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唐磊
北京市金台西路2号院临街的两栋5层居民楼已准备拆除,门窗都卸了。几米之外,就是接近完工的32层人民日报社报刊综合业务楼(简称大楼)。设计大楼时,为避开这两栋当时未计划拆除的居民楼,设计师周琦将大楼的角度往北移了一点。由于大楼整体是曲面设计,而非方正外形,所以这点移动没有对楼体效果造成影响。
金台西路两侧都是高大的银杏树,大楼工地西门恰在丁字路口,没树,可看到大楼西面全貌。今年上半年,大楼整体建成后,有人站在这个路口仰拍大楼。一时间,见过照片的人都说大楼像雄性生殖器。
国庆之后,又有一组同样角度的照片被上传。这一次大楼外立面被金色的保温材料包裹着,被大家戏称为“土豪金”,新一轮的吐槽开始了。
而在大楼的最高处,约140米~180米的位置,“土豪金”已经看不见了,离它约1米的距离外包裹着一层陶棍,附着大楼的曲面“流动”。根据设计,陶棍是大楼最终的外立面,由于北京风沙大,如果用普通的铝制外墙,很容易积灰,使用陶棍后,一场大雨,就能重新把大楼冲洗干净,脏水将顺着“土豪金”流入地下。
真实的大楼和大家吐槽的那栋楼到底有多大差距。《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56岁的大楼设计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周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如何参与到人民日报新大楼这个项目的?
周琦:大楼是通过北京市的政务招标网站统一对外招标的,大概全国有十几个甲级设计院参加,中国最高等级的设计院几乎都来了。最后5家入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解放军总后设计研究院,我们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是规模最小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你们规模小的设计院来讲,这栋建筑设计的难度在哪?
周琦:在北京做肯定是比较难。一般南京的团队很少到北京去做,北方的设计院实力本来就很强。需要一点比较特别的想法。
我本人在研究超高层建筑,国际规定的超高层建筑是120米以上的。我在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大学念博士,芝加哥是全世界高层建筑的发源地,19世纪末第一批超高层建筑就出现在那里。我的导师是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建筑系主任,他师承密斯,密斯是全球最著名的四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我大概是中国大陆唯一一个传承正宗的超高层建筑设计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你有主持过超高层项目吗?
周琦:我参与的有,我独立主持的没。在美国期间,我任不了主管设计师,大量的就是参与一些项目。那个时候的经验还是很有用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北京实地考察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初步的构想?
周琦:场地不太宽裕,周边的环境到现在都是六七十年代盖的一些房子。但随着CBD东扩,周边会逐步增加很多新建筑。大家对北京的认识都是横平竖直的超高层比较多,大家还会认为人民日报社是党的媒体,应该很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从后来的方案看,其他几家设计院都这么认为,提出大同小异的方案,都是四平八稳、方方正正的一些“盒子”,再进行一些组合,我们是唯一一个造型上比较奇特的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社有提出特别的要求吗?
周琦:没有。他们就给你任务书——人民日报新媒体创意基地,他们要展示走向国际的这样一种(意愿),希望达到国际一流的媒体。所以他们希望有一种跟世界融合,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还是很期待让他们感觉比较惊喜的一个东西。
大楼设计本身他们没有参与意见,任务书领回来以后让做两个月时间,然后中途也不跟他们商量,在家做、在家弄,到了截标日期大家同时送过去,中间没有任何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5家设计院的方案是如何筛选的?
周琦:那天是一个上午,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对人民日报中层以上干部们,通过PPT、模型动画介绍设计理念。他们有个议论、投票过程,这是选择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放在他们公共食堂里面展览两周。人民日报有很多很有知识水平的退休的、在职的记者、编辑,他们都很有水准,他们再投一次票。
第三次是正规的招标,北京市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投票和审议,那个是法律过程。在这三轮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第一名。这说明群众们是喜欢的,领导们思想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我们的设计是能够反映向上的、积极、有动感的、朝向未来的、与时俱进的一个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回国后做的设计投标,失败的多吗?
周琦:有很多失败。比如我们在南京,做一些设计,其实(和人民日报新大楼)概念差不多,外形不一定这样,但南京很保守,不愿意成为一个建筑的试验场。在南京屡投都不中,在其他地方也投了很多标都不中,一直慢慢地学。
但这个不重要。每次投标都十几家,中标的概率其实比较低。要看对你的新生事物是否能理解,所以我在北京非常lucky,北京是个开放的城市,很包容,它接纳很多新的思想和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哪?
周琦:我们设计了3套方案,三个人一组同时在做。一个是四平八稳的,还有一个我们想是报纸的样子,象征性的,看起来像印刷机和报纸,这是很具象的一个方案。
第三个就是现在这个。概念是由一个圆形通过不断拉升而成的,比较抽象的,不要任何象征,这个方案风险很大,一直很纠结。
大概剩15天的时候,我们集中全力做第三个方案。我想还是纯粹一点好,拿你最拿手的东西,我们也想象对方、竞争者会如何设计,我们想象当中他们可能会跟我们前两个想法差不多。
第三套方案的结构合理性、使用的有效性、抗震等各种因素,也是最好的,不仅仅是一个外观形式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设计的好处在哪?
周琦:得房率非常高。这栋楼的得房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二,一般全世界的超高层都在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国贸三期(北京最高楼)得房率应该在百分之六十以下。
中国人讲风水,贝聿铭在香港设计中银大厦,像刀一样,汇丰就在楼顶上架了大炮对着它。我们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对谁都不会产生伤害。我们的曲面很柔和,八面玲珑的东西,没有尖角,能和环境取得最好的协调。
中国新闻周刊:大楼南北两面是大面积的凹形玻璃幕墙,有人担心玻璃幕墙会聚焦光线,对周边建筑造成光污染?
周琦:其实不会。如果是单一的曲面,就会聚焦。但我们两个玻璃幕墙是,双曲面,凹凸结合,每个点的光都是向外扩散的。这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我们模拟了几百个角度,来调细微的东西,调曲率,最终合成这样一个形状。
今年5月,160米×80米的玻璃幕墙建好后,我们到周边的超高楼上看,从早到晚,找不到一个点是聚焦到哪栋楼的,也没有任何炫光。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设计是人民日报社不同意,修改过的?
周琦:设计的时候有个直升机平台。但他们考虑经济效益比较低,造价也高,就撤了。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上半年开始,有人把从大楼西侧拍摄的照片传到网上,很多人吐槽说像阳具,也有人从远处看,说像帆船。
周琦:好的设计是抽象的,我没有设计它像什么,像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大楼设计就是由一个球体拉成的,观者可以想象它像帆船、恐龙蛋。建筑的魅力在于是它隐喻的,有象征性,但这不是设计者给的,是观者的体验,美是可以体验的。体验是和人的审美观、经验、个性相结合。
房子盖好以后产生各种各样的说法,那都是非常好的事,包括阳具和性暗示,也挺好,这些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某个角度看很有意思。这类吐槽很好,我很开心。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大楼的造型,如果东西两头调个个,就不会产生那么多联想了,你当时有考虑过吗?
周琦:现在网上流传的西侧那个面比东侧的面窄,西侧对着马路,东侧对着人民日报大院,我设计考虑是希望朝向公共空间的面小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不断被吐槽的时候,你和人民日报社有就此交流吗?
周琦:突然来了这么件事情,我也紧张,我唯一担心的是业主要动摇。因为舆论压力太大。还好他们没有动摇,不太理会这些东西。他们说,没什么关系,只是不希望有大规模报道,现在接近完工就可以说了。
领导层也很坚定。只是让我写一个说明材料,讲清为什么是设计成这样,他们好汇报。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怎么看待大家的吐槽,特别是在忽略大楼全貌的情况下?
周琦:我一点都不担心公众舆论,对我没有丝毫的影响,没有任何困惑,我们只对业主负责。我有信心建好后会很棒。
设计的大方向三年前就定下来了,大家都没动摇。比如“土豪金”就是我定的颜色,金色,中国人还是喜欢这种颜色,但不希望太外露。做完以后,金色的保温板藏在陶棍底下,在阳光照射下若隐若现,晚上灯光打在金板上,光线透出来,会有灯笼效果,很漂亮。
中国新闻周刊:选择金色的时候业主反对吗?
周琦:业主开始不同意,我坚持用金色,我说在里面,不显,若隐若现。后来他们同意了。本来金色外面有层保护膜是灰色的,我一直说施工的时候不要揭开,但施工单位图省事,没等陶棍装上去就揭开了。
中国新闻周刊:人民日报社为什么这么信任你的判断?
周琦:他们有请顾问,不是盲目相信你。每个重大决定,都请结构、照明、外墙、节能等专家来评估,这个过程很科学。
业主很尊重我,绝大部分决策都能得到贯彻,材料、形状都由设计师决定,有矛盾的时候,都由设计师决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受到那么大的信任,得到那么大的决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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