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科技基金”：转型中的跨越

钱炜

9月28日是星期六，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并没有休息。他一大早就起床，准备搭飞机去北京。可飞机起飞不久，却因故障返航，令他焦急不已。与他同样在赶路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等人。他们不是去出席官方组织的会议，也不是要参加学术交流，而是以“求是人”的身份赴京参加一个沙龙。

杨玉良一路飞奔，终于在下午两点准时到达清华大学第二教学楼。在一间装修简朴的会议室里，数十位中国最有分量的科学家坐在一起，探讨“什么是好的科学”。由于发言踊跃，讨论不得不延长了时间。

不做锦上添花

这些人都是接到了求是科技基金会的邀请而来的。在中国，一个民间基金会能够在科学家中享有如此高的号召力，正乃“求是”创办近20年来成绩的最好体现。而这次沙龙，又是“求是”转型的举措之一。

由香港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创办的求是科技基金会，一直低调地助力中国本土科学。截至今年，“求是”已经奖励了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并先后在二十余所大学设立过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博士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累计颁发奖助金逾亿元。

查济民创办“求是”的初衷，就是要“雪中送炭”。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内地的科研人员长期处于坐冷板凳的地位，经济上也常常处于窘境。“求是”的奖励，给那些尚未迎来科学春天的科学家们提前送去了一丝暖意。

至今仍在求是基金会坊间流传的一件事是，1994年第一届“求是奖”颁奖时，典礼规格颇高，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可竟有一名获奖人拒绝出席颁奖仪式。查济民去他家里拜访，反复劝说之下，这位科学家就是不去。他的太太偷偷告诉查先生，丈夫不愿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买一套体面的西装。对此，金立佐说，“这说明‘求是当年确确实实是在雪中送炭。”

但如今，中国的科研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科研经费近年来以每年20%、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增幅常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的科研经费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投入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对科研也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基金会都设置了用于奖掖科学研究的奖项，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

基金会执行长金立佐感到，形势的改变，已经使他们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了锦上添花。在新时代里，如何继续秉持查济民先生当年定下的这一宗旨，保有“求是奖”的独特价值，是两年前他就任执行长以来与基金会同仁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今年，他们交出了答卷。

重新定义奖项

2013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大奖的评选就是一个看似不变实则富于新意的转变。获奖人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他的获奖，可谓实至名归。作为一名海归科学家，王晓东在全职回国前就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对细胞凋亡机制有卓越研究，早已拿过了国际科学界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王晓东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授奖，就与此前他所获得的那些奖励雷同，也不能彰显“求是”雪中送炭的宗旨。

求是基金会之所以不惜重复地再次重奖王晓东，是因为他一手创办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已成为中国科研旧体制之外的一朵奇葩。北生所创办1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累累硕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一批青年人才成长起来。去年，北生所的李文辉团队对乙肝病毒新受体的发现，还被评为中国最有实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

对王晓东的获奖，金立佐解释说，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是否同时具备领导力，是否具有创建优良科研环境和培养团队的能力，对其个人成就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科研文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却至关重要。因此，今后，求是大奖将在保证其获奖人学术成就的前提下，同时聚焦于科学领导力的认同和奖励。

清华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周树云与“求是”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998年，当她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大一学生时，就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求是基金会的颁奖典礼。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杨振宁。后来，她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清华原物理系主任朱邦芬，又是“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的首届得主。因此，周树云心中一直有个念头，要像杨振宁和朱邦芬那样，在物理领域做出一番成绩。而“求是”的认可，意味着自己的理想正一点点变成现实。

这是求是基金会在时隔12年后，重新颁发“杰出青年学者奖”。1995年前后，由于国内外科研生活条件差距过大，许多年轻人才流失海外。面对这一局面，“求是”决定增加对青年学者的奖励。留法数学家张伟平就在刚回国时受到过“求是”的鼓励，成为首届获奖者。如今，他已成长为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以后，随着政府各种吸引海外人才计划的出炉，科研待遇的中外差距在不断缩小，基金会暂停了这一奖项的颁发。

而今天，当基金会再次审视中国的科技奖励设置，他们发现，绝大部分奖项都是结果导向型的，是对“已经完成”的科学成就的事后奖励。相比之下，对青年人早期支持的奖项则很少。因此，基金会决定重启“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希望通过这一奖项的坚持，来引领和倡导社会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和关注。

不同于其他领域的青年奖，受奖人实际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此次受奖的9名青年学者非常年轻，其中有7位都是“80后”，最年长的一位还没到35岁。受到“求是”的肯定，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非常兴奋。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陈宇翱还建言说，博士后是整个科研过程最不受重视、受资助最薄弱的一个阶段。如果那些正挣扎在博士后阶段的青年人能够得到一定形式的鼓励，将更有利于中国科研的发展。

寻找科学精神

在杨振宁、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及一班科学大师们面前，陈宇翱依然畅所欲言，这正是求是基金会孜孜以求要营造的科学氛围。

在颁奖仪式的讨论环节里，由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鲁白主持，清华大学生科院院长施一公、北京大学生科院教授饶毅、北生所所长王晓东、中国医科院院长曹雪涛、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等人，围绕什么是中国国情，海归科学家如何看待中国国情等问题进行了思想交锋。颁奖仪式结束时，韩启德感叹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原来颁奖仪式也可以这么进行。”

金立佐表示，基金会奖助的宗旨是雪中送炭，其传承的精神原则即“求是”二字。历年各种奖项的设计和推出，可说是不拘一格，无一不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两年来，他们围绕一个问题广泛征询了求是顾问团及历届获奖人。那就是：在大有改观且有效率的物质奖励之外，中国科学界究竟还缺少什么？对此，求是还可以做些什么？

答案是：对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倡导。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和基因中就继承了科学传统的西方对比，科学被工具化的倾向在中国非常严重。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飞跃性进展，但至今仍未诞生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国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也仍未有圆满答案。过于快速的发展需求和压力已经给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一些科技工作者失去了自由批判的精神和传统，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很多科技人员不愿或无法从事开创性、基础性和前沿性工作，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基金会于2012年决定，今后要将倡导“科学精神、人文情怀”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通过每年的颁奖，国内很多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已经都成为“求是”大家族中的一员。金立佐想到，如果把他们的智慧汇聚成一股合力，会对国内科学界产生良性和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很多求是获奖者也都认为，眼下各种会议繁多，但大都缺乏思想深度、缺乏深层交流。作为思想引领者，科学家应该形成自己的思想共同体。因此，基金会决定，有必要依托求是获奖人的圈子，建立一个便于思想交流和共享的“求是之家”，让科学家们一起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各种问题。而此次的沙龙，是“求是之家”的又一次践行活动。

从表面看，求是基金会的转型，无非是增加了孙家栋、韩启德与施一公三名重量级顾问，修改了奖项评选规则，重设了一些奖项，定期举办科学沙龙、回访求是海归科学家并集结刊发《海归人才引进访谈报告》等一些举措。但深究下去，你会发现，求是基金会已经把他们的“炭火”，从物质层面延伸到了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