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9
孙 俊 潘玉君
(1.云南社会发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2.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Geographical history的概念和汉译
——兼论Alan R.H.Baker地理历史学思想
孙 俊1,2潘玉君1
(1.云南社会发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2.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针对国内将贝克的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译为“地理学史”或“地理史”的问题,结合他的新作对geographical history这一术语的论述及学科合法地位的诉求,认为应译为“地理历史学”。同时结合国内学者对“地理历史学”的术语混乱和学科诉求做了论述,分析了“地理历史学”术语混乱的部分原因。认为对国内外“地理历史学”思想应给予注意,给予“地理历史学”一个合法的学科地位。
地理历史学,国内认同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庞杂,专论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著作较罕见。1901年,乔治(H.B.George)以历史学的视角出版《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第一部以之为题的著作,重版多次[1]。之后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C.Darby)《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的研究》一书,内容着重论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2]。接下来就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贝克(Alan R.H.Baker)《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3],已由国内学者阙维民等翻译出版。
图1 地理学、历史学及其研究主题的维恩图
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一面,即在于面对共同研究主题时学科建构的关系,过去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有归属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观点①。现在看来,可能不仅于此,尤以贝克给出的维恩图(见图1)引出议题[3]。
在该图中,地理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核心非常明显:historical geography和geographical history。而且,贝克非常明确地说:“‘historical geography’是具有地理学视角的学科,‘geographical history’是具有历史学视角的学科。”[4]在此,关于historical geography译为“历史地理学”是没有分歧的,也是国际通用的术语。但关于geographical history,则或译为“地理学史”[4],或译为“地理史”[5],似有商榷之处。
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学史”,虽将geographical history置于学科范畴,但此译法有令人费解之处。首先,“地理学史”一般而言用的是history of geography,鲜有geographical history;其次,“地理学史”,中英直译“地理学的历史”,并无不妥,指称的是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即地理学学科发展史,从属科学史范畴,这是学界所认同的,但这与该书主题“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如译为“地理史”,则同样费解。“地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学的历史”,或可理解为“地理环境史”(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若是后者,则按目前学科来看,地理环境史,既可能是人类或文明以前的环境演变,是“古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可能是人类或文明出现以后的环境演变,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之一。这两种理解,均与该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这一主题相去甚远。同时,若理解为“地理环境史”,并不属于学科范畴,也与贝克所论不及。
后来,贝克在Classifying Geographical History一文(该文是少见且于近年发表的专论geographical history的文章,文章对geographical history做了历史的回顾和学科内涵的建构)②对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的论述,充满批判地梳理,并强调该词的“学科”地位,而且几乎与“地理学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史)和“地理史”(地理环境史)在学科意义上没有多少关联[6]。
另外,著名地理学史家格雷戈里(D.Gregory)和约翰斯顿(R.Johnston)等所编《人文地理学词典》将geographical history作为一门学科看,且是对历史地理学新的挑战[7],且该书中history of geography(“地理学史”,作为地理学学科发展史的学科)是单独词条,论述geographical history时与之没有关联。而且,贝克在Classifying Geographical History一文中也引用了《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一书,但明显不是在讲作为地理学学科的历史。
故此,geographical history的前述译法,值得商榷,应当有另一个确切的译法,且应译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名为妥。
拙文以为,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应译为“地理历史学”为妥。对此译法,除去对思想的解读外,在国内亦有学者呼吁应把“地理历史学”作为一门与“历史地理学”有关联的学科看待,给予重视。
贝克认为,历史地理学这一术语已作为一个学科而受到持续激烈的讨论,而geographical history却没有。而且geographical history这一术语的应用已显混乱,在认识论问题上模糊不清。从贝克的geographical history思想看,译为“地理历史学”为宜(他也以此说明该术语的应用混乱问题),有如下主要依据。
其一,澄清术语。贝克多次提到,很多学者已在应用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但内容并非该词所指。如A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Nova Scotia一书,所述是该区移民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移民史,以及未来的统计预测,显然实际上文不对题,标题应该是“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Nova Scotia”(拙文所论Baker的评论,均引自Classifying Geographical History一文);1882年,历史学出身的法国学者德拉佩龙(L.Drapeyron)自相矛盾地坚信他将通过放弃他所谓的,名是地理历史而实是历史地理而成为一个地理学者,宣称“地理历史学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其使命是为历史事件提供科学的或自然的解释”;1892年,美国学者斯凯夫(W.B.Scaife)出版了他在霍普金斯大学上课的讲稿America:Its Geographical History,内容却是美国大西洋及其海岸的探测和制图、美国领土边界的发展和美国地位的发展等;梅耶尔(D.Meyer)将其著作标为geographical history[8],但其摘要却是“历史地理学”;穆勒(E.Muller)评论The American Way:A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Crisis and Recovery为“建立殖民地至19世纪美国变化中的历史地理”[9]。所以,贝克极力主张对geographical history的应用给予合法地位。
故此可以明确,贝克认为geographical history的混乱问题源自与“历史地理学”关系的模糊。这样一来,其翻译应与“历史地理学”有关,但绝不是“地理学史”或“地理史”。同样,威廉姆斯(M.Williams)亦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虽然geographical history的概念今天是可接受的,但实践上却被废弃[10],这与贝克的观点同出一辙。对于其原因,除贝克所称的措辞问题外,梅里尔斯(A.H.Merrills)的解释更为合理:地理和历史在文献中难分难解,这可能给予某些现代学者混用这两个术语以口实[11]。
当然,这种呼吁需要一个过程,如厄尔(C.Earle)1992年列出了自己定义的地理历史学家,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地理历史学家[12]。在地理历史学没有正式进入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视野时,这种现象难免司空见惯。
其二,强调地理历史学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贝克并不是唯一将地理历史学放在重要地位的学者,此前即已大有人在。1902年,美国地质学家和地貌学家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对地理学也有颇多建树)戴维斯(W.M.Davis)认为,通常所称的历史地理学可能称为地理历史学更好[13]。1910年,迈尔斯(J.Myres)考虑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地理因素对于历史来说是第一序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地理经验是不可缺少的。这一观点在伊斯特(W.G.East)的The Geography Behind History一书中获得支持,伊斯特并不提倡地理历史学,但确切地支持将“思考的地理路径”作为历史学分支的一种辅助方法,还讨论了历史学家中的研究进展,包括地理为历史提供了必须的自然平台[14]。1954年,米切尔(J.Mitchell)在她的文章中提问“什么是历史地理学?”,她的结论是:“一些以历史地理学为题的著作更好地应是地理历史学,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本质不是地方而是文明。”[15]1960年,赖特(J.K.Wright)从六个范畴上(地理、历史、过去、现在、未来和真实性)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给出了精致的分类[16]。
在此方面,厄尔的工作值得重视,他是一位重要的地理历史学推动者:使地理历史学优先于历史地理学。他在一本出版自己文章的书籍前言中表达了“地理历史学实践”的观点。该书12篇文章意在“从地理学的角度重新检视美国历史学中多年来的棘手问题”,涉及“定义美国经验的过程以及塑造它们的地理因素”。最初,他做出推断:“真诚地说,我认为地理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区分已超乎寻常。”随后,他做了这样一种区分:“地理学的视角,首先集中于塑造地方和景观演进诸因素的关系;地理历史学,集中于过去塑造人类事件诸因素的关系。”厄尔甚至认为,达比将地理历史学归入历史学,是一种教条主义[17]。
至此已非常明显,贝克澄清geographical history的目的,是要说明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这样一来,与历史地理学相牵涉的学科,具有与之对应的性质,应译为“地理历史学”,与传统的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历史地理学是相对的。反过来,正因为过去没有地理历史学的认同,所以往往将地理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混合起来,论述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样看来,并不能责备历史地理学家滥用“地理历史学”一词,而是没词可用。
其三,探索地理历史学的基本内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地理学家与历史学家就“地理影响”历史发展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争论。争论的导火线之一是19世纪历史学家米什来(J.Michelet)在《法国历史》中宣称法国历史的开端是地理的,他所指的是自然地理。他1869年版的评论中说:没有地理的基础,人民、历史创造者,就如行走在空气中,就是中国画的行云流水。土壤,只有在行动中才可见,它通过数百种方式影响,通过食物、气候等。后来,法国一些历史学家在写国家史或区域史时,用的是一种地理描述。在北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美国历史地理学非常关注历史的地理因素。这些著作,解释“自然环境”“地理影响”“地理控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影响,达比的“历史背后的地理”事例即此。他们当然把成果与地理学家交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观点是将地理与自然环境等同的。
贝克认为,地理历史学追求环境在历史事件和过程中的影响存在巨大局限,这可以解释为何它在历史学学术中有限的认同。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相互关系。事实上,历史学家已注意到不仅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角色,而且社会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但地理历史学的实践没有在此延伸多远。有学者认为过去几十年可能主要是历史学家的方法在系统探索社会和自然关系,但他们是以“环境历史学家”的身份而不是地理历史学家[18]。所以贝克说地理历史学尚属早产儿。
从这点来看,地理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相对的研究内容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地理历史学研究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当然也包括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所以有学者说现在的历史地理学很大程度上是地理历史学,这一点后面将谈到)。
其四,定义地理历史学。贝克定义地理历史学持的是一种温和而激进的态度,这一基础在于对“地理环境”的定义。贝克认为,以往将“地理环境”理解为“自然地理环境”并不全面,而应注重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环境。他认为,“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议题中,以往是将“地理环境”限定在自然环境中,即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贝克批判性地认为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贝克的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改版。传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实际上只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样一来,传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成了“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地理环境”。但贝克的解释则说明,“人文社会地理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环境再造”过程,也就意味着“环境”与“人”是介入式的,不存在没有人的环境,也不存在没有环境的人。这种解释的结局是:地理环境并不是决定什么,而是相互再造。
以此来定义地理历史学,是贝克的重大创新之一(也是地理历史学的重大进展之一)。实际上,将地理环境理解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地理环境两大部分,可能还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地理环境都是自然与人文社会相互介入的,地理环境并非纯自然或人文社会的环境,而是具有二者介入的性质。这样来理解地理历史学则是:研究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文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环境的发展对自然地理环境发展的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样一来,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处于环境演变过程中,历史与地理无法脱离。这比简单的环境决定论要深刻得多,也不是简单的人类调适观,历史变成了“环境—人—社会”的统一体及其演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地理环境”的解释对于历史发展中诸多事件的解读是无限的。如看似与地理环境没有多少关系的科学活动,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产物,这被孙俊和潘玉君等的研究所证实[19-20]。这也说明在现代,“地理环境”确实需要新的解释(同时也是为解释更多事物)。
以上所述,若只是翻译问题的话,那么在国内,也不缺乏“地理历史学”的呼吁者,其思想同贝克批判者有之,有过之而无不及者有之。
首先来看术语使用的情况。在此方面,国内应用“地理历史学”的现象不多,独见蒋大椿和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有“地理历史学”和“西方地理历史学”两个词条,且使用较为混乱:
(“地理历史学”:)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运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对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后果,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具体影响,来解释有关历史现象,探讨历史发展的各种客观规律。历史学和地理学结合的另一门边缘学科,即作为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地理学,虽在研究的对象上各有偏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但实际上两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它们所研究的都是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活动之间的关系,运用的基本方法都既有历史学的,又有地理学的。而且,两者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学者们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般都把它们合为一体,等量齐观。[21]
此段引文,从目前学界来看,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具体影响,来解释有关历史现象,探讨历史发展的各种客观规律”这一句与贝克相似。但将地理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等量齐观,过去没有“地理历史学”的呼声时还可理解,现在则必须改变了。
(“西方地理历史学”:)年鉴派主张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地理环境对历史的作用:地理环境提供着又局限着人的活动范围及可能性,人又在以世纪为单位的长时段中改变着一这环境,而且这一改变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日益加速着。但还不仅仅如此,地理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明、文化的类型与演变途径。正是在这些方面,地理环境研究对于史学具有了新的意义。[21]
从此段引文看,年鉴学派的思想与贝克对“地理历史学”是比较一致的,也与前文解读类似。不过,年鉴学派实际上是批判早期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将“地理环境”等同于“自然地理环境”,其被动的一面是无法避免的。这倒说明,贝克的“地理环境”概念,以及拙文前述的解析,应是新时代的要求。
另外,蒋大椿在《新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历程》一文中将“地理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时又说是一个学科[22],似有不妥:地理历史学有其研究的固有内容,不仅是一门方法论学科。
以上学者的解读,引起了学者的反思。最有意义的是孙天胜和曹诗图二位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明显地与贝克相似,是在为“地理历史学”的合法地位努力,他们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所以其结论是:
历史地理学已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几十年来,我们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的确是有欠思量的。那样一种任务,它该有另外一种“名分”,如果考虑它与历史学的衔接,则可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23]
更为庆幸的是,潘玉君《地理历史学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地理基础》一文是目前学界直接以“地理历史学”为题,且如下定义“地理历史学”:
地理历史学主要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的集团的存在和发展的作用,包括稳定的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变迁的地理环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求阐明人的集团的历史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统一性,以揭示出客观存在的“地理—历史”规律。[24]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地理环境”的解读,已是前文所提“‘环境—人—社会’统一体”的思想,也是年鉴学派的思想。当然,也与贝克有些相似。
可见,国内的地理历史学思想,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可能的态势是:随着我国研究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影响的发展,归名为地理历史学的内容将会更多,而且是跨学科的,远远超出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范畴。举一例来说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研究,目前已不仅是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任务了,费孝通是如下论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座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了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25]。
这只是点明了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一种总体性影响,而对于“多元一体”格局的划分,必须追溯到青藏高原隆升事件:
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26-27]
这一格局的形成,实际上说明了以地貌和气候为主导因素的我国民族生态格局的形成。这一生态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青藏高原隆升的结果[28-29]。③
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不是一门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从民族定义上来看,可能需要的是民族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历史学、气候学和地理学等,其中,地理学与多元民族起源、民族迁徙、经济互补、语言传播、气候变迁等有关,且地理环境的变迁往往引发民族问题上的迁徙事件。这样看来,地理历史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此例只说明地理历史学在诸多学科中的地位,也说明:给予地理历史学合法的学科地位是需要注意的问题了。
从目前国内外态势来看,地理历史学已出现强烈的呼声,但却只是个别学者的努力。之所以如此,可能因为历史地理学已存在数百年了(从学科研究内容上看而不是学科命名看)。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大多学者认为地理学早期从属于历史学,我国尤其如此[30],这可能影响到了学科命名,也就意味着,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认同,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同时,在学科分类上,目前并无“地理历史学”一说,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认同。
但从研究内容来鉴定,则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交叉的领域,过多的是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在地理学还是历史学中均存在。尤其随着综合问题研究的进展,交叉学科研究仍然是地理历史学或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趋势。这样一来,为地理历史学“正名”是需要的。所以,当有呼声出现时,就应该正视这一事实。
故而,在引进西学时,geographical history一词的翻译,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拙文的意义,也仅在此方面。同时,在编撰相关词典时,亦应适当引进西方思想,并结合国内学者的意见,给出地理历史学一个适当的位置,不宜与历史地理学混为一谈。
注释
①一般而言,认为属地理学者多出自地理学家之言,认为属于历史学者多出自历史学家之言。若在学科分类中有“地理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之分,则争论可能要少得多。拙文所论“地理历史学”,或对此有些帮助。
②该文首次提交于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第十三次国际历史地理学者大会。
③此类文献较多,在此仅列两条重要文献。笔者也在撰写相关内容。
[1]George H B.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M].Oxford:Oxford Press,1901.
[2]Darby H C.The Relation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in England,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M].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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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孙俊,潘玉君.《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J].地理学报,2012,67(8):1149-1153.
Chinese Translation of“Geographical History”
SUN Jun PAN Yujun
The term“geographical history”is a concept characterized with the disciplinary historical geography,which was put forwarded by Alan R.H.Baker.However,Chinese scholars were confused by this term,and translated it into“history of geography”or“histor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Based on the thought in Baker’s new article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term,we propose that“geographical history”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disciplinary related with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that is,the term“geographical history”is different with historic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history,domestic identity
N04;H059;K9
A
1673-8578(2012)05-0023-07
2011-12-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61001)和(4126103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HA100058);科技部创新方法工作项目(2007FY140800)
孙俊(1985—),男,云南泸西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科技空间理论学。通信方式:TSWwiththinkwithgp@ 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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