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伏波：一生“伏波”为大江

乔正权 李卫星

一

早年的爱国梦与治水梦

谈起自己的早年生活，文伏波院士说得最多的就是爱国与水利两条主线。

文伏波1925年8月4日生于湖南桃江。桃江位于资水与桃花江交汇处，邻近洞庭湖，是个“ 水窝子”，每到汛期，家乡时常出现洪水。父亲给他取名伏波，寄托了让他长大后治理江河、降伏洪波的愿望。上高中时，教授地理的鲁立刚校长向他们讲述了祖国气象、水文，还讲到长江三峡水利资源的丰富和开发的广阔前景，介绍了祖国大西北严重缺水的事实。文伏波听得如痴如醉，从此确定了将水利作为终身选择的志向。1943年高中毕业，他报考了中央大学和湖南大学，专业都是水利工程，都被录取，最后他选择了中央大学。

从1931到1943年，文伏波读小学、中学，正是日本人对中国侵略加重，中华民族饱受苦难的时期。他读小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并一度进攻上海。在小学毕业的仪式上，校长向他们宣布了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的消息。全体师生眼含热泪，紧握拳头，面对国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中学六年（1937—1943年）期间，省会长沙沦陷，学校迁往农村，他的学习生活基本是在迁徙中度过。当时物价飞涨，连米都要家里雇人推车走240里的山路送到学校，睡的是地铺，师生们虽生活清苦，却同仇敌忾。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学校不仅没有停办，还有所扩大，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文伏波把对侵略者的仇恨全部化为读书的动力。

1943年，文伏波考入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来到重庆读书。1944年，日军为扭转失败命运，悍然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了祖国大片领土，甚至打到了贵州省独山县，逼近贵阳，整个大西南一片动荡，国民政府准备迁到西昌。各大学兴起了一股报名从军的热潮，文伏波来到设在重庆的中国驻印、缅远征军的教导团。经过军训，于1944年12月离开重庆，经昆明飞往缅甸的密支那，投入抗日战场，實践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夙愿。

日本投降后，他随新一军回到祖国，在南宁休整时听说部队可能要开赴东北打内战，他认为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在那年的“双十节”（国民政府的国庆节），他与几个同学偷偷离开部队，辗转回到老家教了一年书。1946年，他来到迁回南京的中央大学，继续第二学年的学习。在那一年，他因成绩优异被评为全班唯一的荣誉生。

1946年，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暴露无遗。国统区内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爱国学生运动层出不穷，关心时势的文伏波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48年4月他秘密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于1949年1月入党。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文伏波在1948年11月还有一个学期没有学完的情况下，离开中央大学。1949年5月，他以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大学专科部秘书身份参与了接管国民党政府主办的部分大专院校任务，9月，分配到被接管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1950年5月，他被求贤若渴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委）主任林一山选中，调到设在武汉的长江委本部，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江生涯。

二

荆江分洪工程和杜家台分洪工程显身手

文伏波在水利工程设计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治江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大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和葛洲坝两水利枢纽。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在长江上大规模应用现代化手段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工程。

新中国成立前，长江流域的堤防标准低，具有防洪库容的水利工程几近于无，天然河床无法宣泄洪水，因此，一到汛期堤防就溃决成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长，围垦江滩和沿江湖泊的情况逐渐增多，更加剧了人水矛盾，长江洪水灾害损失也日甚一日。长江洪水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1949年，长江暴发洪水，长江堤防多处溃决。新生的共产党政权领导沿江军民开展了抗洪救灾，才降低了灾害程度。

由于当时技术能力和综合国力尚不足做到高标准控制长江洪水，以林一山为首的长江委人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以防洪为重点的“治江三阶段”思想，第一阶段以加固加高堤防为主，做到一般洪水不溃堤，安全下泄；第二阶段在沿江受洪水威胁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修建分蓄洪区，蓄纳超过堤防安全泄量的洪水；第三阶段在上游山谷区修建水库，拦蓄更多的洪水。

在此思想指导下，1950年2月，长江委向中央提出了在荆江河段兴建分蓄洪区的计划，作为治江第二阶段的主要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正是为解决荆江灾害性洪水采取的一项迅速、有效的防洪减灾工程。它位于荆江南岸，关键的进洪闸坐落于长江边，直接建在软弱的细沙基础上，规模和技术难度在国内均属空前。

在林一山和曹乐安等领导、专家的领导下，年轻的文伏波参与了该项工程的设计。由于国内没有现成经验可寻，他们只能参考外国的有关资料，一边做模型，一边进行试验，并发扬民主，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商讨。模型中的消能防冲措施在试验中多次被冲垮，但却没有消磨他们的决心。经过反复探索试验，他们终于找到用消力塘结合防冲槽形式解决了安全消能防冲难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主体工程的设计。

1952年，工程开工，文伏波担任分洪区的控制工程——北闸的施工指挥长任士舜的秘书兼质量检查组组长。在参建30万军民的昼夜奋战下，主体工程只用了75天便胜利完工。

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55年，文伏波又参加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的设计，该工程可分泄超过汉江下游河段安全泄量的洪水入长江，对汉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的防洪具有重要作用。在设计中，他们对闸基采用大规模填土预压以提高承载力，边墩采用空箱结构克服不均匀沉降，以及两级消能措施，解决了软弱地基的难题，许多技术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杜家台分洪工程建成后已运用19次，效益显著。该工程配合堤防加培和丹江口水库运用，已形成汉江比较完备的防洪工程体系。

经过荆江和杜家台两个分洪工程的锻炼，文伏波的专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在工作中，他多次参加林一山主任组织的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学习，总结荆江分洪工程规划设计思想。杜家台工程竣工后，长江委布置当时的设计科认真总结平原建闸的经验，文伏波又协助曹乐安设计大师编制完成了《平原地区建闸设计手册》，该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平原地区水利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三

丹江口水利枢纽设计负责人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提高，长江委在重点抓堤防和分蓄洪工程的同时，开展了具有防洪效益水库的建设。治江事業开始跨入第三阶段，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正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

丹江口水利枢纽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干流上游山谷河段的出口处，是综合治理开发汉江的关键性工程，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综合效益，在技术上是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在调水规划上是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水水源。

文伏波参加了丹江口工程设计的全过程。1958年9月工程开工后，他又长驻工地，任工程设计核心组组长兼现场设计代表组组长，负责全面设计，协助监督工程质量。

丹江口工程兴建于“大跃进”时期，建设者是从河南、湖北山区临时召集的10万民工大军，“左”的影响不可避免。临出发前，林一山专门向文伏波交代了3句话，第一，严重影响质量安全，且难以补救的，坚决不让步；第二，影响质量，但事后可以补救的，还是坚持，但可适当让步；第三，纯粹施工方案和方法，只要不影响质量，不必多提意见。这3句话，文伏波不仅牢记在心，还经常讲述给他的同事和以后的驻工地人员，以此作为设计人员处理问题的原则。

为适应民工队伍土法施工的形势，文伏波与设计人员一起，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将坝型由原设计的混凝土轻型大头坝改为重力坝，结合实际制定开挖处理规程，日夜在现场监督检查基础质量，并对施工中发现的大型破碎带交汇区采用钢筋混凝土楔形梁等措施，尽量做到方便施工。

1962年，丹江口主体工程因质量事故暂停，做机械化施工准备。此时正值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失误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困难。随后国家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丹江口工程被压缩规模，由一次建成改成分期建设，确定的初期规模为正常蓄水位157米，库容209亿立方米，装机容量90万千瓦（后期规模为正常蓄水位170米）。

文伏波与广大设计人员一起，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夜以继日地工作，及时完成大坝混凝土补强设计轮廓方案、混凝土防裂及裂缝修补技术和机械化施工方案，这两项设计保证了复工后的工程质量和按计划正常施工。

艰难的条件，使文伏波和他的同事们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和高度的政治热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形成了长江委的一代人风、学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来源：《水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