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王洪萍
(天津城建大学 外国语学院,中国 天津300384)
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任何一种语言都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文化当中,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但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称谓事物,解释词义。正是这种共性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不同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可译性基础。但由于地域环境、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不同民族在文化上表现出更多的是差异性。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而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结果,因此,在更深层意义上,翻译涉及两种民族思维模式的转换。本文试从以下儿个方面来分析中西文化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认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中国文明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群体至上。在思维模式及语言观上都倾向于从整体到局部。中国人常采用笼统性的整体思维方式,强调篇章整体意义。而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西方人强调以逻辑、分析、线性为特征的思维模式,即从具体到整体,由点到线。因此,中西方思维这种差异将导致英语和汉语表达习惯的不同,普遍体现在在语序、语言表达、语态运用等诸方面的不同,从而对我们在中英翻译理解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宗教在民间社会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的事物以及禁忌等方面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多个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就佛教而言,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有不少相关的成语,如“借花献佛”“苦中作乐”等。而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大多信仰基督教,人们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因此也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等。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中国文化中的“龙”这一形象。它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在西方“龙”(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在《圣经》中“dragon”都是与邪恶和恐怖相联系的。可见文化概念在某些方面中西方是互相冲突的。
的事物或者概念,也没有相应的语汇。
对于词汇缺失,西方人只能译作与其相似或相近的其他物品,对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和“相生相克”等概念,也只能言不尽义地分别意译作“five elements(metal,wood,water,fire,earth)”并不能表达中国文化的深远。据说,美联社的一位编辑曾打电话给一位美籍华裔学者,请教中国“羊年”的“羊”该用“sheep(绵羊),goat(山羊),ram(公羊),ewe(母羊),lamb(羔羊),还是“wether(阉羊)”?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只能如实相告“I'm sorry”。在翻译中遇到此类问题,以现代媒体手段进行处理是明智的选择,如附图、附录像等音像资料,用原来的音,即作为一个新词汇引入。
中西文化涵义截然不同的词汇也会给翻译造成很大的困难。例如:东风,在中文中,象征着春日的到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所以,东风也就是指春风,象征革命的力量。而寒冷干燥的西风是大家所不喜欢的。它的到来让草枯叶黄,一片萧条。因此,在词典中,西风指秋风,比喻衰退,消极的力量。然而,对于西方人而言,西风是从西海岸刮来的,这是件美事。而东风就不那么好了是因为它是从内陆刮来的,寒冷而又干燥,一如中国的西风。在一些中西文学作品翻译中,弄不清二者的区别,会引起很大的误会。
汉字的结构特点决定着构成汉语联复词和成语等凝固词的两个或四个汉字前后之间,在拼写形式上具有一种平衡性和对称性,因此汉语的凝固词在构成成分的拼写数量上不构成头重或尾重的倾向。对于成对词,英语民族在思维上有其自身的平衡方式与规律,即采用“先短后长”的组织顺序,借以避免视觉和心理上的“头重脚轻”的失衡感,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感。这种思维定式决定着英语在成对词的词序排列上,往往采用“数量尾重”的顺序,这与英语句法结构翻译所遵循的尾重原则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讲,英语是形态语言,其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以及一定的虚词来表达的。英语的主谓结构是全句的主干和焦点,英语句子在表达复杂意思时,大多采取增加结构层次的方法。而汉语语法关系的表达直接依赖于语义、语序和逻辑,汉语句子在表达复杂意思时,一般按时间顺序或事件逻辑顺序,逐步交代,呈线性结构层层铺开。根据两个民族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别,在英汉互译中注意翻译出的句子应符合其自身的特点:汉译时不可拘泥于源文的层次结构,避免过度西化而不合汉语语感;英译时要注意不能太松散,否则会显得支离破碎,背离英语行文方式。
从理论上讲,翻译的最高标准是译文与源文各方面的全等值,实际上这个标准很难达到。面对翻译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译者要努力做到异中求同。针对中西文化差异,笔者建议对于中英词汇意义和文化意义都相同的语句,采用直接翻译法,可以毫不犹豫地直接翻译。比方说“三思而后行”译为“think twice before you act”;对于词汇意义相同而文化意义不同的语句则可采用替换翻译法,也就是用译语中具有同样文化意义的词来替换源语中的词。
例如:“It is a good horse that never stumbles”,这类句子英美人是从正面思维的,翻译时则需从反面思维,即运用反译法。句中的that-clause源文要将肯定译为否定,否定译为肯定。如上面这句话应译为“再好的马也会失蹄”。如果不注意文化中思维方式的差异,就不可能恰当翻译;对于词汇意义存在而文化意义不存在的情况应该采用音意结合法。从音译和意译两个角度出发,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例如“I know,Dad”,she said,“I'm a selfish pig.I'll think about it”,在英语中,称某人是只“Pig”,意在说他在某方面有猪的习性,虽然是个贬义词,其贬斥程度大大低于汉语里的“猪”。在汉语里说某人是“猪”是骂人的话,尤其是一个女孩子自称是“猪”会令人无法理解,因此,这句话翻译成“我知道,爸爸,”她说,“我自私自利,实在很蠢;但我会想想这件事的”。可以将“pig”替换成“很蠢”。这样就能基本上做到文化信息的正确传递,也就是“异中求同”。
总之,文化差异问题是一个内容丰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翻译工作者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除了通晓两国的语言文字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两种文化功底,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且做到真正文化意义上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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