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感恩能力

“感恩”是人类最宝贵的情感和能力。记得小时候家里堂屋正对大门的后墙壁正中贴着一幅年画，画两边有对联：上联是“天地君亲师”；下联是“仁义礼智信”；横批是“耕读传家”。其实这“天地君亲师”就是指人们应该感恩的对象：感恩养育人类的苍天、大地；感恩保证家国富强安宁的一国之主；感恩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双亲；感恩传授知识和智慧的谆谆师长。还有那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语激励过多少人的真情实感。当然也有人说，当今的社会，人多讲功利，感恩意识逐渐淡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物质现代化了，但是并没有给人带来包括感恩意识在内的精神品质的不断提升。

考古学不是研究“感恩”的科学，但考古学揭示出的人类社会进步史却可以理性地培育人们的文化感恩意识。比如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首先要感恩非洲，因为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四大人种都是大约在距今10—6 万年间走出非洲，并逐渐取代此前已经在欧、亚等地生活的同样也是来自非洲的更加古老的人种。“非洲”实际是现代人类的共同摇篮和起源地，我们都应当对“非洲”那方故土抱有感恩和敬重之心。

考古学还告诉我们，地球上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也要互相感谢，因为我们今天的各种维持生活的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乃至精神产品都不是全部由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所独立创造产生的，如水稻最早可能是从现在中国的长江中游地区培育成功的，而小麦则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培育产生的，至于粟、黍、高粱、玉米、红薯、西瓜、芝麻、葡萄等农作物品种都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地方的先民创造出来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民族中的；文字、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儒学等思想、建筑样式和技术、马车、货币等等也是这样，它们最初由地球上某些民族率先创造成功，然后循着不同的道路再传播到周边其他民族中去，甚至进而造福于全世界。以汉字为例，首先在中国诞生，然后才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再以佛教为例，它首先诞生在南亚次大陆，经过几百年，才传播到中国和东南亚一带，此后又先后经中国传播到今天的韩国、日本等地。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在接受佛教并促进中华文明进步这一点上，我们要永远感恩于印度以及养育佛教成功的尼泊尔、阿富汗等相关国家。如果整个人类都懂得感恩，那么接受过中国文化养育的韩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会对中国予以感恩。同样，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明进步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正如培根所言，印刷术、火药、磁针“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面，从这里又引起无数的变化，以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些机械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西方人如果能够对此予以感恩，东西方民族之间就会有更多理解和包容。当然，对于给世界带来现代“工业文明”的英国及相关国家，也应当受到今天广泛汲取工业文明成就而获得发展的其他国家的感恩。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有些民族的文化发明是通过和平正义方式进行传播的，而有的却是通过侵略的非正义方式而得以扩展。

考古学揭示了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起源时间、空间、样态、特征等等，还追根溯源地探寻其传播、演变、交融的运动规律，从而从科学上证明不同文化共同体彼此的深刻联系。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如果全人类都抱持彼此感恩的精神和行为，就能够促进地球上的不同民族与国家间的友好相处与协同发展。事实上，不知感恩甚至恩将仇报，伤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同时也是自己，甚至让忘恩负义者陷入万劫不复之中。中国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报”字，既可以是“报恩”，也可以是“报应”，其中蕴含着很深的哲理和人世间的兴亡规律。作为生活中的个体，我们可以自我体悟生命中应有的感恩情怀，而考古学揭示的则是人对自然及人类社会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理应共同拥有的“感恩”原理，那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成就，实际上离不开自然的养育，是不同人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创造并通过传播、互惠而形成的。我们不应该互相仇视，我们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应该互相感恩，彼此启迪，携手合作，创造一个共同享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