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薛涌(作者系旅美学者,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
“国内的待遇比美国高不少,干吗不回来?”
这些年,不时听到亲友说这样的话,我都一笑置之。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比起二十年前我离开时当然是天翻地覆。亲友希望我回来的心情也很好理解。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均GDP才刚过6000美元,美国则超过5.1万美元,高八倍多。说国内待遇高,是否有点一厢情愿呢?
我有位朋友、从中美顶尖工学院毕业的高科技工程师说:别把我们这个行当想得天花乱坠、好像谁都是个小乔布斯。找到个好公司,年薪十几万美元,算是不错了。再高实在很难。很多人选择回中国,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样的人才,在国内的回报确实可能会高不少。
且慢!廉价人力资源难道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怎么可能回国挣得多?
其实,这样的廉价“优势”,在制造业中已经大大削弱,在一些知识领域,甚至已经成了“劣势”,即人才成本要高于美国。美国一个同样水平的英语老师,来中国往往收入要高不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人均GDP还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却能把知识的价格抬得比美国还高?
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大量涵盖中美两国诸多领域的薪酬统计资料作为依据。在没有这样的数据前,我们也只能从身边的直接经验来观察。虽然片面,但毕竟真实。以我的一孔之见,貌似美国还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举个简单的例子:女儿学钢琴,找个优秀的俄罗斯老师,每小时65美元。家里水管坏了,找个管道工,一小时95美元。当然,这并非两人的实际收入,也许两人与公司的分成比例不一样。在我们这个教书匠的行当,拿到终身教职当然不错。但是,许多常青藤的博士在波士顿地区的大学穿梭,当临时教授,累得贼死,一年就两万多美元,还没有医保等福利,比干粗活的人收入低不少。这不是“脑体倒挂”吗?
你说说,美国这个样子,算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吗?
说美国还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多少有些搞笑。毕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按说一切都靠自由竞争定胜负,哪里用等着政府来“落实政策”?
话虽这么说,但这些年吵得火热的H-1签证问题,其实就是美国版的“知识分子政策”。H-1签证就是非移民的工作签证。这种签证的发放对象,一般都具有大学文凭,集中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属于知识性的签证。拿到这个签证,即可在美国合法工作。不过H-1签证并非随便颁发,而是每年有一定的限额。没有工作签证指标,雇主就雇不了外国的高技术人才。于是,许多大高科技公司游说国会,要求大幅度提高H-1签证的指标,甚至要求给所有在美国大学拿到理工硕士的人绿卡、一劳永逸地打破这个人才瓶颈。盖茨等人一直力挺高科技移民。扎克伯格还出钱成立政治行动组织,支持相关移民法的改革。
相比之下,加拿大对知识移民的政策宽松得多。许多在美国大学里拿到学位的外国人才,看到H-1签证无望,就北上加拿大。温哥华成了这些高技术移民的聚居地。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被签证指标卡着招不到人,万般无奈索性迁往温哥华。这样反而伤害了美国经济竞争力。所以,外来高科技人才问题,成为国会关于移民改革辩论的一部分,俨然成了一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不过,这里的“知识分子”是外国人。给他们“落实政策”,难免惹得某些本地的“知识分子”不高兴。其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计算机教授Norman Matloff就是特别激烈的一位。他声称,以本土人才短缺为由打破签证限额引起外来人才的主张,纯属大企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的炒作。美国高科技方面人才济济。问题是,这些人才工薪甚高。大企业无法打压他们的薪金,于是希望大量引进廉价高端劳工以降低其人力成本。这些外来高科技人才,因为靠着老板办工作签证,所以任劳任怨,不敢辞职跳槽,更无法独立创业。这就使得老板可以任意压其低薪金。
知识的生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知识的回报越稳定、越优厚,人们才越肯投入精力和金钱去学习。试想:美国人从小勤勤恳恳,好不容易掌握了高科技,但转眼间就发现自己被来自印度的廉价劳动力所替代。这样不稳定的前景,怎么鼓励美国人从小在理工科方面大量投入呢?签证放开难道不是等于惩罚美国本土的高科技人才吗?话说白了,Norman Matloff教授是要求美国保护自己的高科技人才的薪金水平,为本土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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