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光边墙明延绥长城镇北台段

文 图/同杨阳

榆林纵横在陕西最北部，属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在古代是众多政治实体博弈、各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区域。千百年间金戈铁马、商贾往来不断。

黄土垒九边：延绥镇长城

明弘治年间（1488—1505），朝廷在北部边境长城沿线陆续设立了9 个军事重镇，延绥镇便是其中之一。延绥镇地处河套南部，以延安卫和绥德卫为主进行防御，故称延绥镇，后来因为镇治迁至榆林，也称榆林镇。

延绥镇段明长城位于今天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一隅，东濒黄河与山西镇相连，西与宁夏相接，西南接固原镇，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战略目的是控制北方南下中原的河套通道，防御蒙古部落通过河套地区南下到达关中平原。

榆林榆阳区段长城

明延绥长城分布

这一区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织，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军事防御设施的修建。陕北地区在战国后期的秦昭襄王时代（公元前325—前251 年）就开始修建用来“御胡”的战国长城，这条长城经过秦朝统一修建和西汉初年的修缮和沿用，其走向大体和农业经济区与匈奴游牧经济区分界线保持一致，隋代曾在该地修建长城来防御突厥南进，明长城更是部分沿用隋代和汉代、战国长城的基址。

延绥镇明长城镇北台段

镇北台修筑碑记

镇北台上种植的榆树

延绥镇长城由大边和二边共同构成，其中核心部分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余子俊主持修建。延绥镇遍布沙漠荒滩、黄土沟壑，修筑边墙也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自然山险为主，只在部分营堡和敌台、马面表面包以砖石。万历（1573—1620）之后，由于明王朝矛盾重心的转移，只对延绥镇长城进行过一次扒沙和营堡包砖的工作，之后再未对延绥镇长城进行修缮增补的工程。

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

镇北台是明长城中最为宏伟的建筑之一，有“万里长城第一台”的美誉。榆林北约4 公里的红山脚下，款贡城西南角的沙峁上，便是镇北台所在。镇北台北墙与明长城墙体相连，以北为丘陵沟壑，以南是沙漠、农田耕地。台周坡度较缓，遍植杨树、松柏树、柠条等植被，还有一些草本植物。

镇北台今貌

易马城城墙

明代中叶的榆林还只是一个边塞卫城，延绥镇的军事治所设在100 多公里外的绥德州。由于蒙古部落不断侵犯边关，榆林和绥德相距遥远，等警报传到绥德，增援部队日夜兼程赶到榆林后，善于骑射、行动迅捷的蒙古兵早已无影无踪。成化年间（1465—1487），余子俊出任延绥巡抚，他看出了这个军事布防上的弊端便上书朝廷，1473 年，延绥镇治所迁至榆林卫，同时扩建城池、增兵设防。为满足当地人生活需求，在延绥镇以北的红山还设立市场与蒙古人进行贸易。考虑到边城的安全，也为配合红山市的贸易，又修筑了蒙汉互市场所易马城。随后建起了蒙汉官员经过该地进行洽谈、举行纳贡仪式的场所—款贡城。1607 年，延绥巡抚涂宗睿修建了镇北台，居高临下，用于观察敌情和监管互市情况。

镇北台共建有4 层。敌台一层的地面砖缝之间长满杂草，东北角和西北角之间各有一棵榆树，敌台券洞内部和垛口的包砖表面还可见游客乱写乱画的痕迹。二层台南墙下石头砌筑的碱中开设券洞，转台东外砌有石踏步可到达三层。券洞面向中原大地一侧的石横额上刻有“向明”二字，是否说明有人曾在这里举目远眺南方家乡？北面近长城一侧石刻“镇北台”，字体苍劲有力，为万历时延绥镇巡抚涂宗浚所书。第四层的正中原有一间砖木结构的瞭望哨棚。登台望远，西北那股强劲的寒风携带着几千年的气息迎面而来，巍峨的明长城横亘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中，现代化的榆林城也尽收眼底，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风雪凄迷、光阴流转，这座雄伟的敌台依然锐气十足，那凌厉的气势仿佛就在昨天。敌台包砖的表面被风雨侵蚀出小坑和裂缝，砖和壁面之间长出了青草，风雪的侵蚀让砖缝之间的白灰层也脱落了。敌台的西北角由于人为攀登，围墙形成豁口，今人用仿制的砖墙对其弥补，但最初的模样却早已随风而逝。

易马城城内现状

边境贸易：易马城与款贡城

款贡城关入口

镇北台西南800 米处的易马城，又名买卖城，始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据清道光《榆林府志》记载，该城是明代11 个蒙汉民间贸易场所之一，也是蒙汉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见证，主要交易产品为来自游牧地带的马匹和中原地带的茶等物品。易马城建于长城墙体内侧180米处，坐北朝南，呈平行四边形，城墙四角有角台，北侧35 米处有一道挡马墙。如今城内居住村民，有烧砖厂和屠宰场，放眼望去已是残垣断壁。

款贡城亦是明朝“隆庆议和”后款待、赏赐民族来使，接受纳贡及洽谈边贸事务的场所。为维持“和平互市”的正常运转，城内修建镇北台进行监管，于是就有了款贡城与镇北台厮守相伴了4 个多世纪这看似矛盾又极为和谐的长城配套设施。款贡城平面呈矩形，北墙借用长城墙体，依山势而建，除东墙中段被沙掩埋外，其余保存相对较好。

长城一线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激烈争夺着为数不多的资源，而这冲突也伴随着密切的经济往来。早在西汉时期，汉王朝的统治者就在长城沿线设置有“关市”，《史记·匈奴列传》“汉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给遗匈奴……”。东汉时期，汉王朝和乌桓、鲜卑、匈奴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称为“互市”。

隋朝在长城沿线设立了专门的管理互市的机构—“交市监”，主要负责中原汉族同突厥等民族互市交易马、驼、驴和牛等。至唐贞观年间（627—649 年），将“交市监”改“互市监”，于是在长城沿线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茶马互市贸易点。之后唐王朝又于开元（713—741 年）及元和年间（806—820 年）分别在今青海和陕西北部开设了互市场所，主要贸易对象是居于长城以北的吐蕃，交易的范围主要是用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去换取游牧地区的马匹。

款贡城总貌

宋代也汲取前代王朝的经验，设置相关机构来管理同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其中“榷署”是来管理中原与南方各民族间的贸易，“榷场”是专门负责中原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契丹、女真、西夏、吐蕃间的互市。除此之外，宋王朝还设立了“都大茶马司”，用以“掌榷茶之利以 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明朝时，中原与游牧各民族之间的互市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明朝政府在西北、西南和南方等邻近少数民族的地区都设立了“茶马司”，同时在长城九边沿线设立了“马市”与长城以北的蒙古族以及东北部的女真族进行贸易。在明代长城沿线，著名的互市贸易点有：张家口、大同、延绥、宁夏镇、兰州、凉州、甘肃镇、哈密、秦州、洮州、河州、西宁以及东北地区的开原、广宁等地。这些互市点的形成使长城沿线成为了农牧民族间的贸易、物资集散地，也成为了农、牧经济的联结线。

浓墨重彩：农牧互动与文明交融

虽然明长城最初修建的主要目的是军事防御，但在发挥防御功能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农耕和游牧民族之间交流的作用。明代自汉蒙之间于隆庆五年（1571 ）开始封贡互市以后，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北方边地在一段时间内无大的农牧冲突出现。

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围绕着长城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互动中，形成了长城地带独特的文化面貌。秦汉时期的匈奴尚无文字，然而《汉书》中却保留着匈奴与秦汉王朝书信往来的资料，说明那时的匈奴人已经通晓和使用汉语。党项族模仿汉字创造了西夏文，契丹族借用汉字的笔画创造了契丹文，女真族参照汉文与契丹文创造出女真文，鲜卑、满、回等少数民族则直接采用了汉语汉文。

中原民族的儒家思想、礼仪和典章制度都对各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城地带的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简、王杖诏令简即是例证。大量的汉文史籍经典被翻译成少数民族的文字在长城地带广为流传，部分儒家思想还演化成少数民族的民族习俗。西岔沟墓地发现了具有汉代风格的铁斧、鎏金马具、铜镜、货币，上孙家寨的匈奴墓葬采用砖室墓的方式，和东汉中原地区的汉墓形制无异，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中出土的具有游牧特征的金、铜带饰，反映了匈奴与中原的密切交流。

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受到各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均体现出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骑兵部队，所谓“万乘之国”“千乘之家”，骑兵数目动辄以万计。这些庞大骑兵所需的马匹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供给的。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都反映出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笨重服饰的重大转变。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之地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并将“胡床”带入农业区，它的传入并广泛使用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引起汉族生活习俗的一场革命。

棉花、油菜、芝麻伴随着悠悠驼铃从西域传入中原，大豆和板栗等五谷杂粮从东北半农半牧经济地域向南传播。随着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西域和其他民族地区的传入，中原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得以改变，丰富了中原民族的饮食文化。良马从蒙古高原奔腾而来，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后备受珍惜。琵琶、箜篌、胡琴奏起异域的旋律，歌舞杂技的传入对中原的戏剧、宋词、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

长城地带的文化交流，还体现在各民族多元文化不平衡发展的状态中，汉文化向四周辐射，并且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以汉文化为核心，共同发展，从而使长城地带的文化丰富多样、各放异彩。

站在历史洪流中，回首一场场战争、一次次互市，它们早已成为文人笔下的峥嵘岁月。真实的历史却抽身站在那些文字背后，那是以“耕”为核心的文化和以“牧”为核心的文化不断碰撞、交融、演进和共同发展，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