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系统学中的女性

黄大明 蒋涵宇 陶慧 Diana Lipscomb

（1.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生态学实验室，北京 100084；2.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科学系，华盛顿 20052）

0.引言

在自然系统学发展中，有不少女性学者。一些研究表明：有不少女性学者为自然系统学作了重要而持久的贡献。本文介绍一些代表各种历史背景和职业的女性自然系统学者[34]。

1.中世纪(The middle ages,476-1453)

在生物学史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重要的科学观察者，号称自然历史之父。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1707—1778)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系统论学者，创立了动植物分类命名系统[20]。然而，从亚里斯多德的第一本自然志到林奈的《自然系统》，已经过去大约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留存的大都是一些对自然的描述和绘画，古代作品的复制品，或者是带有神话色彩的动植物奇幻世界虚构作品。在这一带而过的自然系统历史中，忽略了许多具体的存在，包括女性自然系统学者的存在。在这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医学、艺术和其他形式的智慧活动的存放地都是修道院和寺庙。这些地方提倡男女平等，而且贵族女性在控制财产和学习上具有自己的优势。在德国，女性老师，作家和思想者都很受尊重[30]。例如，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希尔德加德（HildegardvonBingen,1098-11790901）是中世纪德国神学家、作曲家及作家。天主教圣人、圣师。她担任女修道院长、修院领袖，还是哲学家、科学家、医师、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及博物学家，是天主教会史上第四位女性圣师。希尔德加德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Benedictine修女院度过。1147年，她在莱茵河畔的圣鲁珀特建立了一个新的Benedictine修道院，并任院长到81岁去世。任职期间，她与国王和教会领袖都有来往。研究领域广泛，至少留下14本关于自然科学，医学和宗教哲学的书（很多卷），包括《自然界》（Physica）与《病因与疗法》（CausaeetCurae），被合称为《自然奇妙百科书》（Libersubtilatum）。她的《自然生物》（Naturarum Creaturarium）一书，由九本组成，描述了近500种植物、昆虫、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并讨论其医药用途。还描述了一些非本土物种，包括神话中的物种，例如龙和独角兽。没见过的物种，例如狮子和老虎。有些物种的描写，例如大象、骆驼和独角兽，以寓言角度。在有关植物的230章中，描述了许多本土植物以及各种谷物和药用植物。在鱼类部分，描述了30多种当地鱼类。在72章关于鸟类部分，对许多欧洲常见鸟类进行了分类，描述和命名。她的鸟类包含飞虫，如蜜蜂、大黄蜂、黄蜂、苍蝇、蚊子和蝗虫。尽管在现代科学文献中，物种名早已被拉丁双名制代替，但希尔德加德命名的许多物种名称仍被德国人用作商标[9,22]。

2.博物学家

从1600―1800年代，是自然历史系统全面大发展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探索自然界，深受人们的喜爱。许多博物学家致力于发现、描述和命名新的动植物种，采集标本、精美绘图、博物保存等。其中不乏许多聪明敏锐的女性。

2.1 无名女性

许多女性博物学家很少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但一些著作显示这类女性对其他博物学者的重要。例如，Torquay的AW Griffiths夫人是英格兰的一位海藻收集者，许多植物学家都熟悉她，并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属和几种海藻。但是，她名下没有发表任何著作。只存在他人作品中[3,16]。还有一些知名的博物学家的姐妹、妻子和母亲，经常伴随工作。例如：Sarah Sophia Banks(1744―1818),生性好奇，常与植物学的哥哥Joseph Banks讨论植物学问题。对哥哥的著作影响很大。她支持重新编辑出版了《班克斯纽芬兰历险记》（1766）[32]。在男性的著作中画动植物插图是女性参与自然系统研究一种常见方式。许多女性插画家以其精确而优雅的绘画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系统学内容。例如，玛丽亚·马丁（MariaMartin）是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的合伙人和合作者。她为奥杜邦的《北美鸟类》和《北美胎生四足动物》画许多精美插图。还为约翰·爱德华·霍尔布鲁克的《北美植物学》画了全部插图[4,16]。还有一些女性在自然系统学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12,35]。

2.2 早期的博物学家

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是那时最杰出的昆虫生态画家之一。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在家庭作坊里接受画家继父及其徒弟的艺术训练。嫁给了师兄Johanne Graff，也当了学徒。出售花卉、绘画和纺织品。因丝绸的关系，她研究蚕的生命史，寻找其他能吐丝的昆虫，未果。但发表了关于毛虫变态的绘画集。结婚17年后，梅里安（Merian）离开了丈夫，并恢复了娘家姓。她带着两个女儿加入了Labadist，一个支持独立而有成就女性的禁欲宗教团体。52岁时，梅里安和她的两个女儿离开欧洲，被派往南美苏里南（Suriname），从事昆虫生态研究和画图。回到荷兰后，她发表了科学著作，其中有大量插图展示苏里南发现的毛毛虫、蠕虫、蛾、蝶、甲虫、蜂类和蝇类的生命史（DeGenerationeetMetamor-phoselnsectorum Surinamensium,Amsterdam,1705）。还有蜥蜴、蝙蝠、虫和植物图鉴，地方药物与民俗图解。如今这些绘画仍在展出。为了纪念她的贡献，以她的名字命名了6种植物，9种蝴蝶和2种甲虫[35]。

Jane Colden（1724―1766），是第一位在任何科学领域都认可的美国女科学家。父亲卡德瓦拉德·柯尔登（CadwalladerColden）是一位业余爱好者，是18世纪植物学界的重要人物。他对女儿进行植物学教育，包括林奈植物分类系统。因为柯登帮助父亲进行大量的植物学交流，所以她被包括Linnaeus在内的数个欧美植物学家所熟知。在与Linnaeus的往来中，Colden指出Linnaeus的性别分类系统的错误（林奈用雌雄蕊数量和排列对有花植物进行分类）。她在关于铁线莲的文章中写道：“Linnaeus没有注意到，铁线莲（Clematisvirginiana）中有些个体只开雄花,我观察到了，很确定。”在现有的大量资料中，可以看到她帮助父亲与其他植物学家交流植物标本与种子。她仅出现在父亲的一本著作中，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最初手稿《Plantae Coldenghamae》，1963年出版了一部分，其中她绘制、记录、分类了近340种哈德逊河谷下游的植物。许多图鉴都配有详细的描述、方志和药用。学术界普遍认为她的图鉴造诣很高，但流传很少，大部分可能遗失了[13,36,39]。为了纪念植物学家Alexander Garden，在研究美国南部的St.Johnswort白花绿篱湿地植物时，她在描述命名栀子属植物时，把它命名为Gardenia。而她的植物叫金丝桃Hypericum virginicum[4,11]。

2.3 在应用领域

如今，系统昆虫学为害虫的识别和描述提供重要支持。这项工作在19世纪就已经很好存。在玛格丽塔·莫里斯（MargarettaMorris）和夏洛特·泰勒（CharlotteTaylor）的作品中可以看到。

Margaretta Morris（1797―1867）,在宾夕法尼亚州日耳曼敦，一生未婚，其教育背景一无所知。她熟悉很多学者，为植物论文配图。其自然系统工作：描述2种重要农业害虫Hessian fly（Cecidomyiadestructor），和17年蝗虫（Cicadaseptemdecium）生态。获得许多奖项。1850年，她和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MariaMitchell）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第一批女学者。1859当选为费城科学院士[4,13,28]。

Charlotte de Bernier Scarbrough Taylor (1806―1861）泰勒毕业于纽约市的一所私立学校，似乎在自然历史方面自学成才。嫁给佐治亚州萨凡纳市（Savannah,Georgia）一位富商，育有两女一子。用15年时间观察和描绘昆虫，特别是棉花和小麦的寄生动物。Taylor名下至少有19篇关于昆虫学的论文。在1859―1860年，在《Harper新月刊》发表论文《棉花的昆虫》。随后，又发表了蚕和蜘蛛的自然历史论文。那时她对昆虫与农业的生态关系就有独到见解。内战期间，她离开南方，去了爱尔兰海中的马恩岛，在那里死于肺结核。

2.4 收集者

Mary Anning（1799―1847）的兴趣是从父亲那里收集化石，父亲是英国莱姆里吉斯的橱柜制造商。她一生中取得不少重要的古生物学发现，包括第一个完整的鱼龙化石骨架（1811），蛇颈龙和翼手龙化石骨架（1828）。平静的化石收藏为她带来不菲的收入，其中包括一笔政府补助。她没有著作，但是她的发现和观测对当时的自然系统科学非常重要[32]。

Ynes Enriquetia Julietta Mexia（1870―1938），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自然历史，一直未完成学位。她的主要工作是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收集植物标本。例如，1927年，她从墨西哥西部带回1600组标本，每组15个标本，其中包括一个新属和大约50个新物种。她的能力与勤奋深受许多杰出植物学者的赞扬。每次去墨西哥，巴西，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偏远地区的采集中，她都同时研究动植物区系与民俗。但还是她的植物学成就给人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几种植物以她的名字命名，包括梅西亚菊属（Mexianthus）[4,14,36]。

Annie Trumbull Slosson（1838―1926），斯 洛 森起初研究植物，与阿萨·格雷（AsaGray）通信交流她的一些发现。1882年她报告了新罕布什尔州弗兰肯Echo湖的一个稀有植物Subularia aquatica标本。由于想知道是什么虫子侵扰了她的花园，从48岁那年春天起，她开始收集昆虫。从此她将大部分精力用到研究昆虫上。她喜欢发现新物种，1890年在总结佛罗里达州采集工作时说：“我对还未命名的标本抱有很大希望，一个有狮身人面像味道的又大又怪新属（茄天蛾）新种充满了我的视野，我已经给它选好名字啦！[4]”。由于她收集了各类昆虫，并将一些标本寄给专家鉴定，从而为他们提供新种标本。她的收藏量大，每种至少保留一个模式标本，只赠与或出售副本。以她名字命名的昆虫不下100种，如佛罗里达州沃思湖发现的黄蜂Zethus siossonae。还有一些以地名命名的昆虫也是她发现的。如今很多昆虫学家仍称赞她发现奇特昆虫的非凡能力[4]。她用卖昆虫标本的钱支持过《纽约昆虫学会会刊》。还是1892年学会成立之初的第一个会员，而且在她家里开会。后来她说服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主管部门让她们在博物馆开会。她不仅是收藏家，还是许多昆虫期刊的撰稿人[4,8,26,28]。

Annie Montague Alexander（1867―1950），生于夏威夷檀香山，从小热爱自然。随家人搬到美国大陆后，跟后来成为Mount Holyoke College老师的Martha Beckwith学习了生物学与地学。又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 Mirriam博士学习了古生物学。在大学野外实习中，她具有发现化石和哺乳类头骨的自然直感。年青时她没有完成任何学位，而是陪着爱冒险的父亲去旅行。父亲在一次非洲探险中因故去世，随后她回美国大陆热衷于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和骨骼。她的收藏非常庞大，尤其是在阿拉斯加采集后。在加州帕萨迪纳市部队研究所工作的博物学家约瑟夫·格林内尔（JosephGrinnell）博士跟她说：美国西海岸需要一个博物馆来收藏像她收集的这些西部动物区。她博物馆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在那上了第一门古生物学课程）。她把所有的钱投入了脊椎动物博物馆，并让Grinnell担任第一任馆长。1909年，为充实新馆，她组织并参加了内华达州Quinn River的野外考察。除了其他标本外，她采集到了毛犀牛、骆驼和乳齿象化石。1908年她创建了加州大学古生物学系基金。而后的13年中，她开始收集小哺乳类、鸟类和一些植物标本。1920年代，她在伯克利建立并资助了古生物博物馆，其运营方式与之前所创建并继续资助的脊椎动物博物馆（Museumof VertebraleZoology）大致相同。她一生中，她与合作者为脊椎动物博物馆收集了6744种哺乳动物、鸟类、两爬动物标本，为植物标本馆收集了17851种植物标本，为古生物博物馆收集了数千份化石标本。在一次野外考察中，她庆祝了自己的80岁生日和采集到4600多种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4,42]。

Amalie Nell Dietrich（1821―1891），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始于她的丈夫，博物绅士威廉。但他们的婚姻很不幸。教会她采集动植物标本后，他待在家里，让她独自一人去欧洲帮他收集标本。长途旅行回到家中，她发现丈夫已经把女儿送出去作女佣。一气之下，她离开丈夫，并决定通过收集和出售标本谋生。通过RA Meyer，她遇到了C Godeffroy，后者正在汉堡建立南太平洋自然历史博物馆。她让女儿跟Meyers学习，她被Godeffroy派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从1863年到1873年，她收集鉴定鸟类、哺乳类和植物。这些工作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澳大利亚动植物区系的认识[29,32]。

2.5 专业女性

尽管有些女性喜欢参与收藏和插图画的工作，但另一些女性则把自然系统工作当作职业。18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学术组织，并在博物馆和大学中找工作。1895年，罗莎·史密斯·艾根曼（RosaSmithEigenmann）在一篇文章(第12页)认为：女性是科普者，而不是科学发展者。

Rosa Smith Eigenmann（1858―1947），艾根曼没有受过科学的基本训练，几乎也没上过大学。1880年，她作为报社记者，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圣地亚哥地区一个鱼类新种的学术论文。鱼类学家大卫·史塔尔·乔丹（David StarrJordan）在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听到她描述鱼类新物种，遂邀请她到印第安那大学跟他学习。她参与乔丹的鱼类考察，并于1886年嫁给他的学生卡尔·H·艾根曼（CarlH.Eigenmann）。在婚后的6年中，艾根曼夫妇努力工作，成为南美和北美西部淡水鱼专家。1891年，卡尔·艾根曼（CarlEigenmann）回到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University）接替乔丹，乔丹去了斯坦福大学。重返印第安纳州也结束了罗莎·艾根曼（RosaEigenmann）的研究工作。抚养5个孩子（其中包括2个残疾孩子）的挑战，使Rosa Eigenmann的自然系统工作仅限于编辑丈夫的手稿。在她短暂的科学生涯中，罗莎·艾根曼（RosaEigenmann）独自发表20篇关于鱼类分类论文，与丈夫联名发表15篇论文，一本与约瑟夫·斯温（Joseph Swain）合著的关于太平洋中部约翰逊岛鱼类的专著。她是美国鱼类学的第一位杰出女性学者[19,32,36]。

3.专业职业女性

3.1 在女子大学

19世纪的主要发展之一是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变革，从非正式教学到女子学院，再到女子大学。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女性进行教育，以便她们可以毕生致力于养育有道德和爱国的儿子[23,34]。女子高校一旦建立，就致力于在女子科学教育中追求卓越，同时为许多女科学家提供教师职位。现在很少了解这些早期职业女科学家的工作。她们的研究不会太多，因为很少女子大学有经济能力来支持这类研究。另外，还缺乏动力。这些职位已经为女性提供了最好的工作机会。那时，即使取得出色的研究成就，也不可能在拥有研究实验室和研究生的大学中拿到位子[34]，不过，有些女性还是能坚持研究，对自然系统做出贡献。

Clara Eaton Cummings（1855―1906）在进入Wellesley学院后，卡明斯在那里工作，1878年在博物馆担任策展人，1906年获得隐孢子植物学的Hunnewell荣誉教授。发表了许多论文，包括《北美苔藓名录》[7]。在野外工作中，卡明斯收集了新英格兰，加利福尼亚，牙买加，阿拉斯加和欧洲的苔藓与地衣，并进行描述和分类。她在阿拉斯加和拉布拉多的地衣上作了填补空白的工作。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会员，植物形态与生理学会会员（副主席，1904）和Torrey Botanical Club会员。是传统的地衣分类学家，对地衣进行了系统的描述[32,36]。

Julia Warner Snow（1863―1927），大学女校友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ACA）不仅为女科学家提供工作机会，同时捍卫女学者权益。1890年，ACA建立奖学金，支持德国和瑞士大学对美国女性的博士教育。朱莉娅·斯诺（JuliaSnow）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毕业生，后来是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的植物学教授，是最早获得ACA奖学金的人之一。她于1893年在苏黎世获得博士学位[34]。她的一些学生还记得她在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和印度的非凡旅行。是系统植物学家，研究藻类（特别是绿藻）。参加美国鱼类委员会对大湖区进行生物学调查[37]。Snowella属以她的名字命名[36]。

Carloita Joaquina Maury（1874―1938），在女性学者缺乏研究动力的时代，一些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如Naples Tabl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Laboratory Research by Women，1909年，其中的萨拉·柏林伯格研究或讲座奖学金，是第一个不分男女的流动博士后奖学金。最早的接受者之一是卡洛塔·莫里（CarlottaMaury）[34]。莫里（Maury）是哈佛天文学家安东尼娅·莫里（Antonia Maury）的妹妹，和她的姐姐一样，受到父亲的鼓励而学习科学。她曾在女子学院（巴纳德）和南非的雨格诺特学院教授地质学。莫里（Maury）是终生活跃的研究者。她曾作为古生物学家前往委内瑞拉进行地质考察（1910―1911），组织并进行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考察（1916），并且是巴西政府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的委内瑞拉分部古生物学顾问。莫里专门研究安的列斯、委内瑞拉和巴西的地层和化石动物群，并出版了许多著作，大部分发表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通报中[32,36]。

3.2 在男女同校大学

在20世纪初，美国妇女开始在男女同校的机构工作。要说服这样的大学聘用女性通常很困难[27,40]。而这些女性要升到助理教授的职位几乎是不可能[34]。然而，一些女性自然系统学者在这些机构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Katharine Jeannette Bush（1855―1937），在 男女同校工作的许多妇女都是研究助理而不是教职。作为耶鲁大学AE Verrill的研究助理，凯瑟琳·布什（Katharine Bush）在软体动物，触角动物和棘皮动物系统学中作了很多工作。1901年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动物学女博士时，她发表了八年的海洋无脊椎动物系统描述。尽管布什从1879―1913年在耶鲁工作，但在这34年中，她只得到了12年的工资。后来是拿美国鱼类委员会的工资。1880年代，该委员会支持对政府和私人探险队捕获的大量海洋动物进行系统分类。布什的论文都是研究无脊椎动物，主要是对软体动物细致描述和精美绘图[33,34,36]。

Josephine Elizabeth Tilden（1869―1957），蒂尔登是成功的少数女性之一，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界精英。蒂尔登1895年任明尼苏达大学植物学助理教授，1910年成为教授。早在1893年，开始研究明尼苏达州的湖泊藻类。1895年开始出版有关藻类的著作。她的最后一本书《藻类及其分类》于1935年和1937年发表，代表了美国水生植物水平。蒂尔登的工作并不局限于淡水藻类。例如，从1934年到1935年，她带领包括10名研究生在内的藻类采集队，从红海到澳大利亚再到加利福尼亚进行考察。她研究了北美和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夏威夷和中国的温泉藻类，进行了描述、分类和进化研究。为了纪念她在哈德逊湾地区的工作，蒂尔德尼亚属以她的名字命名[32,36]。

3.3 在博物馆、植物标本馆和政府机构

Sophia Pereyaslawzewa（18 ??-1904）是俄罗斯生物学家。苏黎世大学博士。他发表了大量的自然系统文章与著作。最全面的是1892年在敖德萨（Odessa）出版的《Monographic de Turbellaries de La Mer Noire》。这项工作赢得1893年博物学会大奖。后来又用德语、法语和俄语出版了黑海和地中海的底栖无脊椎动物著作。是塞巴斯托波尔生物站的负责人[21,29]。

Mary Jane Rathbun（1860―1943），哥哥Richard的职业影响了拉斯本对海洋生物研究的兴趣。小时候，在纽约州布法罗附近的家庭采石场，他们俩都对发现的鱼类化石产生过兴趣。1880年，理查德在Smithsonian博物馆担任海洋无脊椎动物馆长时，拉斯本随哥哥去伍兹霍尔（WoodsHole）实验室工作。以后的几个夏天，他们一起对鱼类委员会船只带来的大量海洋动物进行分类和研究。委员会负责人兼哥哥的上司斯潘塞·F·贝尔德（Spencer FBaird）对拉斯本的兴趣和能力印象深刻，以至于在1884年，为她提供了在Smithsonian博物馆的专职职位。在Smithsonian工作了53年，拉斯本从事甲壳动物系统整理工作，此外还负责鉴定分类快速增长的标本。从1891年开始，出版了158种图书（包括四本专着，平均每本超过500页），主要关于短臂蟹。191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University）授予她博士学位，号称“Grapsoid Crabs（Grapsidae）”，并于次年在《国家博物馆简报》上发表了专著。她建立了合理的甲壳类动物命名法和收集了大量模式标本。她还热心公益，1914年，她将工资退还博物馆，由其资助一个有大家庭的年轻男性同事。此后她又继续无薪工作29年[32,34,36]。

参与地质学的女性人数少于其他学科，但是由于石油地质学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发展，不少女性进入古生物学研究已灭绝动物系统[34]。

Julia Anna Gardner（1882―1960）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兴趣都在化石软体动物。在Bryn Mawr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hD 1911）完成学业后，在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许多其她女子学院的毕业生一样，参加了红十字会[34]。她在Rheims附近受伤。一战结束后，她回到美国地质调查局，并于1924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28年为研究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对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第三纪软体动物的研究上。参与USGS军事地质部门工作。这期间，她对西太平洋地质产生了兴趣，在参与该地区的地质制图的同时研究其化石。Gardner活跃于专业组织中，并促进了数据和标本的国际交流。1952年退休时，她获得内政部颁发的杰出服务奖，并担任古生物学学会主席。次年，她当选为美国地质学会副会长[25,36,41]。

Winifred Goldring（1888―1971）在Wellesley学习名列前茅，留校读地质学硕士学并担任两年讲师。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她没有留在女子大学。1914年，她开始在纽约州博物馆任临时科学专家，准备教育展品。她的手册，尤其是她的展品被认为是教学典范，经常被复制。她还撰写古生物学大学教科书和畅销书。尽管直到1920年她才在博物馆获得终身职位。早在1916年，她就开始研究古生代中期的海百合的特征与分类。由于棘皮动物通常被称为海百合，因此戈德林经常被错误地弄成古植物学家。她的许多出版物好评如潮，特别是1923年出版的关于纽约泥盆纪海百合的专著。戈德林的工作条件令人不快。她干的活都是男性策展人不干的，且工资不到博物馆文职的一半。积劳成疾终于使她停上了脚步，为了恢复健康，她在1926年离开一年。尽管如此，她还是完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并最终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州古生物学家的女性。她是古生物学学会（1949）的第一位女会长，并且是美国地质学会（1950）的副主席[24,32,34,36]。

Mary Brandergee（1844―1920），20世纪转折之季，在美国西部许多从事植物区系描述、命名和分类的植物学家在为该地区不同植物群落的正确命名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就是玛丽·布兰杰热格。那时在植物园和草本植物研究所雇用的大多数女性都是插图画家，布兰德热格是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植物学策展人。尽管布兰德热格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自然系统学者，但她的助手和继任者爱丽丝·伊斯特伍德常常掩盖了她的身影[6,34]。

Alice Eastwood（1859―1953），伊斯特伍德的童年时光在多伦多疯人院家属院度过（她的父亲是院长）。母亲去世后，伊斯特伍德上学时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修道院。一位老师发现她对植物有兴趣，就给了她一本阿萨·格雷的《植物学手册》，她非常喜欢。完成学业后，伊斯特伍德的工作是研究科罗拉多州的植物分布与分类，后来成为科罗拉多大学植物标本室的重要部分[10]。伊斯特伍德（Eastwood）于1892年接替布兰杰热格（Brandergee）担任加州科学院的馆长，迅速建立植物标本室。在旧金山地震后，她及时机智地转移保存了植物标本和目录，避免被随之而来的大火焚毁，制作了许多标本柜（至少340000份标本）和重建学院的植物标本室。得了不少奖励。她的许多自然系统研究都集中在典型的南加州灌丛（chaparral）植物上。她研究了最具特点的chaparral植物：（Eastwood manzanita）。Chaparral群落中还有几个植物也是以她的名字命名。包括菊科的Eastwoodia属。伊斯特伍德（Eastwood）是那个时代的著名学者。例如，她是第70届斯德哥尔摩国际植物大会的名誉主席[19,50]。论文超过300篇，还有畅销植物学文章和科普报告等。是提高公众认识本地植物的早期启蒙领袖[4,32,34,36]。

Mary Agnes Chase（1869―1963），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美国农业部是女性学者的最大雇主[34]。艾格尼丝·蔡斯（AgnesChase）作为插图画家在农业部饲料植物部门工作了60多年。1905年，她跟草业专家AS Hitchcock工作，事业开始起步，先是Hitchcock的助手，后是著作的合作者。1910年，她修订了《北美黍属》（NorthAmericanPanicum）。1936年Hitchcock逝世后，她负责整个草业项目，是系统禾本植物的主要专家。是资深植物学家。她还发表了一套三卷的草种名录，对每个草种都进行了认真准确的描述，为此她多次往返欧洲核对模式型标本[5]。蔡斯不仅在植物标本室工作，70岁前还在美国，墨西哥，安的列斯群岛和南美洲收集草本植物。1940年她最后一次采集给国家植物标本室增加了12200多种植物，其中大部分是草本。其中包括在巴西采到的4500种新草本植物（使巴西已描述的草本植物数量增加了10%）。由于这些工作，使植物标本室成为特殊的研究工具。她有许多荣誉，包括美国植物学会的荣誉证书，巴西的服务奖章，以及伊利诺伊大学的荣誉DSc。成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第八位荣誉研究员，林奈学会会员[15]。她还是女权运动者，为此两次入狱[4,15,31,32,36]。

Edith Patch（1904―1937），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美国，为州和地方政府工作的妇女人数大量增加。1901年帕奇申请一个实验站的工作，但主管以昆虫学不能太女性化而拒绝了她。最后她去了缅因州农业实验站工作（最初无薪）。后来，帕奇成为该站昆虫学负责人。帕奇的主要兴趣是经济和生态昆虫。同时也作了一些自然系统修订工作，特别是一个蚜虫新属和其中的几个蚜虫，是以她的名字命名。总之，她出版了15部著作和100多篇论文。由于她的学术业绩，1930年她被选为美国昆虫学会和美国自然研究会第一任女主席[2,32]。

3.4 自由学者

Elizabeth Gertrude Knight Brition（1858―1934），1875年毕业于亨特学院（后来为师范学院），并留校担任自然系统学助理，随着对植物学兴趣的增加，1879年她加入Torrey植物学社，并于1883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85年，她嫁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家纳撒尼尔·洛德·布里顿（NathanielLordBritton），他对植物学非常感兴趣，第二年就去了植物系。婚后，Britton辞去在亨特学院的工作（许多大学有婚后辞职的要求），在哥伦比亚大学做非正式苔藓植物管理员工作。她努力想尽办法采集、采购到大量重要的标本，支撑了很多重要研究。1890年代，Britton建议建立纽约植物园，她和丈夫成功获得成功。Nathaniel成为第一任园长并共同履职超过33年。Britton是一位高产学者，发表过346篇论文，大部分是研究苔藓。15个物种和Bryobrittonia属以她的名字命名。作为《Torrey植物学通讯》的编辑，以学术严谨著称。晚年提倡保护自然花草[4,17,18,32]。

Libbie Henrietta Hyman（1888―1969），据利比 ·海曼说：“作为个人和学者，她的事业见证了对最高理想的奉献”（38）。Hyman在爱荷华州道奇堡（FortDodge）长大并上了公立学校，1905年高中毕业，还是班级的演说家。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干往盒子上贴标签的工作。直到一位老师帮她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她成了CM Child的研究生。做为动物学导论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室的助教，她意识到需要更好的实验手册。她写了《动物学实验手册》（1919）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手册》（1922）。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海曼（Hyman）留在芝加哥大学，一直担任Child的研究助理，直到他退休。由于那两本手册的版权费，使海曼经济上可以独立。

手册的成功，激励海曼用英语撰写了第一本无脊椎动物专著（她的真正的兴趣）。她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以便使用其资料。起初，她在家里工作，1937年，她在博物馆找到了一个无薪的研究助理位子，有了办公室和实验室。在没有秘书，没有助理，完全靠自己准备、观察、写作、画图，于1940年她完成了第一卷《无脊椎动物：从原生动物门到栉水母动物门》。为了准备材料和制图，海曼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和其他海洋实验站度过了好几个夏天。1951年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1955年出版了第四卷。1959年出版了第五卷。1967年出版了第六卷。写作第六卷时，海曼身体已不是太好，很多工作都是在无人帮助无法出屋的情况下完成的。这部著作内容丰富，高水平分析，插图清晰。此外，还发表了136篇论文，主要研究低等无脊椎动物的形态与系统。海曼获得过许多荣誉。她于1959年担任系统动物学学会主席，并担任《系统动物学1959―1963》主编。还获得包括芝加哥大学在内的许多机构的荣誉学位。1951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Daniel Giraud Elliot奖章。1960年获得了伦敦林奈学会金奖。1969年4月9日，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百年庆典上，荣获科学杰出成就金奖[36,38]。

4.结语

以上介绍了一些女性自然系统学者。可以看到，女性学者确实出现在早期的自然系统学实践中，而且贡献巨大。通常，与海曼一样，她们的工作改变了学科发展方向或推动了学科发展。与布里顿一样，其工作通常是初步的个人成就，有些是随丈夫或亲属的职业顺便而为。

关于女性学者的研究：Siegel＆Finley将美国女性科学家按领域分类，编撰了带注释的参考书目[36]。Oglivie在研究19世纪各民族的科学著作中都提供了有用的女性学者的参考书目[32]。Bonta和Norwood研究美国野外生物学家[4,31]。Kass-Simon研究女性生物学家的论文[22]。还有许多散布在整个科学文献中的讣告[38]。介绍科学女性生活和处境的资料有：Rossiter研究美国女性的生活[34]。Schiebinger记录了女性在欧洲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35]。此外，Abir-Am＆Outram编辑了一系列论文，记录了普通植物学家，鸟类学家等如何平衡自己的个人生活与职业关系[1]。有些传记介绍了不同领域的杰出女科学家，但基本没人提到自然系统和自然历史领域的女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