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伊朗文化遗产 贰苏西亚纳平原

文 图/张亦弛 张良仁

2018年8月25日，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带领我们3名硕士研究生结束了在伊朗东北部北呼罗珊省纳德利土丘为时一个半月的考古发掘，辗转来到苏西亚纳平原开始憧憬已久的伊朗文化遗产考察之旅。这次的考察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让我们亲眼看看考古文献提到的一些重要遗址，增加感性认识；其二，进一步了解伊朗的历史和文化。

夜幕中，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伊朗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阿瓦士坐落在札格罗斯山以西、波斯湾以北的苏西亚纳平原上。在充满高原、山脉和盐漠地貌的伊朗，苏西亚纳是一片平坦的平原，也是两河流域的一部分，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因此这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波斯帝国的粮仓。文化上，它是两河流域文明向东传播的通道；政治上，它是波斯帝国向西扩张的跳板。

刚走出机场，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当时已经是8月底，我们发掘工地所在的伊朗东北部白天的气温已经降到了30℃左右，然而发掘的40多天基本气温都在38℃甚至更高，感觉已经到了我们承受能力的极限。但是伊朗领队瓦赫达提告诉我们，苏西亚纳平原是伊朗最热的地方，最高温度达55℃，现在虽然降了不少，但是仍然有47—48℃。我们虽然生活在“火炉”南京，但最多只经历过接近40℃的天气，且大多数时间躲在空调房里，听到苏西亚纳这样的高温，心里不免忐忑起来，真想换个凉爽的时间来。但是那样的机会不容易有，于是我们索性横下心来，体验一下炎热的生活，感受古人的生存智慧。

乔加·赞比尔（张亦弛 摄）

乔加·赞比尔

神塔

我们考察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距阿瓦士最近的乔加·赞比尔（Chogha Zanbil）。首先看到的是举世闻名的神塔（ziqqurrat），一座矗立在黄土台地上的阶梯式金字塔形建筑，它的核心用土坯筑成，表面用烧砖垒砌，原建筑有5层，边长105米，高约53米。虽然现在只剩两层阶梯，高度已不到原来的一半，但依旧气势恢弘。神塔四面各有一个门道可以通向第一层顶部，但是只有西南门可以通往第二层，可能是通往神庙顶部的唯一通道。神庙中供奉着埃兰文化最重要的神—尹苏辛纳克（Inshushinak）。门道附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施，如东南门前两边各有一排七个覆斗形的小台子，底宽约80厘米，可能与某种在日出时举行的宗教活动有关。神塔东北、西北和西南面曾经各有一座圆形圣坛，目前仅存西北、西南两座，应该也与宗教活动有关。埃兰帝国首都苏萨曾经发现过一个青铜模型，模型上的铭文描述的是与日出有关的宗教仪式—两名男子在两座宗教建筑之间举行净礼，其中一个人把水浇到另一个人手上，周围有水槽、大罐子和几棵树。模型中的宗教建筑就是阶梯式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乔加·赞比尔的神塔；建筑两侧各有四个排成一列的小台子，看起来有点像乔加·赞比尔神塔门前的覆斗形台子。神塔门道前还曾经有用作守卫的瘤牛雕像，其中一个现藏伊朗国家博物馆。

未完工的“神庙城市”

埃兰帝国 埃兰（Elam）是伊朗的最早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国，疆域鼎盛时包括今天伊朗的西南部、波斯湾北部、底格里斯河东部。埃兰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古埃兰时期（约公元前2700—1600年）、中埃兰时期（约公元前1400—1100年）、新埃兰时期（约公元前800—600年）。埃兰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藏，是两河流域各邦掠夺的对象；同时埃兰人以善战著称，富饶的两河流域平原，也是埃兰各邦掠夺的对象。

这座神塔不是这里唯一的建筑，实际上它只是一座城市—杜尔温达什（Dur Untash）的核心，神塔周围有三道围墙，也就是保护神塔的三道屏障。紧邻神塔的是近圆形的内墙。除了神塔，内墙的西北还有三座神庙，分别供奉着纳彼里萨（Napirisha）、吉里利莎（Kiririsha）和伊什尼卡拉布（Ishniqarab）。这些神庙要比神塔卑微许多，但是从位置来看，它们的地位比内墙以外的神庙还是要高一些的。

再向外是一道近方形的围墙，也就是外墙，它与内墙之间的空间是古城的中间区域。中间区域也有一些神庙和其他建筑，如东边的角落里分布着四座并排的神庙，供奉着一组神，其中三座神庙结构相似，只有最北侧的一座稍有不同。中间区域偏北侧也有一座横长方形的神庙，院子里还发现了一处陶窑。中间区域的道路把外墙大门和主要建筑连接起来，这些道路多由碎砖块铺成，等级比神塔四周由整齐的方砖铺成的道路要低得多。

外墙以外、大城墙以内是古城的外部区域，这片区域空间很大，但只有在东部发现有聚集在一起的三座宫殿和一座神庙，其中一座宫殿的地下室内发现了5座拱顶砖墓，埋葬的有可能是王室随从。其他区域没有发现可以容纳大批人口的建筑，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并不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居住在不远的苏萨，这里仅供崇拜诸神，平时只有一些祭司和仆人居住，所以这里是一座“神庙城市”。

神塔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神庙建筑，在两河流域以外并不多见，但乔加·赞比尔却是其中之一。法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Roman Ghirshman）带领队员在1951—1961年间，历经11年的发掘，揭露出了整个土丘。他在神塔内发现了数千块带有楔形文字的砖，根据这些铭文，我们能够了解到它的一些历史。

公元前1250年，埃兰帝国的国王温达什·纳彼里萨（Untash’ Napirisha）建立了这座城市。公元前640年，亚述王阿舒尔巴尼帕尔(Ashurbanipal)最后一次征讨埃兰帝国时摧毁了它，并洗劫了城中以及附近的神庙。此时已经处于埃兰王国的末期，随着波斯和米底的兴起，埃兰帝国的神庙也逐步衰落。实际上，国王温达什·纳彼里萨死后，杜尔温达什的建设便已搁置下来，直到被亚述摧毁。它终究没能等到万人朝拜的那一天。

有楔形文字的墙砖（张良仁 摄）

古城苏萨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古城苏萨。到苏萨时已近中午12点，温度更高了一些，当地的考古学家说最热的时候还不是现在，而是下午4点以后，过了6点才会好些。实际上，为了防暑，当地政府规定的工作时间是上午5:30—11:30，下午5:00—8:00，所以博物馆此时还关着门，专门为我们开放了。

历史悠久的古城

苏萨也是一座大型土丘，拥有8000多年的历史，现存地面以上部分不高。公元前7000年时首次出现村庄；公元前4700—前4400年这里出现了彩陶，人们将这段时期称为苏西亚纳I期，此后一直有人居住；在埃兰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和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时，苏萨古城是首都，之后的萨珊和伊斯兰时期它不再是首都，但也继续有人居住。

吉尔什曼在王城区发掘的最早期城市（张良仁 摄）

苏萨出土了大量公元前3500—前3200年的陶筹，此后埃兰时期地层里也出土了带有早期楔形文字的砖、泥板等遗物。美国学者史蔓特·白瑟拉特（Denis Schmandt-Besserat）1969—1971年研究近东前陶时期（公元前8000—前6000年）的泥质器物时，意外发现了各种锥形、球形、饼形、四边形和柱形的小陶器，这些器物经过精心制作，是最早入窑烧造的陶器，而且分布广泛。后来她发现这些陶筹的形状与最早的刻划符号相同。经过几年的思考，她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楔形文字并非起源于图画，而是从三维的陶筹逐步演变而来。这就是学术界有名的文字起源陶筹说，而苏萨古城的发现则提供了一条关键的证据链。

1946年起，法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在苏萨王城区（Royal City）东北部做了大规模的深度发掘，发现了从埃兰时期到伊斯兰时期共15个地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15米深的坑，下面是埃兰早期的城市，街道、房屋、大型建筑等城市要素都清晰可见。埃兰早期的建筑布局很紧密，不同建筑共用一面墙，相互紧贴，街道也很窄，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较小的房屋和贵族的大型建筑结合在一起，房屋包括砖铺的庭院和大厅。西边的神庙区有供奉尹苏辛纳克和伊什尼卡拉布的神庙，前者是地狱的领主，决定死者的命运，后者负责护送死者到地狱。埃兰中期，王城区域除了住房之外也有神庙和墓葬。这一时期的大型建筑和神庙多数经过翻新，也新建了不少礼仪性建筑，宗教气息愈发浓厚。神庙区的宁胡尔萨克（Nin-Hursag）神庙曾出土过一尊高约1.3米的青铜塑像，雕刻的是埃兰王温达什·纳彼里萨的妻子纳彼尔阿苏（Napirasu），它最初被放在乔加·赞比尔的一座神庙里，温达什·纳彼里萨死后被转移到苏萨。这一阶段用浮雕砖装饰墙面的做法流行起来，它们类似于中国南朝墓葬中的砖画，即用许多砖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像，但砖块较南朝要大得多。这种砖不是一般的黏土砖，是带釉的。阿帕达纳土丘上的尹苏辛纳克神庙的一面墙是用这种浮雕砖装饰的，上面有人、半人半牛和椰枣树的形象，不过图像和制作都显得比较粗放。随后的新埃兰时期，苏萨逐渐失去了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地位，但仍然是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神庙区的神庙依旧繁荣富足。

古城繁盛期

阿契美尼德时期是苏萨的全盛期。居鲁士大帝打败新巴比伦王国后占领了苏萨，冈比西斯二世统治期间，苏萨成为首都。后来大流士大帝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阿帕达纳土丘的顶部仍然可以看到一个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即大流士宫。它有6个庭院，大小房间加起来足有110个。墙体是土坯垒砌的，今天看到的只有草拌泥保护层，但是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墙面富丽堂皇，上有壁画或者灰泥装饰，还有用彩色釉砖拼成的翼兽、狮子、人物等图像。这时的釉砖装饰明显要成熟许多，图像设计和砖的制作都更加精细，色彩丰富。阿帕达纳宫是大流士宫的主殿，包括一个中央柱厅、四周的回廊和四角的塔楼。中央柱厅里均匀分布着6排6列共36根立柱，高约23米，柱顶有典型的公牛柱头。它与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宫极为相似，因此大流士宫被看作是波斯波利斯宫殿的原型。

土丘表面凹凸不平，在建造宫殿之前需要先平整这片土地。工人们先在土丘周围筑了20米宽的高墙，然后在土丘上挖掘直到生土层，形成一个平台，这样可以保证建筑基础稳固。挖出的碎石和土被转移到墙外。原材料和工人来自各个地区，比如来自亚述、卡尔马尼亚（Carmania，大概是现在的克尔曼地区）的木材，来自萨迪斯（Sardis）和巴克特里亚的黄金，来自粟特和花剌子模的青金石、玛瑙、绿松石，来自埃及的银和乌木，来自爱奥尼亚（Ionia）和萨迪斯的石工，来自米底和埃及的金匠，来自巴比伦的烧砖匠等，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正门进入宫殿的路旁原本立着一尊巨大的大流士雕像，但是遗憾的是头部遗失了，完整的话应该有3米高，雕像穿着传统的波斯长袍，左臂弯曲置于胸前，左脚前伸，与埃及发现的雕像式样相似，并且从衣褶里的埃及文、埃兰文和古波斯文题记得知，这座雕像就是大流士为了让后人记得他曾经征服过埃及，下令在埃及制作的。

饱经磨难的晚期

大流士宫（张亦弛 摄）

在随后的塞琉古和帕提亚时期，苏萨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段希腊化时期。后来阿尔达希尔一世攻占苏萨时，将这座城市毁于一旦。重建之后，苏萨成了两河和波斯湾地区的经贸中心。王城区是萨珊时期的一片住宅区。萨珊前期，密集而整齐的土坯房屋分布在道路两侧，中心是一座大型土坯建筑，三条回廊围绕在方形的大厅外侧。几个柱础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来自大流士宫。发掘者还发现了一些墙块上残留的壁画，绘有月亮、星星、云朵，还有两个骑手追逐着瞪羚、野猪、水牛的狩猎场景，色彩仍清晰可见。除了倒塌的建筑外，还有大量墓葬散布在房屋内、庭院里、街道上，有成年人的也有孩子的。死去的人们被埋在有十字标记的罐子里，说明他们是基督教徒。萨珊后期，房屋质量明显下降，直接用压实黏土替代土坯，陶器的质量也大不如前，但直至伊斯兰时期，苏萨仍然在创伤中挣扎着。

萨珊帝国的官方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但是帝国境内还有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宗教冲突此起彼伏。沙普尔二世时期，由于基督教在罗马的地位上升，政府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达到了顶峰。发掘者吉尔什曼认为，坍圮的墙体和大量墓葬就是沙普尔二世迫害基督徒，用300头大象摧毁了城市的证据。

阿帕达纳宫的柱头（张良仁 摄）

法国城堡

法国城堡是19世纪法国考古队发掘苏萨时的工作站。1834年，狄拉福（Marcel Dieulafoy）最早来苏萨发掘时没有地方可以居住，只有一些供朝圣者休憩的帐篷，当地人和当地政府又不接受他们，他们不得不住在自己建造的简易土屋里。即便如此，麻烦依旧不断，当地人认为这些外国人带来了疾病、洪水、飓风和不祥的日蚀，所以考察队备受袭扰，只好配枪来自卫。由于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1897年，当德摩尔干（de Morgan）再次来到苏萨时，他通过与当地政府的协商获得了一笔资金，建造了一座欧式城堡，既保障了人和遗物的安全，又大大改善了工作环境。

城堡的主体是两层楼，有工作室、车库、餐厅、厨房、卧室、会议室、浴室、读书室，甚至还有图书馆和画室，围出了一高一低两个院子。现在院子里放着发掘时使用的工具，让我们见识了当时的“机械化发掘”—运土的“小火车”、各种滑轮、吊钩、小型起重机，还有铁链做的软梯、木制三脚架。城堡外墙并不都是直上直下的，一条车道盘桓而上，进入城堡一楼；二楼还有几座瞭望塔，所以整座建筑看起来不仅高大而且很有层次。最值得一提的是，建造城堡的材料都是来自苏萨遗址各个时期的砖和土坯，有些甚至还有刻写的埃兰文字。壮观的城堡背后是开拓者的一段艰辛往事，他们受过的苦为一批批后继者换来了安全舒适的环境和一份独有的体验—与古城相伴，与古砖同眠。

法国考古城堡（张良仁 摄）

苏萨考古队使用过的发掘工具（张良仁 摄）

舒什塔尔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前往舒什塔尔，参观这里庞大的古代水利工程。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在《列王传》中描述道：“在舒什塔尔有一条宽阔的大河，河宽不见对岸，连鱼也难于横游而过”。他所说的大河就是伊朗第一大河—卡伦河（Karun River），发源于扎格罗斯山脉，从北向南流至舒什塔尔；在这里分成两条支流—舒泰特河（Shoteit）与加加河（Gargar），在班德吉尔（Band-e Ghir）汇合成一条河后继续向南流。两条支流之间的广阔区域是宜居宜农的米亚纳布（Mianab）平原（波斯语的意思是“水中间的平原”），舒什塔尔城就坐落在平原最北端。这座老城周边分布着十余处桥、坝、暗渠、磨坊区等遗迹，它们共同组成了舒什塔尔的水利系统。

米赞分水坝

只要提到古代水利设施，中国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成都都江堰。相比之下，舒什塔尔水利工程还要更复杂、更庞大。工程开始于米赞（Mizan）分水坝，卡伦河在这里分为两股，其中三分之一进入人工开凿的加加河，其余三分之二进入舒泰特河。所以舒泰特河和加加河还有两个名字—Do Dangeh（两部分）和Chahar Dangeh（四部分）。米赞水坝长约390米，高4.5米，是一座用砂岩和砂浆筑成的堤坝，现在出于加固和保护的目的在上面覆盖了一层混凝土。水坝中段是一片平台，东段不均匀地开了九个口，西段也开了一个口，河水就从这些开口向南进入加加河渠。这些水口的底部高低不同，可以保证河水在枯水期同样得到合理的分配。水坝东侧角落里有几段残留的矮墙，表明这里曾经有一个水磨，但其原貌不得而知。站在坝上向东北方向望去，可以看到河对岸的舒什塔尔新城与河滩上悠闲地吃着草的牛群。离开米赞水坝继续向西，就到了八角形的科拉法兰吉塔（Kolah Farangi Tower）。这座小塔的作用众说纷纭。据说在建米赞水坝时会有人在塔上监督工人们劳作，也有人说是用来监测河流水位的，还有人认为这是一座导引塔，或许与它西边约500米处的一座城堡有关。

舒什塔尔水利设施平面（图源UNESCO网站）

磨坊和瀑布区

在附近的小公园稍事休整后，我们继续步行前往磨坊和瀑布区。映入眼帘的汩汩水流和震耳欲聋的瀑布声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一丝凉意，水里悠哉的鸭子们也给一片土黄色的建筑增添了些许生机。

磨坊和瀑布区是整个舒什塔尔水利系统的精华所在。一条大坝把加加河拦截起来，形成了20多米的落差，大坝南侧的河道中央有一片宽阔的大平台，高出河面10米左右；这一大平台北侧的大坝下方和东侧的河岸边也各有一片平台。人们在这些平台上建了磨坊，在平台的岩体内部开凿了斜坡水道。同时，在大坝内开凿了多个涵洞，将上游的河水分成了三股，其中西侧和中间的两股通过一些小水口流入下游的这个磨坊区，再进入平台内的水道，多余的水则直接进入东侧的河道。

水磨和瀑布区（张良仁 摄）

这个区域一共有46座磨坊，每座磨坊一般有一个或两个房间，有穹顶或者拱形入口。磨坊中的水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是一块木板承托着相叠的两块石磨盘—下面一块固定，上面一块通过一根轴与下部的动力装置相连，磨坊下方都有一条在岩石中开凿的水道。由于大坝形成的高度差，水流在离开大坝涵洞时就已经有了一股冲劲，当水流至磨坊附近时，又会遇到一口竖井，从井口可以看到水流从竖井倾泻而下，这一落差再次增加了水的流速和力量，足以推动竖井出口处的轮片，继而带动上方的石磨盘转动。每条水道都配有水闸，需要使用石磨时就打开水闸，工作结束时把水闸关上，湍急的水流就变成了涓涓细流。除了巧妙地利用高度差之外，古人也对这些水道的高度差和宽度做了精密的计算，从而很好地控制水量，刚好满足水磨需要。舒什塔尔的这些磨坊可以用来加工粮食，加工好的粮食除了满足当地人生活的需要，很有可能还供应着帝国其他地区。除粮食加工外，制作玻璃等手工业生产活动也离不开磨坊。

萨拉塞尔城堡与大流恩水渠

舒什塔尔还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就是位于城北舒泰特河岸边山岗上，建于萨珊时期的萨拉塞尔（Salasel）城堡。这里地势高、视野宽，是一处具有防御和监控功能的建筑，由庭院、宫殿、军营、公共浴室、水池、围墙、城垛等部分组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五座凉房（Shavadun）。这是一种人工开凿的地下建筑，每座凉房有两个类似竖井的“Si-sara”通向地面，用于通风换气。舒什塔尔的夏季气温可以达到50℃，但是凉房内部却可以保持在20℃左右，为人们提供了避暑纳凉的场所。萨拉塞尔城堡也是另一条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人工水渠—大流恩（Dariun）水渠的起点，它的开口就在城堡下方河岸的岩壁上，一共有8个集水口。八股水流经过一段距离后汇集，之后在哈克（Khak）水坝分成两支，最后分别注入卡伦河的两条支流。

大流恩是米亚纳布平原最重要的水利设施之一，曾经灌溉了约3.3万公顷的耕地。现在这条水渠已经停止使用，人们在它的下方重新开凿了一条。水渠虽然保证了水的供给，但也给了侵入者可乘之机，故水渠顶部有一些砖砌的拱窗，是士兵站岗的地方，以防敌人通过水渠进入城堡。离开大流恩水渠，沿着山脚的道路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些挖在岩体上的小屋，据说是古代的贵族出资开凿的凉房，可以用来避暑。

大流恩水渠（张良仁 摄）

苏西亚纳平原实际上是两河平原的延伸。这里炎热干燥，虽然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其他河流泛滥带来了肥沃的土壤，但是如果没有水源，就是一片荒漠。因此修建水利设施是统治者扩疆辟土、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舒什塔尔水利工程大部分建于萨珊时期，尤其是沙普尔一世修建了很多。沙普尔一世雄才大略，是第一个把自己称为“伊朗与非伊朗的众王之王”的萨珊统治者。他曾经三次打败罗马军队，分别杀死、俘虏、降服一个罗马皇帝，为此他到处让人刻浮雕写题记，纪念自己的功勋。在一次战争中，他抓了7000名罗马战俘，把这些俘虏用在修建比沙普尔(Bishapur)和衮德沙普尔（Gundeshapur）城以及舒什塔尔水利设施上。在舒什塔尔水利设施的帮助下，卡伦河不仅哺育着舒什塔尔的居民，也滋养着整个米亚纳布平原的辽阔土地。据调查，萨珊时期米亚纳布平原上有50余处聚落，占地面积700余公顷，这样的聚落密度与水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密不可分的。直至今日，这一令人惊叹的水利设施依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这河唇的青青春草，我们在枕之而眠”，伊朗诗人海亚姆笔下的生活自然而平和。舒什塔尔的人们每夜伴着卡伦河的波涛声入眠，他们的梦里，应该也有河唇的青青春草在随风飘摇吧。

衮德沙普尔

我们一行的最后一站是古城衮德沙普尔（Gundeshapur）。该城是沙普尔一世打败罗马皇帝瓦莱里安后建立的。他把许多战俘转移到这里，让他们按照罗马城市安条克的样子建设这座城市。之后，沙普尔二世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大学，修建了图书馆；5世纪时，被罗马驱逐的聂斯托里派（景教）教徒带来了希腊科学；库斯鲁（Khosrow）在位时十分重视科学和艺术，还从希腊引进了哲学，使衮德沙普尔成为一个哲学中心；而后音乐家也来到这里；9世纪时因为地震，阿巴斯哈里发（Abbasid Caliphate）把所有的图书器物转移到了巴格达。

衮德沙普尔城址地面上到处都是砖块和陶片，几个小土包零散地分布在田野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就在这里开过几条探沟，虽然发现了一批陶片，但基本没有碰到萨珊的建筑遗迹。近些年的发掘也只发现了伊斯兰时期的建筑，而萨珊时期的建筑还在8—10米以下，等待着考古学家来发现。

衮德沙普尔的过河涵洞（张良仁 摄）

衮德沙普尔迄今为止的一项重大发现是一条过河涵洞。这座长方形城址的西侧有一条小河—思亚曼殊儿（Siah Mansur），但它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枯水期干涸，丰水期又可能有洪涝的危险，不能作为供应城市用水的稳定水源。因此当时的人们就开掘了一条引水渠，从20公里以外的德兹（Dez）河引水。这条水渠修在地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天井，布局类似于坎儿井。水渠到了思亚曼殊儿西岸后，就面临着如何穿越它的问题。人们选择了涵洞，涵洞从西岸开始，穿过河床，从东岸回到地下水渠，进入城内。它是用烧砖砌筑成的一条券顶式管道，最宽处有3.3米，末端虽然有所收窄，但也有2.3米宽，1.8米高。涵洞上面用鹅卵石和石灰浆铺成，掩埋在河床的层层卵石下面。我国遗址中也见到过不少涵洞设施，比如吉林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排水涵洞、陕西西安隋唐皇城的过水涵洞等，但是它们都是城市的排水涵洞，基本没有过河的问题。在前几年的南水北调工程中，也多次利用了过河涵洞，但是使用的是现代科技和混凝土。河底涵洞不光要考虑洞内水压，还要考虑洞外水流的压力和冲刷、河底构造、防渗水防侵蚀等多种问题，所以这条涵洞在当时也是一项高科技工程。

短短两天很快就过去了，这次我们饱尝了苏西亚纳平原的酷热，也见识了古人的生存智慧，看到很多精彩绝伦的文化遗产。当我们坐上从阿瓦士回德黑兰的飞机时已经入夜，从舷窗向外望去，下方的城市一片明亮，而文化遗产们早已消失在黑暗中。它们不与现代的灯火争辉，却在历史长河中闪耀了几千年，成为苏西亚纳平原上最璀璨的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