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沛：剥掉曹禺的外衣

曹静

采访结束之后，姬沛还要去中戏上课。她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不只是老师，姬沛还是影视剧和话剧导演——《鬼子来了》的副导演就是她，除此之外，还有《英雄》、《寻枪》、《太阳照常升起》等电影，她都有参与拍摄。

尽管电影方面已经小有成绩，但是姬沛说她还是更热爱话剧舞台，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在有限空间里创造更多不可能的地方。

姬沛在几年前排演过话剧《子君》，故事改编自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子君》里面她关心女性命运，子君牵动着她的心。这一次，《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她又把目光投向了曹禺，还有曹禺身边的女性。“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是《雷雨》里的一句台词，当姬沛看到这个剧名的那一刻，就觉得特别振奋人心，“脑子马上出现一个画面，画面的气氛是积极的。”

曹禺生活中有过黑暗的东西，比如“文革”时期他做过的事情。话剧演出之后有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上，有一位观众很直接问姬沛：“‘文革’时期，老舍、傅雷都自杀了，为什么曹禺没死？”

“‘文革’时曹禺被批斗，让他写揭发材料他真的会写。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没有自杀？”从目前剧作的角度，姬沛想告诉的一个答案是：曹禺硬要撑着活一口气，是因为前面还有方向，包括他后期生活安定却无从下笔的难捱，纵然23岁写下《雷雨》的激情与才情已经不在，但他内心对未来，对前方的期待还在——前面就是我的方向。

姬沛用“一把钥匙”来形容《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因为这把钥匙让曹禺走下神坛，从圣者到一个普通平凡的男人，他有着所有男人的七情六欲，有为人的脆弱与坚定，伴随着一次次排练，姬沛说自己越来越明白曹禺了，整个过程就像是“剥掉曹禺的外衣，知道了他的灵与肉在哪里”。

Q：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

A：曹禺对我们来说众所周知，很熟悉，但其实有陌生感。这个剧本给了我机会可以深入挖掘一下曹禺的内心世界，尤其曹禺的情感世界还是很复杂的。这些已经影响到他的创作。所以我想知道曹禺在创作的时候对应他生活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愫芳，为什么出现繁漪，为什么出现陈白露……我们知道，艺术的创作源泉是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和态度关联在曹禺的创作中，同样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也会找到生活与作品的联系。

Q：作为一个女导演，处理这几个人的人物关系有什么自己的理解或者独特的视角吗？

A：身为女性，独特的敏感和感悟，细腻的心思，总会让我热衷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去挖掘女性情感心理，当然是女人和男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易变的、交锋般的心理时空。我没有完全经历过任何一种情感的形态，但是我会利用自己情感的波折，与男人打交道的体会，预知到一些，这是一种天性或者直觉吧，来处理不同的人物关系。做导演，我更加注意小的细节，会通过细节处理把人物当下的内心的世界放大。

比如有这样一场连戏。前场讲曹禺已经跟第二任老婆邓译生“暗送秋波”，还没有直接表露出来。当邓译生用毛笔写了一个“愫悌”在纸上，告诉曹禺：“我妈妈就叫方愫悌。”而曹禺用这样的一句话表白：“所以我叫她愫芳。”这实际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啊。邓译生离开后，曹禺依旧看着宣纸上的“愫”字发愣。

我的处理是直接明灯转场，让郑秀的上场打断曹禺的思绪牵绊，进入另一个时空。郑秀发现桌上的这个“愫”字，又在曹禺去洗澡时接过邓译生的妹妹邓婉生送来的稿子。这稿子是邓译生抄的，娟秀的字都在上边。排练时我就让演员开始对这个娟秀的字产生好奇：“怎么会是女性的字？怎么他没有来找我抄？”她又看到文稿中对曾思懿、愫芳的描写，联想桌子上的“愫”字，这一连串的迹象引发了郑秀的注意。但是，郑秀毕竟出身名门，又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独立有尊严的女性，高知分子对男人的“拷问”绝对不会是直接油盐酱醋一股脑泼上来的。然后，我就跟演员交流：“曹禺是什么状态引发了你的不断追问，像刨根一样要刨到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里面，这一连串的东西一定要表演得有逻辑、有顺序、丝丝入扣。”所以后面的戏郑秀问曹禺：“你的稿子现在是谁在帮你抄？”他说：“学生。”“你从来不让学生帮你抄的啊？”“学生的家长。”“哪个学生的家长。”这就是我们正常人生活中总会出现的场景。

Q：这次的话剧里面出现了曹禺戏剧的三个女性角色（周繁漪、陈白露、愫芳），你对她们的理解是什么？

A：这出戏的主角不是她们，她们的出现更多是揭示曹禺创作和生活的关联，我们都是掠影般的带过去。如果仔细分析这三个女性，那在这里的篇幅是不够的。所以简言之，她们都是很悲剧色彩的女性。同时，我找到了她们的共性——失去自由，寻找自由。三个女人都在挣扎，挣扎着从泥潭里面逃脱出来。但由于性格的不同，一步步的选择也不同，最终也决定了三个人不一样的命运走向。

Q：曹禺周围的女性比较多，你觉得他在创作时候会不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A：大家都知道，《雷雨》的生活写实就是曹禺自己家庭的生活经历，周朴园身上有很多他父亲的影子。如果讨论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创作，看到田本相老师的书《曹禺剧作论》，我们能够了解一些曹禺在生活中捕捉的原型，比如对愫芳的创作。我们已经在前面谈及。包括曾思懿原型好像真的是郑秀，但是，这个戏的编剧在创作时，一定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倾向，我们一致地认为“郑秀不是《北京人》里的曾思懿”，因为从女性的偏袒也好，从郑秀的后代讲述也好，她是爱曹禺的。

曹禺的创作心态一直是悟悟奇奇的，他曾在序中写道：“请你们原谅我不得不老是在说我自己，只有这样我才能理出来乱麻一般的回忆。我说过我不能忍耐，最近我更烦躁不安，我焦灼是因为我愤懑……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想说话……我愤懑到打碎了妈妈留给我的瓷娃娃、瓷瓶。”要知道曹禺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些东西是他很珍惜的。他之所以愤懑是因为对生活不满，看到了生活中种种的能触发灵感的东西，他想说、想写。生活在不断刺激他进行创作。

Q：谈一谈郑秀和曹禺的感情细节。

A：通过了解资料，和郑秀后代的叙述，我们对郑秀都是报以同情的，怜爱的，所以这出戏的感情侧重点是在她身上。我制造了舞台上他们之间的悲情，让两个不完美的人生，可以在舞台上凄美起来。

我们都能够理解这段感情。曹禺之前对郑秀那么追求，这里面有年轻人对爱情的向往，也有两个人惺惺相惜的情份。他们都来自清华园，郑秀爱上曹禺的才华，走到一起是特别自然的事情。我们不是很向往钱钟书和杨绛那样的感情，能携手到老，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足够幸运。曹禺和郑秀的婚姻中间可能真的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矛盾，最后没办法就只好分开了。作为导演，我这样分析郑秀，她是法律系毕业的女生，是要当法官的人，逻辑思维很强，在生活中很严谨认真，非常独立。所以在婚姻生活里她有自己的想象和要求，希望很多东西都按照自己的来。比如郑秀会要求曹禺必须每天把衣服穿好，勤洗澡，不能邋遢。对于曹禺这样追求自由随意生活的人来说，可能就很难。尤其是在创作的时候，感觉一来就顾不上形象了，胡子拉碴的还在写。写作是他的精神寄托，不是说停下笔来洗个澡。

这样，两个人性格有冲突，对生活的态度也有冲突，分开是迟早的结局。两性关系本来就很复杂，我也不好做什么评价，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曹禺病重，邓译生也已经去世，郑秀想去探望曹禺，结果被他拒绝了。最终我能理解曹禺为什么这么做，他可能认为这个婚姻是回不去的，在他的内心里面郑秀在婚姻生活中对他有过伤害，所以他害怕，害怕走回到老路上。曹禺最后给自己的定义是：“我是有很多缺点和缺陷的人，但是，我是没有罪孽的一个人。”不过我们在这部戏里面还是让曹禺有一个态度，对郑秀说了句“对不起”。这是作者自己的理解。

Q：你对一般作品里面的女性角色有什么看法吗？

A：不同作品中的女性建立自有导演的立场。拿曹禺作品中的愫芳，最大的女性特质就是隐忍吧。她爱文清所以愿意守在他身边，奉献自己的全部，但是她不希望这个人沉沦下去。所以当她发现文清又回到家，再次沉沦的时候，爱就没有了，哀莫大于心死。

我在美国看过一个后现代导演Anne Bogart导的《特洛伊妇女》，你会发现在战争中所有妇女的形象都是忍，但是，忍耐之后反弹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强悍的，强悍是在于拯救自己。再比如美狄亚这个女性。而《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中，郑秀这么独立坚强的女性，也在生活中隐忍了多年才和曹禺离婚，“当初我和你在一起，是为了爱情，如果有一天，我决定离开你……也是为了爱情。“无可非议，女人就是情感的被俘者，所以，任何一部作品中的女性，都逃脱不开情感命运的纠绊，或挣脱，或解放，或沉浮，或绝望……关键，作为导演，你能为她们做点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