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世济民”到 “计学”

时间：2024-05-19

摘要：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现代转型在清末民初的演进过程常深陷于“西化”与“欧化”之漩涡，然而近代中国西方经济学译介过程并非简单地移植，亦非中国传统经济学发展的结果，而是近代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和传统经济学双重体系影响下的产物。从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名称economics的庞杂译名中可窥一斑。虽最终以“经济学”胜出而告终，但严复所译“计学”在众多译名中独树一帜，其译名概念意义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也在语言层面兼顾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经世之说，有利于学科确立和西方经济思想进一步传播。对“计学”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形成初期的认识。

关键词：计学，经济学，概念转型

中图分类号：F0；H1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6.05.015

From Traditional “jingji” to Yan Fus “jixue”： Cas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in Modern China//GONG Qifeng

Abstract：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has long been intertwined with Western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neither is a simple borrowing nor a natural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s. The transformation is obviously featured by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saving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from aboriginal economic thoughts. Various renditions of “economics” in modern China resonat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al complexity. Although “jingji”， originating in China and being reintroduced from Japan， has been dominating economic discourse since then， Yan Fus translation “jixue” for “economics”， on one hand， has been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social and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in Western economic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posit Yan Fus jixue within dual stratifications to set “economics” as a discipline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nd further to reveal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economic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jixue， economic concept， transformation

收稿日期：2016-05-2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翻译与中国近代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6SJD740016）

作者简介：龚琪峰（1981—），男，硕士，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主要研究翻译学、术语翻译。通信方式：garygqf@163.com。

为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近代中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西方各学科知识在此背景下被广泛引入。经济学也披上了西方工具性色彩的外衣，成为寻求国富与民强的重要道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并在19世纪最后十年呈现喷涌之势。“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中，明显地存在两股力量：一是西方在华人员主动传播；二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阐释、传播和调整西方经济思想，如马建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等。”[1]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演变分析亦与此不谋而合，如马伯煌曾论述：“讨论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存在和发展，既要追溯其历史渊源，更要分析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不探索固有经济思想在中外经济思想汇流中所起的冲合作用，则将失于偏狭；不了解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在汇流中所起的客观影响，则将陷于空泛。”[2]可见，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入中国是中西经济思想的冲合过程，存在着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积极参与。

严复于1901年翻译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近代的先进中国人抱着寻求理论武器的目的而翻译的第一部西方政治经济学名著；严复所写的译者按语，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个标本”[3]。根据马伯煌所划分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四个阶段①，严复翻译《原富》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漫衍横流期，而“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总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4]。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基本经济学概念和范畴的演变实自严复始，“计学”虽然最终被“经济学”所取代，但它却揭示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社会功用和学科功用的转向。

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整体转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关注之焦点在与集权统治密切相关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传统的“经济之才”，即经世济民之才，而经济之学亦多归入治国理政之行列。传统义利观所定义的修齐治平之士“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5]，如桑弘羊、王安石等倡言改革财政者皆被贬斥为“言利之臣”，称之为“人心风俗将有不堪设想者矣”[6]。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学人皆以富强为出发点阐发经世之学，或向西方寻觅救世之术。对传统学术的反思及西方学术的引进，都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体转向。自此，魏源、林则徐等试图从技术层面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洋务运动以及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仁人志士逐渐认识到“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7]，而传统经济之学的政治本质也逐渐发生转移，“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焉”[8]。传统经济思想在面对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官督商办企业及其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无力承担富国强民之重任。由此，西方经济学的译介成为必然之选。

新的学术思想的引进，名称与概念体系的重新搭建尤其困难，正所谓“草创之初，正名最难”[9]。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与外来经济学概念体系的交融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与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译名统一问题。1822 年以来仅用于指涉 economy、economics 的汉语词就多达数十种，九大类[10]。葛兆光指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接受西学知识有三种策略：“一、整体理解；二、发掘过去；三、限制边界。”[11]身为“学部名词编订馆”总纂，严复及其译词“对认知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新学兴起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计学”实为其一[12]。在此面临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对核心词economics给出的“计学”译名，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功用与学科功用的转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

二从“经、济、理”到“计”——社会功用转向

economics来自希腊语oikonomia，其中oikos意为house，nemein意为manage[10]。希腊源语中economy本指家政管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经济是一种谋生术，现实中的政治无外乎谋取“收入”。18世纪之前，作为包容经济生活整体并特指生活需求和物质生产的现代经济概念还没有形成，直到19世纪才真正确立。近代早期的经济概念首先是这个词与家政和家庭管理的关联[10]。严复笔下的“计学”却是：“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之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13]97

“经济既嫌太廓”：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语出“经世济民”。“经世”指治理国家，而“济民”指救助黎民，如“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晋书》卷三十三）。齐桓、管仲、陈平皆为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经世之才，可见此“经济”与西方近代之概念相去甚远，而严复 “计学”之“计”所涵甚广，引而伸之则获料、量、经、纪、撙、节、出、纳，此八个方面扩而充之则是中国传统经世济民、经邦济世之才所需知识，“事”也意指具体技术操作层面所需知识；而后的“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体现了严复所用之“计”在国家层面的经济思想，即中国经济思想走出传统言计之策，进入了国家经济总体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另外，“从概念上讲，汉籍中的‘经济偏于‘政和‘治”[10]。严复对“计学”的阐释以“经济”“太廓”来摆脱中国传统“经济”的政治内涵。

“理财又为过狭”：中国古代的“理财”二字所指涉内容均为国家财政，如“特科约以六事：一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邻国利病民情风俗者；二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三理财，凡考求税则矿务农功商务者” [14]。斯密的“经济”涉及面极广，基本涵盖了当代经济学理论框架，因此译作“理财”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由此，“计”也包含了管理的含义。可见，严复所用“计”字恰恰暗合了“整体理解”，即使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同中国的传统知识契合，并用中国传统的“会计、计相、计谐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来解释，使之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计学” 融合古今意义，从严复对中学、西学差异的认识亦可窥一斑。严复总结：“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间接不同，常常有悮，而我信之，从而悮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为古人所蒙，经颠倒拂乱而后悟者，不知凡几。”[13]93因此，严复认识到介绍西学知识需结合具体情况，不能为“古人所蒙”，所以既要考虑古义，又要兼顾今义。“计学”经严复扩而充之、引而申之便综合了古今之义，体现了体用一贯之说，不可谓不独到。

三从“道、俭、法、策”到“学”——学科功用转向

“计学”之“计”已然涵盖了古今之义，“学”便成为理解“计学”概念的重点所在，首先是学科内涵的确立。既然为“学”，就显示出超越经邦济世之术，涵盖国家财政之策的学科化倾向。《原富》译例说：“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13]97斯密著书之时正值英国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厂手工业已在英国国内各大城市扎根，即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斯密把零散的经济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之后，创建了一门独立学科。“夫财赋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无论已。”[13]97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未成为独立学科，只是散述而已，而严复“专科之学”四字集中体现了“计学”一词的学科化倾向。一方面，“计学”一词蕴含中国传统食货之说。《汉书·食货志》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15]可见，“计学”既涵盖维持人们生活的根本，即农业生产，又包括分布财利、互通有无的其他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专科之学”意味着economics当时在中国正走向学科建设。正如严复所述：“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看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22]方维规曾考察economics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追溯了欧洲“经济”概念的词源和演变及汉语译词所对应的历史概念（见表1）。

从表1可看出，economics译名经历了“道”（治国/家）—“节俭”—“法”（富国）—“策”（富国）—“学”（治国/家）—“学”（经济）的过程。道、俭、法、策，强调计谋、主意、办法，即统治阶级的权谋之术、治国之法，而“计学”始则进入“学”的行列，强调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知识。换言之，前期强调统治阶级的个人能力与安邦定国之策，通过严复的“计学”这一过渡性质的译名不断地推动着前文所述的“学科化”进程。

严复界定“计学”的学科定位时说：“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13]98第一，严复已然将“计学”纳入科学范畴。“内籀”意指归纳或归纳方法，即由“偶然而推其常然”（由个别而推及一般）之术。可见，严复把“计学”界定为“推其常然”之属，即“计学”可以“立为公例”。第二，严复论及学问时，曾说“诸公在此考求学问，须知学问知识，其用皆二：一、专门之用；一、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顾知炼心矣，心有二用：一属于情，一属于理。然而理，又分两门：有记事者，由析理者……学以穷理，常分三际……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13]93严复将学问用途一分为二，专门用途为外籀之属，由公例判定偶然，而公家之用为内籀之属，由偶然推其常然。斯密之书所述内容，显然为公例之属，即概述经济发展规律和总结国家财富途径。“大法公例”的产生，首先依赖“考订”，而后“会通”，最后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严复的学科观念划分为实践和理论两部分。专用之门，以为实践；公家炼心之门，以为理论。但理论先需详细考订，而后推出公例。“计学”学科建设过程也由偶然推其常然。反观严译《原富》，案语多达三百余条，皆结合中国具体经济形势而发，非一味地“西化”和“欧化”。斯密之书“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足资考镜”[13]98。换言之，即“计学”亦为推然之过程。同时，论及计学者的使命，严复说：“所讲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计学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13]885“限制边界”使西学知识用于古义之“食货”，推而广之为“富国”，私利公利契合于此。

四从“重本轻末”到“农工商贾”——经济观转向

如果说“计学”一词反映出的是融汇中西的经济学内涵，那么《原富》中对经济概念的革命性认识则能具体展现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进程。限于篇幅，仅以“本末”为例。“重本轻末”是中西封建时期经济思想的普遍趋势。“本”为农业，“末”为工商业。在严复看来，“吾国方忧贫，而救贫非实业不为功”[13]298。“虽然，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然二者之事，理实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尝误也。”[13]865-866只是这种“本”业已不再是封建自然经济下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农业，而是进入流通市场、与其他经济形态发生联系的商品化农业。因此，封建制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严复对“农本”思想的革新意味着划时代的转变。甲午战争后，国人普遍的“本末”思想随之发生重大转变。1895年，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上书清帝，认为“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弊矣”[16]。可见，“农本”思想的改变和发展工商业也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诉求。

严复在革新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四业应当是同样重要的。他认为“农本”的原因在于农业提供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是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农工商贾分四业而不可偏废，亡其一则三者不能独存，乱其一则三者不能独治，对待相生而后群理遂焉，此可累指而明吾说者也。使民不斥财以修农业，则地产不登，民食物材举以无有，则工商贾三业废矣。又使民不斥以修工业，则地产之待人力修治而后可用者举以不供，始于不供，终于不求，其生将绝。即有不待人力而能生者，然其物以易则无价，而于一群财力生事靡所加也。又使民不斥财以治商业，则生熟二货弃地不迁，生成之家自享有限，而所谓懋迁有无之事举废而民不劝功矣。终之，又使民不斥财以修贾业，则生熟二货合而不分，聚而不散，民之生事，非其无有，即其过多[17]。

严复又进一步分析了农工商贾四业的联系。从经济整体形势来考量农业与其他三业的关系，即农业是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同时认识到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会对其产生影响：首先，工业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产品的发展，为农业和农业生产人员提供基本生产生活需要，而工商业的萎靡会引起市场和价格混乱；其次，交通不便会造成商业渠道不畅通，农产品就会滞销；最后，商业的发展会促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顺利流通。严复的“本末观”在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走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本末”，进入相互关联的“市场”，并同其他经济形态共同“足民食富国用”。

古之言治者，以贾人逐利之近而易见也，则相与鄙恶其行，以为汙处，厚征以困之，著之市籍以辱之，若惟虑民业贾之多也者。虽然，贾多于国何病乎？贾多自病则有之矣。百家之邑，所资日用之物固有限也，物有限，则其斥母也不可以过，使业之者多，则其势当出于竞，竞则购者之便而贾者之不便也。故曰贾虽多，于群无所损也[17]。

同时，严复也抨击了历史上“商末”的观点，对商业的发展给予肯定，因为商业的发展能满足社会各行业对于基本生产和生活物资的需要，带来有效的市场竞争，商人对私利的追求并无损于公众利益。严复也从西方近代经济学对私利的极力追捧中，结合中国“忧贫”之现状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从鼓励私利进而提倡公利，这正是“计学者”君民各足之实务。

五结语

在多元化史料考证的今天，翻译史给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鲜血液，同时翻译史研究也从史学研究中积极汲取营养，不断使翻译研究历史化，把翻译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来分析阐释，同时也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时空概念下去考察翻译史作为人类文化交流活动的意义所在。对于严复所译“计学”的考察，把相关文献中对“计学”的阐述置于其所产生的年代，使文献文物化，从而形成“系谱知识”。他用“计学”表达了中国、西方历史中对economics这一学科不同的定位，从而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了西方古典主义经济学概念，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又照顾到了中国的“农本”国情。严复所译“计学”也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之间的互相角力：“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13]296

注释

① “就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二十五年，可以作为第一个时期……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年间，属于第二个时期……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起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止的二十五年，属于第三个时期，其中曾发生过戊戌变政、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都先后失败了……也没有挡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乘机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漫衍横流……从五四运动，特别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起，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为第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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