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永定河治理轨迹

南华 田文英

清代直隶地区包括今北京市、河北省等北部多个省份及地区，集地理范围之广，地形之复杂，水系之多等特点，导致其境内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阻滞，百姓生活经济来源不稳定等多种问题的发生。特别是海河支流的永定河作为京畿地区较为重要的河流，它的“一举一动”对国家、社会、百姓的影响不可谓不重要。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对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及修整，但都影响甚微，不得其要。清代开国君主顺治皇帝也曾下达诏令整治永定河，但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只能进行小修小补。康熙皇帝即位后，将解决三藩、河务、漕运三事作为其毕生所求。在稳定国内局势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令直隶巡抚于成龙修筑河岸石堤，功成后亲自阅视并将其命名为永定河。雍正、乾隆时发扬祖制，继续维护河道，并一度使民安乐。

清代直隸地区水灾问题

有关清代水灾的治理问题，李辅斌在《清代直隶地区的水患和治理》中进行了探讨，可以看出清朝前期皇帝对直隶的水利事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增强了该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并且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他也指出清代统治者为了漕运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加剧了自然灾害，导致直隶水患很难得到全面治理。这也启示人们一定要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部分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直隶地区的水灾进行整体研究，比如王彩红在《清代康雍乾时期洪涝灾荒研究——以直隶地区为例》一文中指出，洪涝灾害的影响不只存在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大的影响，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人的影响，即农业生产方面造成的损失，百姓的生存问题更值得关注。而在灾害发生后，农民并不是坐等政府的救助，而首先考虑的是自救及灾后如何降低损失等等。在她的另一篇文章《康雍乾时期政府在直隶地区的救灾措施》中，重点叙述了政府重视直隶地区救灾工作的原因及具体的救助措施，如：赈济、蠲免、以工代赈等等，从国家的制度层面将抗灾救灾措施及具体行动叙述出来，使我们对这三朝灾害发生后的国家治理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导致国家财政情况大不如前，皇室大规模的支出以及战争费用使其无力修建水利工程，所以这一时期的水利工程基本由地方筹措资金修筑。李文海等在《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中，集中讨论了与永定河有关的几次重大的水灾。“据不完全统计，晚清七十一年间，永定河发生漫决三十三次，平均两年一次。”永定河成为晚清时期漫决频率最高的一条河流，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之后他具体叙述了每一次灾害发生的起因、经过及影响，可直观看出当时水灾发生的次数及影响。

直隶地区的水患与治理问题在清前中期，尤其是在康雍乾时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与解决，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三位皇帝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虽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但他们并不排斥一切有利于国家建设和百姓生活的事情，愿意亲力亲为，不惜国帑。而到了晚清时期的中国逐渐走向颓势，国家财政逐渐入不敷出，天朝大国思想浓重，闭关锁国使其退出世界舞台中心地位，鸦片战争等战争的爆发又使其内外交困，更无力关心民生事务，以致水利工程搁置，直到近代才得以继续修治。而具体到清代直隶地区永定河流域的治理问题，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接下来就部分学者关于永定河文献资料、治理工程、治理人员及经费问题等研究做进一步探讨。

永定河流域治理研究问题

在王培华、赵卫平的《论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分别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和光绪六年（1880年）共计三次撰修永定河志，前两次分别为陈琮、李逢亨修《永定河志》，后由朱其诏、蒋廷皋修《永定河续志》。文中作者论证了陈琮的《永定河志》为第一部永定河志，并证明其史料价值极高，为研究永定河之必备原始史料。赵卫平在《清代三种<永定河志>的历史地位》中，特别强调了其价值，保存了清代关于永定河的珍贵历史资料并传达了治理永定河的历史记载，他指出要科学地评价这三种志书，说明其优点及其弊端，为人们客观地认识与鉴别原始史料的真伪提供帮助。

在碑文及档案方面，李雪梅的《定章立制：清代<永定河志>中奏议和碑文之功用》中，说明三部永定河志中所收奏议取材于永定河道的档案存牍，里面的碑文大致可分为：河务纪事碑和河务公文碑两类，同时对比了三部志书的共性，将其特点归纳总结为定章立制。而付艳华的《乾隆<阅永定河记>碑与永定河的治理》，通过对乾隆时期回龙亭碑碑文的解读，分析了乾隆皇帝的治河思路与方法，为我们了解永定河治理的真实情况开拓了路径，为后人治理提供了很多经验与方法，是较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于永定河的治理问题，学者们曾经做过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从时间上来看，分为历史上永定河的治理研究与清朝时期永定河的治理问题。历史上的永定河。在李红有的《历史上永定河开发治理分析》一文中，他提出永定河治理分为三个阶段，即三国及隋唐时期，辽金至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分析了不同阶段治理的侧重点不同。随着自然环境及社会条件的变化，永定河治理的内容也有所变动。同时，他还以晚清时期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不前为例，指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河流治理开发的基础。吴文涛在《还永定河生机 莫忘防洪治理——关于历史上治理永定河的几点思考》中，指出今天永定河的防洪问题仍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北京历史上的永定河水灾，永定河水灾发生的特点，历史上的防洪和治理思路，如何治理永定河等四个方面分析后提出要以全局观念综合保护和治理永定河流。具体时期的永定河治理问题，主要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治理研究。在宋开金的《论康熙朝永定河治理问题》中，提出了康熙时期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理念，同时辨析了清代大规模治水的开始时间应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最后对康熙朝永定河的治理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使我们对康熙时期永定河治理问题的研究有了全面的认识，同时作者对史料的熟悉程度极高，运用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陶桂荣在《清代康乾年间永定河治理分析》中，通过康雍乾三朝不同的治河大臣的治理过程，为我们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指导思想与理念，最终得出结论，即治河根本就是清除河道淤积，只有科学计划、多措并举，才能使永定河达到利民生、促生产的积极作用。王洪波在《清代康乾年间永定河治理理念与实施》中，同陶桂荣一样，指出治河理念及具体实施过程，从“筑堤束水，蓄清刷浑”到“不事堤防”理念的转变，体现了自然环境的不断变迁与人为活动的积极应对，说明我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转变思想才能为河流治理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从治理人物上看，分为皇帝与大臣治理永定河的研究概况。关于皇帝与永定河治理。商传在《康熙与永定河》中，从治河的动机、工程的直接领导者以及治河成效评议这三方面分别说明康熙皇帝治理永定河是为了恢复国家经济并将其作为治理黄河的重要尝试，他亲自阅视并指导大臣治理河道，修筑堤工，甚至手把手传授制图经验，以确保治理过程的精准。他在位六十一年中有三十年都力图治理河道，为民解忧，值得敬佩。丁进军在《康熙与永定河》中，为我们介绍了康熙治理永定河时期的历史背景，并将其七次大规模的治理活动详细列举，指出康熙治理永定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及永定河本身的特点无法将问题彻底解决，也留给后世一些思考和借鉴。关于清代大臣治理永定河的问题。学界主要对方观承、于成龙和高斌的治河活动与成效进行研究。例如：吕晓青在《直隶总督方观承研究综述》中，通过梳理清前期直隶地方社会研究、方观承与棉花种植、赈济灾害和治水等方面的问题，全方位多层次的将学界研究忽略之处一一陈述，提高了我们对其治理活动的认识和理解。在张艳丽的《方观承治理永定河的思想与实践》中，补充了方观承的治河思想及其功绩，他上下兼顾，疏堵并举，综合治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人继续治水提供经验。而陶桂荣在《于成龙与永定河治理》中，作者根据其治水过程及思想，总结出当时永定河频发水患的原因主要是上游水土流失加重，下游河床淤积抬高和洼淀围垦过快综合作用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不协调的产物。所以我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治水计划才能事半功倍。

关于永定河的治理多半取决于其工程建设，金门闸的设立对于永定河的灾害问题有一定的阻滞作用。徐浩生在《金门闸》一文中，说明金门闸始建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位于永定河右岸，说明其历史沿革及重建情况。虽现今已被废，但其历史价值不可被忽视，为保护当时永定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做出贡献。宋开金在《从金门闸看清代永定河治理思想的演变》中，说明建立金门闸意图的变化，从开始时的借清刷浑到复归故道，再到最后的分减水势，体现了治河者为其物尽其用做出的巨大努力。除了金门闸的修建与重置，学者还对永定河筑堤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吴文涛的《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中，追溯永定河筑堤后北京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下游地貌改变的重要史实，阐述筑堤工程对于流域整体环境的深远影响，引起人们对于历史上一些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的反思。而他的另一篇文章《清代永定河筑堤对北京水环境的影响》侧重于分析永定河筑堤后虽然减少了洪涝灾害，但它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超过了其积极作用。吴文涛从环境的角度对永定河筑堤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打开了我们研究历史的视角，即结合地理环境分析历史事件的影响，提醒我们在主动改变自然的同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切不可为人类一己私利而破坏环境。

当永定河灾害成为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国家开始插手治理。在吕晓青的《清代永定河工与直隶职官变革》中，通过对清代治河职官的设置与调整来分析永定河工对直隶地区职官变革的影响。作者在梳理永定河的水患及治理后，通过国家设置的直隶河道水利总督、永定河道、两岸厅、汛及河营守备等职官的变化，突出国家水利建设对地方官制的影响，同时说明了政府职权的扩大，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切入说明水利治理的重要程度。许存健在《清后期永定河治理经费研究（1829—1911）》中，说明了通过永定河河工经费的减少发现清政府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转变，从清前中期中央不惜国帑全力建设水利事业，到清末民国时期国家政局动荡，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地方督抚控制财政，自行使用地方经费修治水利设施，我们发现国家的统一与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才是大规模兴建水利的基本要求。如果只依靠地方，就会各行其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而不能进行整体的调配指挥，最终只是工程方面的小修小补，无法使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

无论是永定河发生灾害时的治理活动还是永定河本身的环境问题，通过前人的梳理我们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们关于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控制与提供方面的研究较少，缺乏国家治理下的政策对地方社会具体的影响。所以今后可以國家提供公共产品这一角度为切入点，分析清代对永定河的治理与建设背后的决定因素。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