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的时光森林

农夫

中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起源中心之一。这与远古时代的神州大地拥有优越的暖温带气候、清澈绵长的河流和丰富的森林资源等适于人类生息的环境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四、五千年前的古老神州拥有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尤其是“东南半壁”，更是处处林海茫茫，郁郁葱葱。即使是在今天的整个国土范围内，那时的森林植被与其他景观如沙漠、草原等相比，也占据绝对优势。据当代林学家凌大燮先生估计，按今天的国土面积推算，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盖率为49.6%（凌大燮，1983）。据赵冈（1996）推算，远古时期我国森林面积至少有807亿亩，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为56%。据马忠良等（1997）人推算，在公元前2000年的原始社会，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64%。多人研究表明，在远古时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在60%左右是完全可信的。

这些葱茏郁茂的原始森林，主要分布于我国年均降水量400mm等雨量线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森林覆盖率约为90%。这时，“不仅黄土高原多森林，就是黄河流域也是森林遍地。”（史念海，1990）孟子就曾经说过：“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草木畅茂。”（《孟子·滕文公上》）“西北半壁”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等省区，森林主要分布于高山和河流附近。森林覆盖率较低，约30%左右，其他地区为草原、湿地、荒漠、寒漠和雪山。

此时的森林不仅分布广、面积大，而且森林植物和动物资源种类繁多、种群数量庞大，为人类提供着十分充足的衣食来源。《商子·画策篇》：“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即使到了商代，仍然是虎鹿狼麋十分常见，在甲骨卜辞中就可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考古发现说明，在4000年前的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相当普遍的。北宋沈括曾在延州（今延安）发现笋竹化石（一说为三叠纪的新芦木）：“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沈括，1975）沈括据此推断当地早期生有竹林。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文化遗址，年代为5600～6080年前，据考古发现有竹鼠骨骼遗迹，说明当时此地必有竹子生长（竺可桢，1973）。竹鼠是亚热带动物，今天分布于江南多竹地区。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建筑基址，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五帝时代的尧都，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考古发现有竹鼠遗骸（王守春，2001）。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公元前2310～前1810年，考古发现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的外形也似竹节。

随着人类的进步，森林与人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于是破坏森林，发展农业已势不可当。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列宁，1974）毁坏森林以发展农业，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开始。

黄河流域的森林

三千多年前，古老的黄河中下游河流纵横，森林沼泽密布，气候温润，许多野兽、飞禽、鱼类栖息于此，《史记》中有殷商之地“麋鹿在牧，飞鸿满野”的记载。从对甲骨文动物名称的检索中，我们可以见到商代栖息在中原森林、沼泽、草地中的动物类别。已经识别出的动物名称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种动物。有学者对殷墟出土的动物群二十多种进行分析，发现野牛、猪、麇鹿的骨骼占有80%以上，这种动物适应生长在平坦的沼泽区和湿润的森林植被较好的环境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原的生态环境特征（李宏，2006）。

根据竺可桢（1973）的研究，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属于气候温暖湿润期，黄河流域广泛生长着反映温暖气候的阔叶树和大片竹林；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50年，气候变得较寒冷、干旱，此后气候又转暖。

当时水资源比今天丰富得多。这可从地名文化中看出来。在山西省古今县名500多个中，有88個是以河川为名，21个以水泉为名，4个以山水为名。根据史念海考证，在远古时期，“由太行山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其中较大的有山东西部的巨野泽，太行山东的大陆泽（今河北境内）。黄河在当时称为河、大河，说明在西周时水还不是浑浊的。

黄河中游地区是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区，森林资源受到人类影响的程度也较为严重。但即使如此，这里仍然分布有相当数量的森林。至于其它宜林地区，按常理推测，森林资源当更加丰富。如《尸子》：“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

湿地资源与今天有大的差异。据研究，华北大平原在先秦时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覆盖良好，地表水来源充分。在微度起伏的广大平原上存在着许多湖泊和沼泽。仅先秦西汉文献提到的就有45个之多，如位于今河南省的大陆泽、荧泽、澶渊、黄泽、修泽、黄池、冯池、荥泽、圃田泽、萑苻泽、逢泽（池）、孟诸泽、蒙泽、空泽、浊泽、狼渊、棘泽、鸿隙陂、洧渊等，位于今河北省的鸡泽、大陆泽、皋泽、海泽、鸣泽、大泽，此外在山东、江苏、安徽也有许多湖沼（邹逸麟，1987）。华北平原是如此，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也应相类似。

当时，黄河流域有梅树的分布。《诗·秦风》：“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说明在西安南面的终南山有梅。《诗·国风·召南》：“摽有梅，顷筐塈之”。在《左传》中也常提到梅树。梅树的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作调味品。《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

森林动物资源也远较今天丰富，物种分布区域比今日广泛。《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记载了兽35种、鸟76种、鱼43种、虫蛇33种（张钧成，1995）。《诗经》中提到的动物种类也极其繁多。其中兽类有豹、虎、貔、熊、罴、豺、狐、卢、貉、马、牛、羊、豕、鹿、鼠、兔等，鸟类有鸨、鹑、凫、鹳、鹤、鸿、燕、鸡、鹈、雉、鸠、鹭、枭、鸳鸯等，鱼类有鳢、鲨、鲂、鲔、鳟、龟、鼍等，虫类有蜾、螟、蜩、螗、虺、蟋蟀等（周书灿，2006）。《诗·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由此可知，春秋时期今淮河流域一带仍然有大象分布，故淮水流域的民族曾向鲁国贡纳元龟、象齿之类的方物。《山海经·五藏山经·西次一经》：“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南山为终南山，为秦岭的主体和西段。猛豹又谓貘，就是大熊猫。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秦岭山地即出产大熊猫（何业恒，1992）。《诗·大雅·灵台》：“鼍鼓逢逢。”鼍即今天的稀珍动物扬子鳄。《左传·庄公十七年》有“冬，多麋”的记载，说明当时华北平原有许多适生于温暖湿润的沼泽环境下的四不象麋鹿。战国时楚国著作《楚辞·大招》：“孔雀盈园”。这里指的是饲养的孔雀，却反映当时楚国（今湖北、湖南等地），可能有野生孔雀分布。（文焕然等，1981）

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了开拓耕地而破坏森林。《诗·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这说明在耕作之前先进行除草砍木的准备工作。《周礼·地官》：“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可见，当时施行轮耕制，每人所拥有的耕地数量是相当大的。烧柴也是森林消耗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狩猎常采取用火烧林以驱赶并捕获野兽的方式，对森林破坏也十分严重。

部落之间频繁的兼并、征服和战争，也导致森林的严重破坏。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述》）。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张岱年等，1994），“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左传·僖公二十年》：“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左传·襄公九年》：“冬十月，诸侯伐郑，……赵武魏绛斩行栗（行道树）。”《战国策》卷四：“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焫获君之国。”

为了营建宫室多要砍伐林木。齐国“晏子对（景公）曰：‘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宫室，多斩乎伐，以偪山林。”（《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庄子·人间世第四》：“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斩之；三围四围，求高明之丽者斩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椫傍者斩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

丧葬也大量地消耗木材。据1978年考古发掘所见，周考王八年（前433年），楚国曾侯乙葬于湖北省隋县的棺椁墓室用木材达380立方米，木椁四周填木炭12万斤以上（张钧成，1995）。

从总体上，尽管森林遭受到多种因素的破坏，但由于那时毕竟人少，森林资源仍然很丰富，尤其是山地和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那时的生态环境自然也很优美。由于上述毁林开荒种田、战争、薪炭、建筑等原因，我国的森林资源受到很大的破坏。森林受破坏的区域和程度与人们活动的区域和强度相一致。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是华夏民族活动的中心，相比之下，这里的森林遭受破坏的程度也最为严重。到战国时，在有些地区甚至出现濯濯荒山。如孟子所说的临淄附近的牛山便是如此：“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告子上》）据此可以推想其他类似地区的森林遭人为影响的情况。全国森林资源的变化，据估算，森林覆盖率大约由西周末的51%降低到战国末的46%左右（樊宝敏，2001）。

当时森林资源比现代丰富得多，与此相应的沙漠面积远没有今天广。今天的毛乌素沙漠地区，早在战国时期曾是一片“卧马草地”，并有相当数量的森林分布。据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精绝、若羌等地仍是人口兴旺的绿洲（朱俊凤等，1999）。

黄河水清且水量大。尽管是“坎坎伐檀”之声不断，但却见到“河水清且涟漪”（《诗·魏风·伐檀》），说明黄河在西周时水是清的。到春秋时（前565年），则产生了“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左传·襄公八年》）的感叹，说明黄河之水已变黄了。但比今天的黄河水要清得多。当时黄河中下游水患情况很少发生。据统计，在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1850年间，黄河在中下游地区共发生泛滥7次，改道1次，平均231.25年发生一次水患。

穿越千年时光的森林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开始，经过了1865年之后，到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进入了大清王朝时代。沧海桑田，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与秦代之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代前期，我国的森林资源已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地区，其他地区由于长期的开发，天然林已很有限。

东北地区尤其是北部，森林未进行大规模开发（熊大桐，1997）。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记，康熙年间（1662-1722），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一带、老爷岭地区有茂密的森林。清·汪灏《随銮纪恩》，记载当时大兴安岭多落叶松纯林。这种情况与清朝统治阶级保护其发祥地，而实行的“四禁制度”，即禁采伐、禁农垦、禁渔猎、禁采矿，有密切关系。经过百余年的保护，森林茂盛、禽兽繁多，成为全国著名的林区。这对后世开发利用影响很大。

华北地区除太行山、恒山、燕山等山地有一些森林外，其他地区多无森林。清乾隆年间（1736—1795），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松以百万计，……大者数围。”（窦光鼐，清）

在西北地区，据清·吴焘《游蜀日记》载，终南山仍有原始林。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从今陕西周至到洋县逶迤数百里也有森林，入山伐木者不下数万。而黑水河上游老林，清道光二年已退缩到老君岭，辛峪、黑峪和西骆峪的森林都已伐光。洮河、白龙江流域，清代仍保有较好的原始林。六盘山到清代还有残存的森林（《隆德县志》，清）。贺兰山浅山区森林遭到破坏，深山区仍是“万木茏清”。清《民乐县志》祁连山清代“森林很多，峰峦突出，松林葱蔚。”天山森林直到清末未进行大规模采伐。

东南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各省发展人工林。寺庙附近有部分天然林。清《句容县志》记载，南京牛首山“古木参天，山深林密”。浙江江山、东阳、浦江、开化等县边远山区，天目山有部分天然林。安徽仍有较多森林。清《凤阳县志》，凤阳观音山“旧多栎树，雍正间（1723—1735）犹有六千株，树皆合抱，遍布山谷，郁然阴森。”皖南的南山和九华山的天然林相也较好。

华中地区的湖北西部神农架地区清代仍然有丰富的森林。清·严如《三省边防备览》从神农架到房县，“沿途山大林深，险峻异常，……均为千百年来未辟老林，青葱连天。”清《大清一统志》麻城龟峰山“自麓达顶，二十里许，多虬松。”湖南西部有雪峰山、武陵山绵亘，明清时森林仍多。湖南北部洞庭湖地區及周围山地林木种类较多。清《乾隆一统志》，到清代，巴陵（今岳阳）福圣山“松柏畅茂”。湖南中部湘江中下游流域和资水流域多低山丘陵。湖南南部残留的天然林较多，人工林也很多。江西清时期仍有较多森林。江西南部，龙南玉石岩“山灵丛郁休瞻日，云树弥漫不见天。” （《江西通志》，清）

在华南，广东各地还有不少森林。据清《新修广州府志》（1673）：“番禺以东至从化，皆深山大林，或终日行无人迹。至于香山（今中山）、新会、新宁（今台山），……林木之多，不可胜计。”珠江下游流域、北江沿岸、西江谷地和粤北山地都有较多森林。广西东北部南岭地区不乏森林。广西北部仍有大面积天然林。清《广西通志》，清代苍梧文殊山“林木蓊郁”，铜锣山“林树参天”。

西南地区的四川仍有一些天然用材林，还有较多人工种植的经济林。贵州东北部梵净山地区尚有大面积森林。清《贵州通志》：“思远、镇远、铜仁等府属县，地周六百余方里，森林茂密，古木荫森。”清《大定县志》：大定（今大方）“辟处西南深林巨箐之处也。迨后居民渐多，斩伐日甚，山林树木所存几稀”。在云南与交趾（今越南）交界处，森林连亘数百里。赵翼的《树海歌》记有：“洪荒距今几万载，人间尚有草昧在。我行远到交趾边，放眼忽惊看树海。山深谷邃无田畴，人烟断绝林木稠……”（陈嵘，1983）可以为证。

清前期，尽管森林更新和人工造林都有较大发展，但被砍伐损毁的森林资源更多，故总的说来，全国范围内森林面积、蓄积及野生动物急剧减少。森林覆盖率大约由21%下降到17%，平均每100年降低2个百分点（樊宝敏等，2001）。此期，森林破坏的地区重点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天然林，中原地区已基本上无林可采。

森林的反作用力

据统计资料，1912年到1946年，全国各省植树造林共计13.79亿株（熊大桐等，1989）。但损毁的森林大大超过天然更新和新造的森林，因此就全国来说森林还是越来越少。森林资源受破坏的原因，除了农垦、建筑、薪炭等生产生活因素外，还有帝国主义掠夺和战争。

中国自古到今，人口由少变多，且呈加速增长。而森林资源却与此相反，由多变少，也呈加速度递减。这是由于人类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以农耕为主的时代，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扩大耕地和获取林产品，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改善生活条件。森林受破坏的地区与人口迁移有关，人口所及之地肯定要遭受破坏。而且，森林受破坏的程度与人口密度有关，密度越大，破坏则越严重。中国人口众多，除少数大城市和产煤地区的部分居民用煤外，城乡居民大多以木柴、木炭作燃料。我国的森林受破坏的程度如此严重，从大约60%下降到10%左右，这显然与我国历史特别悠久有关。我国自古到今不知共生存过多少亿万人口，这一点，世界上其他历史短的国家是无法与中国相比拟的。

森林资源的变迁，在远古和上古时代破坏慢，到中古时代破坏变快，近代更快，这一方面与人口多少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这段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说没有超越农耕时代有关。当然，近代中国森林的减少与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有一定联系，但这归根到底与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科技不发达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49～1980年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森林资源从总体上是下降的，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12.5%下降到1981年的12.0%；活立木总蓄积由116亿立方米下降到102.6亿立方米。此后直到20世纪中页，森林面积和蓄积才出现回升。这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逐渐摆脱农耕阶段走向工业和后工业时代有关。目前，我国森林面积达到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1.63%，森林蓄积量达到151.37亿立方米。在全球森林资源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森林资源连续30多年持续增长。尽管这样，中国的生态还十分脆弱，生态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今天的中国，绿色总量需要增加，沙化土地需要治理，森林资源、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需要保护，这些都是林业生态建设面临的繁重任务。近年来，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的发展战略，为林业改革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如今，我国林业已成为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保障。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防沙治沙中林业是重要内容；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生态是要率先突破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了压倒性位置。这充分证明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生态建设已成为重要的投资领域。而中国林业发展也正处于从观念到措施发生深刻变化的黄金时期。中国林业要牢牢抓住各种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林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紧紧跟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

我国“十三五”时期（2016-2020）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推进林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林业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末，森林覆盖率将提高到23.04%，森林蓄积量增加到165亿立方米以上，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达到15万亿元，森林植被碳储量达到95亿吨，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林业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国土比例稳定在17%以上，治理沙化土地1000万公顷；2020年林业旅游休闲康养突破25亿人次、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9万亿元、林产品进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林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13億中国人民的中国梦，实现林业现代化是中国全体务林人的林业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中国林业部门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良性循环，使所有中国公民享受到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