处房产,以极低的价格租给博物馆供其使用,这可以算作是博物馆的永久地址。但是,博物馆还是没有永久藏品,只能依靠临时展览支撑。第一任馆长1年后就卸任了。利比聘请《托莱多时报》的编辑史蒂夫(George Stevens)为新任馆长,其妻子妮娜(Nina)为助理馆长,具体负责博物馆的运营。然而,史蒂夫馆长的薪水只是象征性的,其妻则没有薪水。
1912年的托莱多艺术博物馆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彩色玻璃窗
虽然新博物馆的起点很低,但董事长及新任馆长均雄心勃勃,显示出超前的理念。建馆之初,利比就提出“让艺术融入到所有人的生活中”的目标,坚持博物馆为所有人服务,无论性别、种族、年龄、阶层或信仰。他聘任的馆长史蒂夫及其妻子正是这一目标的最佳实施者。
首先,史蒂夫馆长鼓励托莱多所有的市民都来参观博物馆。他们把博物馆的广告放置在每条公路及高速路口,方便更多人知道托莱多博物馆的位置。史蒂夫馆长又设立了免费开放日,以便付不起门票的市民参观。此外,博物馆还定期邀请工厂的工人、在商店打工的女孩到博物馆参观,甚至会利用中午时间到工厂为工人举办艺术讲座,以提高工人对艺术的兴趣。同时,博物馆每天都安排讲解。哪怕碰上雨雪天气,甚至博物馆仅有一个观众时,也会有专人讲解展览。有时候,董事长利比甚至还会亲自为观众讲解艺术。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无差别的艺术普及推广工作很得人心,也很有效果。在日后博物馆急需资金注入发展时,慷慨解囊的也正是这些来到博物馆的观众。
除了吸引成人的措施外,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也堪称博物馆界的楷模。史蒂夫馆长史无前例地允许儿童在没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进入博物馆。每周六、日都设有为儿童准备的故事时间,主题定期更换。例如,在1920年,博物馆依照历史年代序列,利用幻灯片、图片及馆内的展品,以故事的形式依次为孩子们讲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亚述、古希腊及意大利的历史和艺术。每个专题持续几周,当一个专题结束时,工作人员会让孩子们以舞蹈、音乐及故事的形式,表演一遍刚刚结束的主题。此外,托莱多博物馆还与公立学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不仅为孩子们提供艺术讲座,还在博物馆定期展览孩子的作品,或是在学校里巡回展出馆藏艺术品的复制品,并在假期为孩子提供免费的艺术课程。1909年的冬季,馆长史蒂夫除了每周末晚上在公立学校为家长和孩子安排艺术讲座,还在博物馆安排了7次讲座及75次“灯笼谈话”(lantern talks)。仅1918年,就有8.6万次的儿童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故事会、音乐课、设计课、园艺、自然课等课程。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博物馆还专门为残疾儿童组织了专场展览和讲解。很多残疾儿童都是第一次体验到艺术,他们除了用眼睛看,还可以自由地用手触摸展品,博物馆的艺术氛围使这些儿童得到了极大的欢乐。托莱多博物馆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的投入不仅赢得了儿童的心,而且得到了托莱多市家长的广泛认同。比如1918年,艾弗里先生(Mr Samuel P. Avery)就决定捐赠5000美元,用于支付博物馆在孩子教育方面投入的费用。
除了吸引更多的市民参观博物馆外,史蒂夫和妻子在艺术社团及俱乐部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夫妇二人组织的社团非常多元,不仅有富人的艺术社团,也包括穷人的艺术社团,甚至特别组织了女性俱乐部,任何女性,只要有艺术创作的愿望,都被吸纳进社团中,并可以在博物馆展览其作品,由此,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其中。其中最富有创意的是,博物馆一度还为本市的男孩特别组织了收藏者协会,定期为这些孩子提供空间,吸引男孩子到博物馆互相交换藏品和分享收藏心得。这个计划极受托莱多男孩的欢迎,协会也不断壮大。博物馆为这些艺术社团提供讨论的场所,普及艺术史知识,并免费举办素描及写生课,展览会员的作品。这些艺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托莱多市民的生活,而且还培育出了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梵高《麦田与收割者》(1888)
当然,上述措施都属于艺术活动范畴,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的部分。史蒂夫馆长更为宏大的目标是让博物馆与当地市民的生活融合到一起,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博物馆在晚上为百货公司、大工厂、教堂、宗教团体等组织提供场地、茶点及音乐,让这些机构举行欢迎会,有时候还为其提供艺术讲座。而在举办展览方面,博物馆会特别考虑到本地市民的需求,尽量让展览多元化。比如,他们会依据展览的主题,分别邀请本市的有色人种、外国移民或是宗教社团参观。博物馆也定期推出本市艺术家的作品展,并为优胜者提供奖金;除了在展览的内容上想方设法与本地人的生活相关外,博物馆也把自身的发展与当地的经济结合在一起。比如,在美国大萧条期间,托莱多博物馆推出的博物馆扩建工程,在1930~1933年间为当地市民提供了2500个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
霍默《阳光海岸》(1890)
利比以及史蒂夫夫妇的努力确实使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成为当地市民生活中的一个亮点。据统计,在1912年,托莱多有73%的市民参观过博物馆,这一比例高过美国当时大部分的博物馆,甚至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参观比例。托莱多博物馆的各种积极举措也让艺术逐渐成为托莱多各个行业的共同话题,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赞助博物馆。当赞助者发现自己的投入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时,他们会投入更多的赞助,同时也有更多的赞助者加入。到1912年,托莱多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增加到1700位,每人依照等级,每年提供从最低5美元到最高500美元的会费。
在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史上,有过3次关键的扩建期。正是经过这3次关键的扩建,才使托莱多艺术博物馆从一座小型的地方博物馆,在半个世纪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而托莱多博物馆在扩展期能筹措到足够资金,除了董事长利比的慷慨捐赠外,约有一半的基金依赖于全市居民的捐款。
博物馆的第一次扩张在1907年。这一年,由于博物馆源源不断地收到捐赠,急需扩大空间,以便容纳更多的藏品。于是,馆长利比大胆地作出一个决定:假如博物馆能在一个月内募集到5万美元,他就捐赠同样的数目,作为博物馆重建的资金。利比的决定其实是对博物馆多年来工作的检验。可以设想,假如托莱多博物馆确实成为全城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市民们必定会慷慨解囊,使博物馆往良性的方向发展;反之,假如博物馆的政策不成功,那么,托莱多艺术博物馆以后只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准,甚至倒闭。虽然利比坚信博物馆对于全部托莱多市民的意义,但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晚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就超过了5万美元!全城的人,包括儿童、工人、家庭妇女在内,都设法将自己的零花钱捐出,从10美分到1万美元,全城的人都尽力为博物馆的建设出力。最终,在利比设定的期限内,博物馆筹集到的资金远远超过了预想的数目。利比夫妇极受鼓舞,遂在出资5万美元的基础上,额外捐赠6英亩的土地作为建设新馆的场地。1912年,新的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建成,其建筑总费用达到了50万美元。这些费用完全来自托莱多全城人的捐赠。新馆建成后,利比谢绝了博物馆以他及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建议,而坚持以托莱多为名。这不仅符合利比关于博物馆的理念,也与整个托莱多人在支持着博物馆的发展事实相吻合。
鲁本斯《圣凯瑟琳的加冕》(1631)
新场馆建成后,为了扩充博物馆的藏品,托莱多市民又开始了热情的捐赠。到1915年,博物馆的永久藏品增加到90件。其中,利比是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最大的捐赠者,共计捐出了24幅油画。其余的藏品则来自本市富裕的市民、画商、艺术家等。当然,在哈特曼看来,当时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还算不上杰出,他认为此时博物馆最多有4幅杰作,其中最重要的一幅不过是米开朗琪罗的弟子,西方第一位艺术史家瓦萨里描绘的科西莫·美第奇的肖像。
1916年,博物馆又一次无法容纳现有的收藏,需要第二次扩建。董事长利比再次向全城市民求助。这次,全城人需要捐赠的数额翻了4番。利比宣布,假如市民能筹措到40万美元,他也资助同样的数目,用来支持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运营及扩建。这次捐款的数额又一次顺利完成。但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博物馆扩建的哥特式的礼堂及大厅拖延至1926年才完工。期间,利比又追加捐赠,以填补博物馆因修缮工作延期产生的额外费用。
1925年,利比逝世,但在弥留之际又捐赠100万美元,留作博物馆发展基金。1931~1933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利比的遗孀也感于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对全城市民的重要意义,将利比留给她的地产捐赠给博物馆,使博物馆得以扩建两个侧翼。到1933博物馆扩建工程结束时,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俄亥俄州的名片之一,并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博物馆之一。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不仅大大增加,且藏品的数量及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馆内不仅拥有欧洲早期绘画大师的杰作,还有19世纪晚期现代派画家及美国重要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利比捐赠的10幅左右伦勃朗、荷尔拜因、哈尔斯、雷诺兹、康斯泰布尔等欧洲传统名家的油画以及美国画家英尼斯、霍默的油画等。而利比捐赠的玻璃艺术品也成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特色。
1933年以后,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更加注重将托莱多的历史及地方特色融入到藏品体系及艺术活动中。1962年,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在车库建立了玻璃艺术工作室,进一步增加玻璃艺术方面的收藏。此后,博物馆的玻璃艺术工作室不断扩大,到1969年发展成为一栋建筑,1970年又设立了玻璃艺术展厅,成为全世界著名的玻璃艺术收藏中心之一。2006年,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委托著名的设计公司SANAA,为博物馆设计了鼎鼎大名的“玻璃馆”(glass pavilion)。这座美丽的玻璃建筑迅速成为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的象征:它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玻璃艺术收藏中心,而且也是对博物馆的创建人——玻璃制造商利比的致敬;此外,这座玻璃建筑也是对托莱多城的历史与特色工艺的致意——托莱多本来就是以玻璃制造闻名的小城;最后,玻璃馆也是托莱多艺术博物馆民主经营理念的见证,它本身就是当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众筹基金的结果。
莫奈《睡莲》(1922)
目前,我国博物馆发展迅速,2004年的统计数据是2200多所,到现在已达到4000多所。但是,除了一线城市及省级的一些大型博物馆外,大部分博物馆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以及县级的博物馆,其运营时间能支持多久都很令人担忧。当然,缺乏经营管理人才、经费不足是造成博物馆经营惨淡的原因,但其中更深层的因素恐怕是博物馆经营理念的落后。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玻璃馆”内景
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 人造彩虹”装置
当下,很多大型博物馆的运营离不开财团、富翁或者政府财政的支持。然而,这并非博物馆发展的唯一道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博物馆一味希望政府资助的想法也并不现实。因此,对中西部城市或县级市的中小型博物馆来说,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发展的案例特别有借鉴意义。
在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众筹”(Crowdfunding)理念,除了其创始人利比多年累积的2000多万美元大额捐赠外,其余近一半的资金均来自托莱多市民的小额捐助,其中最少的只有10美分。博物馆的“众筹”与现在商业类的众筹类似,都是大众参与、小额资金的模式。但是,博物馆的运营又不同于商业运作的短期效应,它需要长期的累积。只有当民众感受到博物馆对于当地及个人的意义以后,众筹效应才会发生。托莱多艺术博物馆“让艺术融入到所有人的生活中”的理念,其自身融入到当地市民生活中的努力,使博物馆与当地民众生活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当民众感受到博物馆的不可替代性,并引以为傲时,才发生了全市众筹支持博物馆发展的事例;而全市民众的支持,也反过来促进博物馆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及市民。这种良性循环是促使托莱多艺术博物馆发展成为既富有当地特色,又有世界知名度的博物馆的根本原因。
众筹的理念不是博物馆发展的典型道路,但也并非完全不可推广。在当下政府资金较为短缺,而民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且对文化有迫切需求的情况下,众筹为我们提供了博物馆发展的另一种重要思路:即立足当地,以民众为核心,借民众之力来推动博物馆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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