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候机MH370

徐天+闵杰+杨迪+周瑶+王臣

一个不好的预感，突然爬上心头。章军（化名）开始说不出的慌张。

本来是很日常的一顿早餐。章军素来有晚起的习惯，3月8日是周末，他9点左右才起床，然后边吃早饭边看电视新闻。

他突然发现各个新闻台都在播出有关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失联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8日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在当天凌晨时失去了联络，航班载有239人，原定于8日早上6点30分抵达北京。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播报。”

这条新闻立刻抓住了章军的心，因为他的太太在一边嘀咕道：姐姐好像也是今天从吉隆坡回北京啊！

章军62岁的姐姐章丽（化名）前些日子和朋友去马来西亚旅行。章丽一个人在北京居住，女儿移民美国，章军是她在国内唯一的直系亲属。

不过，章军夫妇都不知道姐姐的回程航班号。“我们是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人，家人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互相也知道对方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她在走之前只是跟我太太打了个电话。”章军解释说。

他猛地推开了一把桌子，站了起来，来回踱步。他本能地希望姐姐不在这个航班上，这个事情不要和他们家有任何关系。但他又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开始给姐姐打电话。

一遍又一遍，姐姐的电话无法接通，章军的心不断下沉。“我当时就像掩耳盗铃。我害怕，不想看新闻。但是又不想错过消息，所以就让我太太关注，但我什么都不听。”

1

这架失去联系的航班号是MH370。截至本刊发稿时，它的航班状态仍被定义为“失联”——失去联系。

曾经用过这样词语的，还有5年前的一架飞机：2009年6月，法航天447航班在从南美飞往非洲的中途在太平洋上空中失去了踪影，直至一个星期后，才在太平洋上找到了部分残骸和遇难者遗体，直至两年后，才在大洋深处找到了剩余的飞机部分。

从一架飞机起飞开始，便要不断和陆地维持联系，不断地反馈飞行的高度、方向、状况——这是把它们带回陆地的纽带，就像系住风筝的那条线一样。

3月8日凌晨0：41分，MH370准时起飞。据美国著名空中交通飞行追踪服务公司FlightAware的保留数据，飞机在起飞后的最初半个小时内一切数据正常，从跑道升空后两分钟，便顺利调整航向，向东北方向飞去。

0：47分，飞机时速已达到642公里，爬升至3000米高空。

1：01分，在时速867公里时，飞机已升至10668米。

这条航线的特点是，从吉隆坡到香港都在南中国海飞行。中国经济的迅猛速发展，中国中产阶层的快速崛起，都使得东南亚成为中国的经贸发展对象，以及旅游热点地区。从吉隆坡直飞北京的航线也因此成为一条热门航线，而南中国海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航线区域。不过，由于海域开阔，航线实际执行时并不密集，复杂程度也不高。唯一的困难可能是，“由于有一段飞行靠近赤道，天气变数非常大”，曾专机护送领导人前往吉隆坡的资深机长肖德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依靠‘仰飞也可以解决。”不过，气象信息显示，MH370起飞的这一夜，天气状况良好，没有雷暴，甚至对流都很小。

1：02，起飞20分钟后，MH370时速已达到867公里，海拔高度10668米，航向东北25度。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确切记录来看，当时的爬升基本已经完成，飞机处于最安全的状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民航飞行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然而，这也成了FlightAware上保留的MH370的最后数据。留下这一数据的最后地点是：东经4.7073，北纬102.5251。之后一路延伸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记录表格，是一片空白。

据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航”）后来的通告，吉隆坡国际机场与MH370的最后联络时间为凌晨1：20，当时MH370位于马来西亚与越南海域的交界处、土珠岛以南约140海里及哥打巴鲁东北东约90海里。

之后，它消失了——没有求救信号，没有目击者，也没有在雷达上留下任何痕迹。

2

3月8日早7：24分，马航发表了第一份对外声明。BBC和CNN随即进行了转发：

“马来西亚航空确认370号班机在早上2：40分与雪邦的管制中心失去了联系。

由波音777-200ER机型运行的370号班机，当天0：41从吉隆坡出发，原定早上6：30在北京落地。航班载有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成员。

马来西亚航空正和有关部门的搜救团队一同工作，寻找失去的飞机。”

此时，马来裔华人翟乐和丈夫已经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际航班接机大厅。

翟乐一周前回国探亲，他们的一对马来西亚夫妇朋友想借机到北京玩儿几天。两家人之间已经商量好行程，要一起去长城、故宫……

翟乐和丈夫计算了时间，航班6：30到达，加上过海关，取行李等耗费的时间，翟乐和丈夫于早上7：00准时到达机场。一看显示牌，MH370的状态显示为：延误。

翟乐去问询台咨询，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回复，只是告诉她：延误了，再等等。

600余公里外的山东日照，刘燕（化名）一家人也正等着弟弟刘明（化名）的平安消息。刘明是全家最小的孩子，今年34岁，在新加坡打工，从事建筑业。他此前已经一年没有回家了，最近刚刚请下来假，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刘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弟弟没有从新加坡直飞北京，而是选择从吉隆坡转机到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回日照。按理说，刘明落地后就会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但这个清晨，刘燕和家里人却没有接到刘明的电话。

她还不知道，此时，距MH370航班凌晨1：20从雷达上消失，已经过了5个多小时。

3

“这期间，我们做了许多工作。”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商务总监Hugh Dunleav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MH370从雷达上消失后，吉隆坡国际机场立刻启用雷达搜索，但没有找到。机场随即通报了同领空中所有飞机上的驾驶员，请协助共同寻找附近有无MH370，“这个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

与此同时，机场联络了马来西亚政府。政府拥有远程雷达，与机场雷达相比，远程雷达的搜索范围更远，可达中国南海上空。

此后的10分钟到半小时内，同领空飞机上的驾驶员们纷纷回复消息：没有看到这架飞机。而“政府的搜索也启动，在几分钟内完成搜索任务，但依然没有结果”。

“但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也有可能是飞机上的电台出了故障。所以我们采访用个另外一个办法：一个领空一个领空地追问。”Hugh Dunleavy说。

一条自称是中国三亚区调值班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微博，随后证实确实有这次追问的存在：“他（马航370）是在新加坡和越南交界点，突然消失，之后差不多凌晨一点，越南人问有没有该航，我说没有，他就挂了。差不多凌晨两点他才跟我说飞机不见了，然后凌晨三点多跟我说，他们公司说这个飞机还在飞，然后我叫香港帮我喊喊，什么都没有。”

Hugh Dunleavy说，直到清晨6：30，这个追问一直问到本应降落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首都国际机场说，这架航班并未降落。马航方面才正式确认：MH370失去联系。

早上7：30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因此得到了“MH370失联”的正式通知。

虽然，首都国际机场接机大厅的显示牌上，MH370失联的状态仍为“延误”，但是，首都机场开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5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处置、协调联络、安全保障、信息通报、后勤服务。

10：00左右，一块手写提示牌被摆在了醒目位置：MH370接机客人请去丽都饭店了解相关信息。机场准备了两辆大巴，随时把确认为该航班乘客的亲友送至位于北京四元桥附近的北京丽都维景酒店。一辆从民航医院调来的救护车也准备到位。

机场通告牌上，MH370仍然存在，只不过罕见地用一条红色字标识着：延误。

尽管仍未有确切消息，但情况并不乐观。从马航方面传递来的信息是，MH370装备了比航程多出两个小时的燃油，即便一直保持飞行，此时应该已经耗尽。因此，无论失去联系的飞机身在何处，它都可能已经或正处于危险状态。

10时30分，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针对MH370航班失联事件，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立即开展各项应急工作。

根据《国家海上搜救和重大海上溢油应急处置紧急会商工作制度》，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警局、总参、海军等共同研究制定了我国船舶及航空器赴马航客机失联海域搜救方案，初步明确了“海巡31”“南海救101”“南海救115”、 中国海警3411、海军528和999舰等6艘中国搜救船舶的海上搜救区域。

会议之后，南海救助局、广州打捞局，广东、海南海事局也随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14艘专业救助船、6艘海事执法船及2架巡航救助飞机，做好了随时应急出动的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与越南国家搜救中心通过电话、邮件进行时时沟通，进一步核实飞机可能坠落地点。中国还与越南有关方面发布航行警告，提醒相关海域过往船舶注意观察是否有可疑情况。

然而时间越向前流逝，本应在清晨抵达北京的这架航班，抵达的希望便越渺茫。

12：30，机场通告牌显示屏上，MH370的红色备注从“延误”改为“取消”。

又过了不到半个小时，12：53，MH370从信息牌上消失了。

4

自从宣布客机处于“失联”状态，马航就要开始着手核实所有乘客信息。这是出了事故的常规动作。“我们没有权力调取他国的签证信息，所以这个核实经历了很长时间。”Hugh Dunleav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接近中午时分，MH370马航失联客机上的乘客名单开始分批公布。在这架载有239人的航班上，共有154个中国公民，其中有两名婴儿。

章军没有忍住，开始上网刷新消息。他看见了这份乘客名单。他叫来太太，核对名单，看是否有姐姐的名字。“我不敢看，一点不敢看。”

几乎是一瞬间，太太就在名单上找到了章丽的名字，他们不敢相信，又去确认名字后面标注的生日：完全一致。

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姐姐真的在这架飞机上。章军心中那根绷了一上午的弦，一下子断裂。他强忍住情绪嘱咐太太，和姐姐的女儿以及其他亲属联系。同时，他打电话叫儿子回家接他，去机场。“我知道自己情绪太激动，没法开车。但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甭说人找到还是没找到，我必须要先跟马航联系上。”

一路上，章军都在不断刷新新闻。他很快在网络上得知了乘客家属都到丽都饭店等候的消息，于是便直接赶到丽都饭店。

章军到达丽都饭店的家属等候区时，这个面积达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已经聚集了200多名家属。估计是事发突然，大厅中的椅子甚至都没有摆放整齐，靠墙边有一长排桌子，上面摆了些瓶装水和点心，但是并没有人吃。

他刚一走进去，就听见有人在放声大哭，但大多数人都默默地坐着或站着，相互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有人指着一个桌子提醒他，可以去填写一份乘客家属登记表。章军走过去后，看到有几个戴着袖章的人站在桌前。章军问：“你们是受马航委托来处理这次事件的吗？”对方回答：我们是国航的志愿者。

章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本来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接受马航委托来处理相关事宜，那么我将视同你为马航，要求你向我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后来他说只是志愿者，我就什么也不能对他讲了。”

登记了姐姐名字、自己的名字以及联系方式后，章军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开始等待。

直到下午5点，有人发给了在场家属一份马航的官方通告，通告上显示发出时间为上午10：30。不过，章军没有特别在意时间上的滞后，他很快发现了通告中的一句话：“目前有推测该客机在Nanming地区降落，我们正在和有关当局证实该信息的真实性。”

“从早上到现在，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希望。”章军说。

5

章军不知道，这条上午10：30分马航通告中的推测，很快就被确认为“不实”。

事实上，3月8日一天，这样的信息几乎每过几分钟就会出现一次。一家名为ACI中文字幕组的全球航空志愿者网站，在3月8日清晨得知MH370失联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跟踪此事，并利用语言优势，对该事件的全球媒体的报道进行全方位、全时段的跟进翻译。

根据他们的整理，在3月8日这一天，先是出现了越南方面发布的有客机在Nanming地区坠毁的消息，接着又传出越南方面发现失联马航客机信号的消息，在这条消息被澄清为“不准确”后，网络上又出现“飞机已经坠海”的消息，一度有媒体报道，在飞机“失联”前后，曾有另一架航班的飞行员曾与他们取得过联系，但很快，这条消息也被证实是假的。

最大的波动来自波音中国总裁马爱伦的一条微博：飞机已经找到，波音已经派出技术支援队伍。不到10分钟，马爱伦删除了这条微博，随后说明这条消息“系谣传，搜救行动继续进行”。

搜救行动的确一直在进行。

3月8日15时，交通运输部紧急召开马航失联客机应急反应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根据事件最新进展，派出两艘专业救助船“南海救115”“南海救101”驶向疑似关注海域，同时，通过海南海事局先后两次发布航行警告，要求所有途经疑似海域的相关船舶注意观察海面情况，发现可疑情况随时报告。

3月8日下午16：10分，中远集团也接到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通知，要求中远集团参与搜救。

中远集团安全技术监督部部门长蔡梅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远集团随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对事发现场附近的船只进行搜索，发现一条名为“泰顺海”的货轮距离事发地点较近。“泰顺海”号货轮是一艘载重为107377顿的货轮，船长189.9米，船宽32.2米，当时装满了货物，刚离开泰国的曼谷港，正在向广西防城港驶进途中。

“我们第一时间就让它赶往现场了，速度是11迈多一点。”蔡梅江说。后来，“泰顺海”轮成为国内第一只到达疑似海域的船只。

不只是在南海附近的相关部门收到了通知。上海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主任晨晓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海上搜救中心也在3月8日13时左右接到了“待命”指令。

“我们有一架直升机，目前在舟山待命，所有的搜救船只也在待命状态”，晨晓光解释，“待命”是指保持在接到“出发”命令后，可以在1小时内出发的状态，“平常船员不一定要在船上，但现在我们的船员必须在船上，不能回家，油料和补给都要准备充足，随时说走就走。”

6

3月8日一整天，刘燕一家都在等待弟弟刘明的进一步消息。

没有在弟弟应该落地的时间接到电话，一家人都有些慌张。随后，他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有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失联”。他们不是特别明白失联的含义，但也大概猜到，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一家人认为还有希望。“我们只知道弟弟的落地时间，但是不知道航班号。”刘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希望弟弟乘坐的是另一架航班，于是辗转联系弟弟在新加坡的公司，希望能核实弟弟的具体航班信息。

这一天极为难熬。他们用的手机也都是较老式的无法上网，一边看着电视上不断滚动的马航客机失联的消息，一边等着新加坡公司的确认信息。

消息在晚上终于传来，却不是好消息。新加坡公司证实：刘明所乘坐的航班就是MH370。

刘燕慌忙跑出门去，订了五张第二天一大早开往北京的火车票。

“我弟弟才34，家里最小的。”刘燕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眼泪就从眼角掉了下来。

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与紧锣密鼓的救援中，不停地有“发现油带”或“烟柱”的消息传来，但章军似乎渐渐平复了一度燃起的希望。

“我也在航空工业工厂当过工人，失联这么久了，我知道意味着什么”。3月8日下午5点半，他回到酒店房间里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些家属在等候期间大哭，还有人冲出家属等候区向等候在门外的记者表达愤怒。

但章军似乎一直有很强的控制力，偶尔会有哽咽，也很快就能够平静下来。“我是学哲学的。”他解释说。

直到碰到一个问题。“姐姐去马来西亚游玩前，你们见过面吗？”

“见过。”他似乎仔细回想了一下，双眼顿时湿润了，声音却依然克制，“应该有半个月了，我们想着，要把父母的骨灰换个地方安葬，姐姐开车带我去看新的墓地。”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老红军，安放在八宝山红军墙上，风吹日晒的，姐姐觉得这样下去心里不太舒服……”

房间安静极了，窗外天色渐暗，将他的身影打在墙上。“事实上，我们确定的重新安葬日就是明天，3月9日，所以姐姐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赶回来。”

深吸一口气，章军再次镇定下来，“这些事还是要办的，姐姐回不回来，我也会把它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