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伯温治蜀

周忍

两宋之交，邵伯温载家徙蜀。邵氏入蜀，是当时士民普遍南渡的一个缩影。当时全国之形势，北方处于战乱之中，而南方稍安。四川因其独特地理环境成为了南迁的集中地。邵氏以知果州之职入蜀，人生最后十年在四川为政，他在知果州任上留下了许多诗词，也做出了一定的政绩。通过对其入蜀社会治理措施以及存留之诗文赏析，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当时的士民南迁现象，对当下地方社会治理也有借鑒意义。

邵伯温，邵雍之子，著述颇丰，仕宦经历丰富。目前学界对邵伯温之研究，主要是他对其父邵雍的先天易学的继承和发扬，宋锡同对邵氏收集、整理其父邵雍的先天易学遗作而成《皇极经世书》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厘清先天易学在后世流传中遇到的诸种难题。更多关注其《闻见录》与其子邵博《闻见后录》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邵氏生平、仕宦经历以及入蜀活动的考察。邵氏于两宋之交入蜀为官，任上举贤荐能，宽省民力，守关退敌。邵氏治蜀十年，不仅政绩颇丰，还在地方留下了不少诗词，对地方治理以及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

入蜀

邵伯温（1055-1134），字子文，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邵氏少时“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通过与其父邵雍和当时之名士司马光、程颐兄弟等的教诲和交往，使得他“所闻日博，而尤熟当世之务”。历任大名府助教、潞州长子县尉，知陕州、监华州。在朝时，亲身经历了“元祐更化”“宣仁诬谤”等重大政治事件，并参与其中。然因上书辩“宣仁诬谤”，而被定为“邪等”，贬至地方，远离政治中枢。宣和末年（1125），出知果州（今四川南充）。翌年，擢提点成都路刑狱，后因固守剑门升任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1134）卒于任上。

两宋之交，战乱频仍，当时士民南迁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之移民分布广泛，数量巨大，战祸迫使北方人民大量南迁。“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邵氏入蜀反映了当时士民普遍南迁的现象。

邵氏入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父所留下的预言。据《宋史·邵伯温传》记载：“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邵雍在早年便预测到两宋之交会有大规模战乱，中原地区不可避免陷入战祸，故告诫伯温，嘱其徙蜀。邵氏晚年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其父的预测，故载家徙蜀，得免于战乱。

在任知果州之前，邵氏任主管永兴军三白渠公事。时童贯为宣抚使，“士大夫争出其门，伯温闻其来，出他州避之”。为避童贯，邵氏出知果州。童贯为当时之正直之士所不齿，邵氏不愿与其同流合污。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特点和为政理念。

在两宋之交士民南渡的浪潮下，邵氏载家徙蜀，其生涯最后十年都在蜀中任上。邵氏入蜀后，留下了许多关于为官地的诗文，并且在治理地方上，颇有政绩，下文详之。

治蜀

宣和末年（1125），邵伯温出知果州，开始了其人生最后十年的仕宦之旅。他为官一处，便留下一处官声，使百姓赞誉戴德。有关邵氏治蜀之政绩，大致可将其归纳为荐贤、御敌、惠民三个方面，现依次论略如下。

荐贤：邵氏在任上善于发现人才，举贤任能。在其存留文集以及地方志中有载：“杨汇，成都人，杜门著书赋诗，人无知者。邵伯温为部使者，荐其学行甚高，清节甚苦。不报及卒”。杨汇本一介布衣，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鲜为人知。邵氏赏识其通贯朝廷故实以及士大夫谱牒，学高有节，因荐之。《闻见后录》中收录了邵氏《荐杨汇状》一篇：“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杨汇虽然“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但却鲜为人知。由此可见，邵氏善于发现人才。邵氏荐贤有两个根据，被举荐者必须具备很高的学识或是某一方面很突出的才能;必须具备高尚的品德。虽然杨汇最后还没被朝廷征召便逝世，但其学问品德无疑已经被当世所认可，这与邵氏慧眼识人、举贤任能不无关系。

御敌：邵氏最为人称道的一大政绩便是与利路帅臣卢法原共守剑门，破史斌入寇。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

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守臣向子宠望风逃去。先是子宠在州设关隘甚备，陕西士民避难入蜀者皆为子宠所扼，流离困饿死于关隘之下者不可胜计。斌未入境，子宠弃城先遁。斌遂自武兴谋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卢法原与本路提点刑狱邵伯温共议遣兵扼剑门拒之，斌乃去，蜀赖以安。

史斌本宋江部下，占领武兴后，欲向南攻打兴州，而后进取蜀地。这里将兴州守臣向子宠与剑门守臣卢法原、邵伯温作了一个比较：前者是“弃城先遁”，并扼逃蜀避难者，造成的结果就是百姓流离困饿而死;而后者“遣兵扼剑门拒之”，关于二人具体的守城方略，已不可考，但最终的结果是拒史斌于剑门外，使史斌谋取蜀地的计划落空。可见，二人的守城方略是十分得当的，没有造成伤亡，使史斌自去，以较小的代价换来了蜀地的安宁，使百姓避免了一场战祸，“民赖以安”“蜀人德之”。其御贼寇是采取比较保守的战略，并未出兵与之交战。当然，这与敌我双方力量以及兵民等情况有关。邵氏也因守剑门有功，被擢升利路转运副使。“贼史斌破武休，入汉、利，窥剑门，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剑门，贼竟不能入，蜀人德之。擢利路转运副使。”这也是他生涯的最后一个官职，绍兴四年，邵氏卒于利路转运副使任上。

惠民：邵氏为政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注重百姓利益，爱民护民。据地方志记载：“邵伯温，康节之子。守果州，请罢岁钱数十万以省其力。民受其惠，擢提点成都刑狱，除利州转运使蜀人徳之”。“知果州时，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邵氏在知果州任上，以德为政，重视百姓利益，其目的就是宽免民力，减轻百姓负担。时，四川抚谕喻汝砺“奉诏划刷四川岁羡，欲尽取常平所储钱。徽猷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卢法原，转运判官赵开、靳博文，提点刑狱公事邵伯温皆持不可”。常平钱为平时预储，灾荒之年用于民间借贷。邵氏等人不赞成喻汝砺尽取常平钱，一方面是想保留地方财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维护百姓利益，使其能不受高利贷盘剥而度过青黄不接之际。

邵氏之惠民举措不仅体现在为政四川之时，在早年任潞州长子县尉之时便可见其德政理念。“县尉邵伯温，洛陽人，康节先生子也。少从程氏两夫子游，家学师传能见大意。元丰间授大名助教，调长子尉，有德政。去监永兴军，民思之。”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于邵氏的为政，百姓评价“德之”“思之”，其社会治理得到了当时百姓的肯定。

又有其关于差役、雇役二法之论：“差役、雇役二法，王安石、司馬公各主一法。邵伯温以为吴蜀便雇役，秦晋便差役”。至于邵氏为何说“吴蜀便雇役，秦晋便差役”，简要析之，两宋之际，经济中心南移已经完成，南方之经济发展水平已远胜北方。纸币最早产生于四川，而东南地区是士民南迁的最大集中地，商品经济发展程度高，故便于实行雇役法。而北方长期战乱，加之人口流失严重，便于实行差役法。邵氏是彻底的旧党分子，然而对差役、雇役二法，他并没有直接站在党争的角度抨击王安石之差役法，而是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主张，究其根本，还是考虑到了各地民情不同，要根据百姓之情况制定政策。

邵氏治蜀，在荐贤、守城和惠民三个方面做到了“德政”的要求。他治理社会，以宽免民力、惠及百姓为核心理念，减轻了百姓负担，使百姓免于战争的侵扰，稳定了当时之蜀地政局，对两宋之交四川地区的社会治理有一定贡献，也对后世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

咏蜀

邵氏一生著述颇丰，相较于其哲学思想的著述，其文学创作较少。但是他晚年在知果州任上留下了大量诗词。如《果山即事》写道“阆苑南边第一州，江山绝胜对城楼”。可见邵氏刚到任上之时，对所辖地果州大好河山的赞美以及此时意气风发的心态。其《元夕》一诗更是将果州物产丰饶、绝美盛景以及人文气息充分表达出来：“从昔遨游盛两川，充城人物自骈阗。万物灯火春风陌，十里绮罗明月天”。另外，在诗《充城口号》中说：“胜地风淳真乐国，四川惟说好充城”。以及《句》中：“自昔充城号奥区，蜀人唤作小成都”。果州自古便有“小成都”之称，邵氏之诗，更是从各方面描绘了果州盛景。

果州盛产柑橘，邵氏仿佛还对柑橘有别样的热爱，其诗除了写果州之胜地美景，最多的就是对柑橘的描写。他在《观进黄柑》中写道：“果州多黃柑，初比橘柚贱。一朝贡神州，妙极天下选”。称果州之黄柑乃是天下之极妙。在《又》中写道：“果山仙果秀天香，处处圆金树树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满林犹待洞庭霜”。此诗大有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之意，邵氏对果州黄柑的喜爱可见一斑。又在《黄柑》中言：“果州到日黄柑熟，待摘霜包寄远情”。此时的他更是把自己的思乡怀远之情寄托在小小的黄柑上。

以上诗词都是写繁华盛景和果州地方物产丰饶。邵氏也有对自身以及对其为官的思考。他在《句》中写道“老守自惭无善政，衰翁不称作遨头”，可谓是其晚年的写照。这里不只是对在蜀中任上之“惭”，更是邵氏回顾一生，对自己的最终评价。也反映了他对国家、社会的忧思，渴望能为国为民再做“善政”的愿望。

邵氏之诗，以七言为主，而又不拘泥于格式。观其诗名可知，大部分创作为有感而发，而非潜心创作。这样更富有一种真实感，更容易了解到邵氏之心境以及当时果州的面貌。

为政

邵氏自小便受到家学影响，其父邵雍名重一时，“如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皆交其门”。伯温少时便与这些人相交，思想难免会受到其影响。而这些人，几乎都是新法反对者，这就致使邵氏之为政思想趋于保守。有一段关于他和程颢之间对新法的议论：“宋熙宁间，新法方行，民苦烦扰。邵伯温初入仕，请教于程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书于其急处，能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此诚仁人之言哉”。至于邵氏怎样回答，不得而知。然程颢之宽力惠民之说显然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邵氏亲历王安石变法以及哲宗朝新旧党争。根据史料记载以及邵氏之《闻见录》可以看出，邵氏是一个彻底的守旧派，对王安石新法甚至王安石本人进行了大肆批判。对新党亦是避而远之，“绍圣初，章惇为相。惇尝事康节，欲用伯温，伯温不往”。徽宗即位后，因日食上书言事，请“复祖宗制度，辨宣仁诬谤，解元祐党锢，分君子小人，戒劳民用兵，语极恳至”。守旧的政治理念使他能关注百姓的利益，也导致了他为政显得守成有余，进取不足。

邵氏为政，向来不附权贵，却又能明哲保身。“童贯为宣抚使，士大夫争出其门，伯温闻其来，出他州避之。”不能说邵氏疾恶如仇，但处于奸臣童贯炙手可热之时，他能不趋炎附势，保守本心很是难得。在论王安石变法主要支持者蔡确之罪时，虽然作为反对派，他也从维护朝廷礼制的角度上来论确之罪，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邵氏认为，蔡确是奸臣无疑，然曾为宰相，其身虽死，仍当以宰相之礼待之，否则就是有伤国体，恐引起变乱。

邵伯温的政治理念，与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颇有关联。但是，通过对其政治措施的分析，邵氏又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儒学发展到宋朝，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其父邵雍在吸收儒家传统思想的同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比较大。邵氏自幼便受到邵雍哲学思想的熏陶。其政治理念带有“仁”“礼”的特征，又显现出道教保守的特点。“邵伯溫言：‘尝闻之先辈曰：凡作官，虽属吏有罪，必立案，而后决。恐或出于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仓卒伤人。每决人，有未经杖责者宜谨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终身行之。”这一段记载便可看出其为政理念中遵从“仁”与“礼”以及谨慎保守的特点。结合上述为政之举措，通过百姓对其评价，邵氏为政，以守成循旧为主。不过其社会治理举措也可看出其具有北宋初期以来流行的士大夫忧国忧民的主流精神。

南宋名臣赵鼎为邵氏弟子，评价其师曰：“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此番评价十分中肯，概括了邵氏之生涯。邵氏一生可谓是起起伏伏。由于其父之名，少时得志，出入往来皆无白丁，皆是与世之名士交游。无论是其家学，抑或是师友的影响，都使其能够在学术、仕途等领域有所作为。后又因上书辩宣仁诬谤，被贬出中央政府。“邵伯温，大贤之后，行义显著。元符末以上书得罪，书名党籍坐废者四十年。”晚年任职地方，颇有作为。邵氏在学术领域，继承并发扬了其父的象数学思想，并有独到的见解。在政治领域，虽然有起有伏，但是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当时之重大政治事件。晚年入蜀，施行德政，深得民心。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