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礼佛图》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文/肖伊绯 图/闻犀

央视纪录频道（CCTV-9)在今年8 月播出了文献纪录片《人民英雄纪念碑》，该片为观众讲述了这座“中华第一碑”从创想、设计、施工到最终落成的凝重历史，许多久已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就此展现了出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五卅运动浮雕

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孝文皇帝礼佛图》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图案设计，借鉴与融汇了中国古代雕刻技艺的优良传统，此时片中画面穿插有一个镜头，摄录了一幅古代石刻浮雕作品，以示这一说法的渊源有自。片中虽然没有明确指明镜头中这一作品的名称及所在地，不过稍微熟悉中国古代美术史的观众，对此应当都不会陌生。镜头中的作品名为《帝后礼佛图》，为北魏时期的浮雕作品，距今已有约1500 年的悠久历史了。

《帝后礼佛图》主要表现了北魏时期帝王对佛教的崇信和参与佛事活动的仪态，雕造于皇室捐资建造的佛教石窟之中。后世发现的《帝后礼佛图》都分布在洛阳一带，龙门石窟与巩县石窟皆有。

遗憾：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流失海外

493 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大同迁移到洛阳，随即开始在洛阳东南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峭壁上开凿佛像与石窟。其中分为南、北、中三洞的宾阳洞，即是北魏迁都之后由皇室建造的大型佛窟之一。中洞和南洞，乃是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祈福而特别营造的洞窟。耗时20 余年，动工80 余万人次，仅完成了中洞。洞中前壁自上而下有四层精美的浮雕，《孝文皇帝礼佛图》位于第三层，与之对称的还有一幅《文昭皇后礼佛图》，刻画的则是皇后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两幅浮雕作品，合称为《帝后礼佛图》。

整个《帝后礼佛图》构图严谨，气势恢宏，画面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后为中心，形成南北相对应的礼佛行进队列。《孝文皇帝礼佛图》浮雕表现的是孝文皇帝迁都洛阳以后，率领文武百官礼佛时的宏大场景。孝文帝头戴冕旒，手持薰炉，缓缓前行。他左右和身后紧紧跟随着一批文武百官和侍者。浮雕上人物众多，列置密集，可是却显得错落有致，和谐统一。人物的神态也很生动，各自步随身动，皆是神采飞扬。且浮雕中人物的衣冠和仪仗，也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孝文帝当时有力推动汉化的服饰特征。

河南巩县石窟

与早于龙门石窟建造的云冈石窟的浮雕作品相比，《帝后礼佛图》已经开始摆脱古印度的犍陀罗风格，进一步加强了本土的文化色彩与艺术技法。作品更重视线条的勾勒与表达—人物之间的空间景像、人体的曲折起伏都用线条勾勒，特别是衣纹的处理，舒展流畅、疏密有致，更着力体现世俗人物的穿着实情，而非先前只是着力体现神佛菩萨的“天衣”之神秘空灵。

应当说，《帝后礼佛图》这样的古代浮雕作品，很好地将自汉代画像砖石雕刻中的“减地浮雕”手法，与中国古代绘画的线描技法相结合，又融汇了来自古印度、古希腊等外来雕刻技法，形成了“古今同体”与“中西合璧”的新时代艺术样式。所以，无论从艺术史、宗教史的角度去考察，还是从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去估量，《帝后礼佛图》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遗憾的是，正是由于《帝后礼佛图》精湛的雕刻工艺与多重多元的珍贵价值，早在20 世纪初就被国外古董商及盗掠者所垂涎与觊觎，至30 年代初，《帝后礼佛图》已被分批盗凿与售卖至海外。如今陈列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孝文皇帝礼佛图》，以及陈列于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文昭皇后礼佛图》，就见证着这一段国宝“痛史”。

万幸：巩县石窟《帝后礼佛图》尚存三幅

不幸中的万幸，除了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之外，目前国内尚存完整的《帝后礼佛图》有3 幅，皆雕造于河南巩义市（原巩县）的石窟中，而纪录片《人民英雄纪念碑》中摄录的画面正是巩县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

巩县石窟位于今巩义市东北大力山下伊洛河北岸，与云冈、龙门同为北魏皇家石窟。北魏宣武帝在此令工匠造窟刻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各代相继开窟造像。据统计，石窟坐北向南,现存洞窟5 个、千佛龛1 个、摩崖造像3 尊、摩崖像龛328 个、碑刻题记186 篇、佛像7743 尊。

巩县石窟第1 号窟之《皇帝礼佛图》与《皇后礼佛图》浮雕

巩县石窟的开凿时间为北魏晚期，受地理条件限制（此处仅有一段可用于雕刻的山崖，其余均为黄土泥质地层），总体规模有限，仅有5 个较为大型的洞窟。仅就建造规模而言，巩县石窟较云冈、龙门石窟，确不可同日而语，但“后出转精”之作在这里比比皆是，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5 个石窟中，有3 窟均刻有《帝后礼佛图》，且大体都保存完好，实在是弥足珍贵。

巩县第1、3、4 号窟的窟门前壁内侧，均刻有《帝后礼佛图》，尤以第1 号窟保存最为完整，图像最为精美。第1 号窟《帝后礼佛图》浮雕在南壁窟门东西（左右）两侧，各作3 层，相向排列。东侧系以帝王为首的男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3 个，高约60 厘米，侍从像40 余个，较主像矮小，高约40 厘米；西侧系以皇后为首的女供养人群像，其中主像11 个，侍从30 余个，皆略小于东侧人物。帝王头戴平天冠，右手持莲枝，左手置于侍者所捧香炉中，两侧侍者或为王者牵衣，或持扇、持装饰华丽的伞盖。其余男像皆戴高冠，各与身边持伞、扇之侍从形成一组。女像头戴莲花冠，各自都有持伞、扇的侍从。每层浮雕由于方向、服饰的一致而形成强烈的整体感，而上部空间由于斜向的羽扇、伞盖和飘动着的结带以及人物的参差错落而增加了画面的变化。整个行列表现了贵族上层人物的雍容华贵和虔诚肃穆的宗教感情。

纵观1 号窟《帝后礼佛图》东侧浮雕，整幅图像呈三排三级列置，构图方式有别于龙门石窟，在有限的空间中更显宏大繁密之势。细观之下不难发现，在这由上至下的三级构图之中，主要人物的排场及随从人数并不相同，体现着帝、王、君、臣的等级序列。这些等级对应的人物形像，其身体姿态也微妙地表现出尊贵、昂扬、谨慎、谦卑等各种仪态，雕刻工艺可谓精湛传神，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也极为丰富。

百年：《帝后礼佛图》的浩劫与新生

巩县石窟《帝后礼佛图》中的皇帝和皇后像

实际早在20 世纪初，巩县石窟曾经与龙门石窟一道，都深受海外学者重视，前来实地考察与探访者络绎不绝。如法国汉学家沙畹就曾于1907 年先后造访了龙门与巩县石窟,随后于1909 年在巴黎出版《北中国考古图录》，书中率先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十幅，其中6 幅《帝后礼佛图》照片源自龙门石窟，另4 幅则来自巩县石窟。这批距今已110 年的老照片，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拍摄的《帝后礼佛图》原始图像。

自沙畹公布这批图像之后，《帝后礼佛图》逐渐进入国际汉学界视野。1910 年，美国收藏家、实业家弗利尔首度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拍摄了宾阳中洞与巩县第3、4 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1914 年2 月，法国考古学家、诗人谢阁兰循着沙畹的考察成果，再度造访龙门石窟，现存7 张谢氏所摄龙门照片，均摄于宾阳中洞。值得一提的是，或因拍摄效果不佳，或因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谢阁兰所摄《帝后礼佛图》并未向外界公布。即便在1923 年出版的《中华考古图志》中，谢阁兰也未将这些照片纳入书中。直至近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公布了珍藏馆中的谢阁兰考古相册，后世读者方才得见“真容”。

继沙畹、弗利尔、谢阁兰之后，至20 世纪20 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瑞典学者喜龙仁等纷至沓来，都曾先后造访龙门与巩县石窟,在《中国佛教史迹》第二辑、《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等专著中各自发表了相关图文资料。可以说，20 世纪初短短一二十年间，《帝后礼佛图》渐成举世瞩目的世界艺术瑰宝。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龙门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招致了被打碎盗凿并流散海外的悲惨命运。而巩县地理位置稍偏僻，洛河常常将此处石窟淹没并常年淤积泥土，此处的三幅《帝后礼佛图》方才得以逃脱被盗厄运。

图① 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与《孝文皇帝礼佛图》

图② 法国汉学家沙畹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与《孝文皇帝礼佛图》

图③ 1914 年2 月，法国学者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 与《孝文皇帝礼佛图》

图④ 1914 年2 月，法国学者谢阁兰所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文昭皇后礼佛图》 与《孝文皇帝礼佛图》

即便如此，巩县石窟中的其他石刻造像被盗也较严重，因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所限，政府当局对巩县石窟的保护措施极其有限，盗凿情况始终无法有效扼制。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尤其以梁思成等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史学者）对巩县石窟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国外学者考察成果的逐渐披露而日益加强。

1936 年6 月，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陈明达等人实地考察巩县石窟,后来在刘氏所著《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留下了相关记录，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考察与初步研究巩县石窟。陈明达日后又陆续撰发《巩县石窟寺的雕凿年代及特点》《巩县石窟寺雕刻的风格及技巧》《北魏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等石窟专论，这些论文内容都涉及到巩县石窟，研究推进的时间跨度近30 年，足见其重视程度。可惜由于战争原因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及时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巩县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也就此停滞不前，再无进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者对巩县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视，1962 年由文物出版社印制出版了《巩县石窟寺》图录，封面图案正是那早已享誉中外的《帝后礼佛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图案创作团队，在创作8 幅历史人物繁多、历史意义重大的新时代浮雕作品时，可能曾研究与借鉴了《帝后礼佛图》的雕刻技法。

1982 年，国务院公布巩县石窟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措施与研究力度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如今步入巩县石窟，最为精美完整的第1 号窟《帝后礼佛图》，已经装置镜框加以整体保护，国人尽可以在精心呵护国宝的前提下，几乎“零距离”与这一国宝亲密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