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毒”形象再设计

丁逸楠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其中，“驱五毒”的民俗活动延用至今。“五毒”纹样是中国传统纹样的分支，也是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从最初民间艺术“降毒葫芦”“鸡食五毒”“虎镇五毒”题材中的“五毒”形象，到近现代再使用“五毒”取消灾祸的观念，人们由初期“镇五毒”的意识形态逐渐转变成将“五毒”视作吉祥纹样。文章就“五毒”形象在历史中的演变为切入点，从“驱五毒”“镇五毒”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五毒纹样”进行论述。基于此对其造型与配色在当代视觉文化语境下的再设计应用。

“驱五毒”的源流

“驱五毒”的起源。古时，民间认为五月是邪祟横行、多灾多难的“毒月”。五月初五，是传统意义上的“恶日”。时节变化，温度骤升，百虫始动，极易滋生疫病。深受毒害的百姓萌发“驱虫”的愿望，发明了多种应对措施。除沐浴兰汤、饮雄黄酒外，“驱五毒”“避五毒”活动在民间颇为流行，“五毒文化”在民间亦十分广泛。所以，端午又被称为“五毒日”。

“五毒”图案在民间多用于辟邪趋吉，时至今日，在陕西、甘肃、北京、山西、山东等地仍广为使用。由于中华民族众多、传统民间文化多样，各地区流传的“五毒”版本各不相同，但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是蜈蚣、蛇、蝎子、壁虎、蟾蜍。

“避五毒”的用意。“避五毒”的行为源于中国人由古至今“祈祥辟邪”的心理，此心理又可以归纳为“生殖崇拜”“以毒攻毒”“压而胜之”三种。所以这些现实中令人望而生畏的非“良善之物”，通过特定的转换，最终被列入到民间吉祥图案中，寄予着人们驱凶纳吉、祈愿平安、祛邪避毒、祛病防疫的厚望。

“五毒”形象的表现

“鸡食五毒”。早在唐朝的端午节，张贴“五毒图”的民俗就已出现，人们会将“五毒”的形象惟妙惟肖地或剪或画出来，并与其天敌公鸡、宝剑、葫芦等一起呈现，寓意驱毒，尤以公鸡吃蝎子、雄鸡啄蜈蚣、农夫锄蝎子、降毒葫芦、剪铰蝎子等剪纸图样最为常见。在《西游记》第五十五回中唐僧被女蝎子精捉去，三徒弟相救均败，最终还是昴日星官前来解救成功。昴日星官神职是“司晨啼晓”，神鸡一叫天下白，公鸡在中国神话中地位极高，不仅可以唤来太阳，还能驱走阴邪之物（图1）。

“五毒”与“葫芦”。剪纸是我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俗文化、民间生活共生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在与“五毒”相关的民间剪纸中，少不了避邪除毒习俗的葫蘆图像，一般是由葫芦与“五毒”形象组成，如“吸毒葫芦”“倒灾葫芦”“消灾葫芦”“葫芦镇五毒”等。在剪纸作品的图像构成中，“五毒”纹饰有的在葫芦内，有的环绕在葫芦外，有“吸五毒”“镇五毒”“除五毒”的作用，有时还会配有老虎、雄鸡、利剑、剪刀等，象征祛灾避邪。此外，“倒灾葫芦”是小头朝下，周围饰有五毒形象，寓意将五毒毒气泄尽。现今北方还流行“五色吉祥葫芦”剪纸，据说端午贴于门上可吸纳邪祟之气。“葫芦”图像用于民俗生活，成为祈福纳吉、辟邪禳灾的重要艺术形式（图2）。

“虎镇五毒”。古人相信“毒”能克“毒”，佩戴有毒物的物品能与邪相克，以毒攻毒、百毒不侵，寓意辟邪免灾，永保平安。有单独出现的形象，也有一起出现的组合，其中以“虎镇五毒”最为常见。

玉雕艺术中的“虎镇五毒”。相传端午节这天道教始祖张道陵天师身骑猛虎，手挥宝剑，降服世间五种毒物。吴自牧《梦粱录》记南宋行都杭州端午的天师艾说道，“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道教尊崇老虎，被认为是护法神，张天师手持七星宝剑，座下黑虎降妖伏魔，为民除害。所以在后世流传的“避五毒”的纹饰中，老虎也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形象之一。

“虎镇五毒”的形象通常以“虎”为主体，“五毒”为辅，意在表现“神虎坐镇，百毒不侵。”明代的《白玉透雕五毒带板》造型为长方形，通体莹润白皙，大面积的镂雕花叶花果纹盘绕交错。在海棠形的镂空纹样中雕刻有威猛雄健的老虎，猛虎周身环绕着蝎子、蜈蚣、蛇、蟾蜍、壁虎五种毒物。其中，蝎子盘曲着尾部，伸展双钳;蜈蚣百足蠕动，意欲前行;蛇口吐信子，盘旋身躯;蟾蜍满背凸起，形态圆润;壁虎双目有神，伺机而动。各式虫物平滑光亮，伴有艾草穿插其中。整个作品喻张天师神通有猛虎护法，可镇压五毒，祛病防疫（图3）。

花钱艺术中的“虎镇五毒”。花钱是古钱币的一个衍生品种，“五毒”花钱属于压胜钱，“厌”通“压”，意为“压制”。一般用作佩饰，作吉庆、辟邪等用途，借此来抵御邪祟。古人依据端午习俗设计出“避五毒”的花钱，佩戴“五毒”花钱自清代起便是端午节的重要民俗之一。花钱里面的“五毒”表现形式多样，大致分为两类：比较多见的一类为“有虎五毒”，另外一类是“无虎五毒”，极为少见。有的五毒花钱中不存在“蝎子”形象，但并非由于被排除于“五毒”之外，而是取其谐音“去蝎”即“驱邪”。在多数花钱中，“蜘蛛”的形象亦多有出现，与“蟾蜍”“蜈蚣”“壁虎”“蛇”四者并列为“五毒”。《钟馗斩鬼背五毒花钱》中，花钱一面是钟馗斩鬼的形象，上方还伴有一只蝙蝠飞来，寓意吉祥;花钱的另一面则是虎与五毒，老虎躬着身子，意欲发威，震慑在其对立面的“五毒”（图4）。

刺绣艺术中的“虎镇五毒”。我国西安地区盛行在端午时节用“五毒”图案辟邪，“五毒”的纹样多见于孩童日常衣物与针织饰物上，在长期女工实践中，“五毒”的形象也不再是最初“以凶御凶”的本意，经过美化的“五毒”形象通常夸张有趣，灵动鲜活，侧重突显其生理特征，弱化四肢。在色彩的选择上，常用红、蓝、黄、绿、白等鲜亮之色（图5）。

“五毒”在现代的设计应用

“五毒”纹样再设计。在民间工艺中，“五毒”都是以较为具象的表现形式出现，少见抽象化表达也少有与几何图形的结合。所以“五毒”纹样的现代化再设计有较大探究空间。

生活中常见的蝎子具有坚硬的外甲，身体分段节数较多，最具有特色的便是尾部的构造。在设计中将蝎子的主体部分与嘉禾的单颗禾穗特征相结合，呈水滴形。“嘉禾”早在《宋书·符瑞志》中便有记载，古人视其为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征兆。中间再以圆弧线相隔离，显示蝎子的身体构造，在四肢尾部的设计中嵌入圆形，一方面用以凸显其生理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取“珍珠”的圆润之意，珍珠温润而细腻，在中国古代也是彰显富贵荣华（图6）。

“蟾”和“钱”谐音，在古代就有《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传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载有取蛤蟆求雨之术，蟾蜍作为招财辟邪的瑞物，与钱财本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通常把蟾蜍叫金蟾，古语讲“家有金蟾，财源绵绵”。“蟾”与“钱”谐音，常见的蟾蜍雕刻造型为口衔金钱，寓意富贵有钱。蟾蜍圆润丰腴，纹样设计中结合“如意纹”的外轮廓作为蟾蜍的身体，取“富贵如意”“吉庆如意”的寓意。在蟾蜍的身上有多个凸起的疙瘩，是它自身的独特之处，这些“疙瘩”也形似“铜钱”，用钱币的样式替代更显贵气（图7）。

“蜈蚣”的腿部最与众不同，在民间它又叫“千足虫”，在造型部分尤其强调突出“多且密集”的特点，多足又表示可以抓住四面八方的财富。蜈蚣节节有足，行动快捷，又有路路通达，百事顺利的含义。整体形象采用民间刺绣图案上有“翅”造型，在触角与尾端结合“如意纹”的局部，更添喜庆（图8）。

“蛇”与“壁虎”都是行踪神秘，动作迅捷的动物，设计中对两者进行了轮廓的提炼，保留其大部分原有体征，在内部用“曲折纹”进行装饰，增添神秘玄幻的色彩。蛇被称为“小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让古人既畏惧又好奇，成为神化和崇拜的动物之一。在中国古代，关于蛇的神话传说数不胜数。《山海经》中，《海内西经》《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等篇都有关于神人戴蛇、珥蛇、践蛇的记述。在我国文化中，蛇能活五百年之久，被认为是延年之物。蛇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同时蛇兼具了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早期便有“蛇崇拜”且有些民族将“蛇”作为自己的图腾。《小雅·斯干》中提到蛇是“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祥瑞的征兆。“蛇”以“如意结”的形状蜷缩后半身，亦显吉祥（图9）。

“壁虎”的头部整体参考了“元宝”的形态，寓意富贵。壁虎又通“必福”，字面上是“必得幸福”的意思，壁虎因断尾求生，具备顽强的生命力，善飞檐走壁，民间视为降妖除魔、旺家兴财的吉祥物（图10）。

“五毒”配色设计。自古中国就有许多民族和部落对蛙极为尊崇，其一是出于图腾崇拜的心理特征，其二是生殖崇拜，蛙类繁殖能力极强，一夜便能“听取蛙声一片”。蝎子孕育后代的速度也同样惊人，所以两者在颜色的选用上采取了绿色系，象征着“生命”与“新生”。

红色为三原色之一。从阿尔塔米拉洞窟中的壁画到近现代艺术家们画板上的色块，红色在艺术表现中举足轻重。当色彩居于重要地位之时，也是其价值充分被发掘之际。红色通常象征着威严、权力、富裕。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中，红色有震慑邪祟之效。所以不光在设计产品——胶带的底色中加入红色，主体物“蛇”与“壁虎”的配色也以红色为主。“蛇”的配色中加入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紫，符合蛇行踪隐秘的特性。“壁虎”整体是红色黄色相间，黄色在古代服饰中是皇室最钟爱的颜色之一，高贵典雅，亦是寓意黄金财富，荣华富贵。

黑色原指物质经过焚烧出烟后所熏過的颜色，是古代史上受崇拜时间最长、含义最丰富的颜色， “蜈蚣”大部分以黑色为主，再加上少许红、蓝点缀，使得整体庄重典雅。

“五毒”系列形象设计承袭“祈求吉祥”的理念，用现代化的造型表现对传统元素进行了再设计。整体造型上对民间艺术中所出现的“五毒”形象作了提炼，保留大体的躯干轮廓，内部用几何图形进行填充。此外，主体物边缘增添“艾叶”作为装饰纹样，使其不失传统风格，又极具现代感。“五毒”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繁衍能力，所以某种意义上也有百毒不侵、多子多福的含义（图11）。

“五毒”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一支，它在民间艺术的滋养下，以独特的造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成为了众多传统纹样中独树一帜的文化符号。时代更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此次形象的设计结合当代元素，力求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将传统纹样送到每一个寻常百姓家。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