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兽像负载的文化与历史

周乾

故宫古建筑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形态各异的瑞兽、异兽像，它们一方面负载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故宫内发生的历史。

背负威严、礼仪与吉祥寓意的铜象

在故宫御花园的北部、承光门内，有一对铜质跪象。跪象东、西各一，相向而跪。铜象高1.1米，长1.6米，宽0.8米，为明代铸造。铜象全身鎏金，有着大象的显要体型特征。其双目下视，长鼻收卷，极显虔诚;四足二前二后跪曲，似恭迎主人。

铜象的装束，具有浓厚的驯化特征。《大清会典》曾对宝象有如下描述：“络首、钩膺、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彩云，周为花文。”其中，“络首”即头部被套住;“钩膺”即颔及胸上有革带;“膺”为胸部;“缨”即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寓意为“无量光明”;铜铃是佛教的重要器物，可避邪、化煞、保平安;“鞯”为象背上的垫子。御花园跪象的装束，与上述记载相近。

象为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亚洲象在我国大约有5000年的历史，古人早就有关于大象的描述。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对大象的体型有如下描述：“象身倍数牛，而目不如豕。鼻长六七尺，大如臂;其所食物，皆以取之。”即象的体型比牛都大几倍，而眼睛比猪的眼睛还小，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要鼻子帮忙才能吃到嘴里。《清宫兽谱》又有记载：“象，产滇、粤、日南（今越南）及西域诸国。有苍、白二色，白色惟拂（今叙利亚）、大食（今阿拉伯国家）有之。肉兼十牛，目才若豕，四足如柱，无趾而有爪甲。长鼻下垂，能卷舒致用牙出两吻间，雄者长六七尺，蜕牙则自埋藏之。性久识，能浮水，又能别道之虚实，故导车用焉。说者谓其合于天象，盖瑶光（北斗七星之一）之精也。”

自古以来，象因为气大力强，性情温和，安详端庄，具有“负重致远，行如丘徒”“形必端、履必深”等特点，所以经常被人们视为吉物。如《太平广记》记载：“上元中，华容县有象，入庄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为出之，象乃伏。令人骑入深山，以鼻扒土，得象牙数十以报之。”“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负心者以鼻卷之，掷空中数丈，以牙接之，应时碎矣，莫敢竞者。”另外，大象在佛教中被尊为神兽。象的这些在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的品质，得到了封建王朝皇家的接纳。

而且，紫禁城御花园的跪象，呈现出了集多种寓意于一体的情况。

在故宫内，象自身令人望而生畏的体态巨力，首先作为战斗力的一种象征，备受青昧。

从殷商到明清，有关象战的实例屡见史籍。《吕氏春秋·古乐篇》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马叙伦《吕氏春秋记》云：“商人以其先世驾牛马之具用之于象，故日‘服象。以象战，故曰‘为虐。”这表明商人曾将大象用于战争。明代云南盛产大象，官军并置“驯象所”，这就为象战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军需保障。《明史·云南土司》中有关象战的记载每每可见，说明明代是我国象战的高峰期，大象充当战士，冲锋陷阵，保卫其主人及所统治的领域。象在战争中充当卫士的形象，亦被塑于紫禁城的御花园门内，加上其忠诚善良的品质，寓意护卫紫禁城的主人，即皇帝。

故宫太和门前的狮像

大象造型除了彰显战力之外，还有强烈的礼仪指向。这一点在活体大象于故宫中扮演的角色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元朝在元旦日和白节送礼时，“皇帝的象队达五千头，全部披上用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一队一队摆队，每头象的背上，放着两个匣子，里面满满装着宫廷用的金属杯盘和其他器具。象队后面是骆驼队，同样载着各种各样必需的用具，当整个队伍排好之后，列队从皇帝陛下的面前经过，蔚为壮观”。这说明，元代已有使用大象于礼仪活动的情况。

明代的紫禁城曾经饲养着一群大象，主要用于礼仪活动。据《明宫史》记载，明代的象房有两处，一在皇城东面，隶属御马监，“牙母象共九只，各居一房，缺则外象房补之”;另一处位于宣武门西城墙北，这里饲养的大象数量较多。根据明代沈德符的《萬历野获编》记载：“象初至京，传闻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及驾辇驮宝皆用之，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

到了清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即设置驯象所东、西二司，以驯养“皇帝卤簿”（仪仗）使用的仪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驯象所民尉二百零二名，每月仍皆给银九钱伍分伍厘”;“十四年又定，喂象民尉缺，即以民尉所生之子补充”“民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驯象所有“校尉二百零六名”。这些活的大象，在举行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重大仪式时会以“卤簿”形象出现在紫禁城内显要位置（一般在午门南）。

而御花园内的跪象造型，其装束与记载中的皇帝“法驾卤簿”中的宝象相似，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对跪象立于御花园北门内的设定，也能够理解其蕴含的“接驾”礼仪寓意。

除了威严和礼仪的功用之外，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太平的象征，“象”与“祥”字谐音，故象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如以象驮宝瓶（平），即寓意为“太平有象”。

在古代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据说是中国历史上驯服野象从事耕田的第一人，他死后陵墓前曾出现大象创土、彩雀衔泥等所谓的瑞兆，这应该是“太平有象”最早传说的源头。此后，人们运用谐音、象征等手法，把“太平有象”用图画、雕刻等形式表达出来，寓意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御花园中的跪象，其发音“象”与“祥”谐音、“跪”与“贵”谐音、“负”与“富”谐音，因而御花园的跪象又可以解读为“富贵吉祥”。《管子·牧民》有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说文》中说：“吉，善也”;“祥，福也”。由此观之，御花园跪象的寓意吉祥，亦是封建王朝时代紫禁城中皇帝期盼国泰民安、江山稳固长久的心理反映。

故宫太和门前铜狮- 西- 母- 正立面

故宮太和门前铜狮- 东- 公- 正立面

太和门前铜狮的功用与等级之说

太和门前布置的一对铜狮，是故宫内体量最大的、同时也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铜狮。铜狮非鎏金做法，且无款识，推测为明代铸造。太和门前铜狮的雕塑和铸造工艺极为精细，无论是铜狮的全身，还是铜座上的纹饰，都雕铸得非常精美，表面光洁无痕，应是采用古代失蜡法整体铸造而成。

而且，与乾清门前的铜狮不同，太和门前铜狮的耳朵是竖起来的，似乎在警惕闯入宫中的不速之客。

这对大型铜狮的头和身体是圆形，底座是方形，寓意“天圆地方”。每只铜狮子的高度，都达到2.4米，蹲坐在高0.6米的铜座之上，通高达3米。底座则是汉白玉须弥座。须弥座不仅体量庞大，而且在四个面上刻有行龙（上下枋位置），八达马（梵文，意为“莲花瓣”，位于上下枭），花绶带（束腰位置，寓意“江山万代，代代相传”），三幅云（圭角位置）等精美图案。

这对铜狮有雌雄之分，并且具体功用不同，其中雄狮在东侧，头饰鬈鬃，颈悬响铃，两眼瞪视前方，其右足踏绣球，象征皇家权力和一统天下;雌狮在西侧，头略朝下，其左足抚幼狮，象征子嗣昌盛。

这一对铜狮，头顶螺旋卷毛（疙瘩烫）。关于这种“疙瘩烫”是有严格登记规定的。作为舶来品的狮子，其全身应该是毛发柔顺的。但是，摆在官府门前的狮子造型，其毛发却被“烫成了卷发”。实际上，这种狮子造像头上的“疙瘩”，是要用数目的多寡，来具体显示其主人地位的高低。在整套礼仪中，以13为最高，即一品宫衙门前的石狮头上要刻13个疙瘩，称为“十三太保”;一品官以下，每低一级，递减1个疙瘩;二品12个疙瘩，三品11个疙瘩，四品10个疙瘩，五、六品都是9个疙瘩，七品以下的官员府邸门前则不许摆放守门狮子了。不过这只是官员的序列设定，在紫禁城内，铜狮子身上的“疙瘩烫”数目是45个。这是因为，紫禁城要强调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铜狮的存在就在于护卫封建王权，那么它身上的疙瘩数量自然少不了。而九五之尊的9、5相乘，即为45，结果就是，太和门前铜狮身上的疙瘩数是45个。

储秀宫前铜鹿见证了清代历史

储秀宫作为故宫西六宫之一，位于西六宫的最北端、坤宁宫的西北角、长康右门的入口内。储秀宫面阔五间，前出廊，单檐歇山屋顶，建筑外观及体型较为低调。

储秀宫是明清后妃的居住之处，而且为慈禧一生最为重要的居所。慈禧从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初九入宫之初，一直到垂帘听政，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储秀宫。在这里，她度过了作为兰贵人、懿嫔、懿妃、懿贵妃的近十年时光。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与慈安太后移居长春宫。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对储秀宫进行一番改造后，又搬回了储秀宫。我们今天看到的储秀宫，大部分为慈禧于光绪十年（1884年）改造后的建筑外观及陈设。

储秀宫前有一对铜龙和铜鹿十分引人瞩目。尤其是这对铜鹿，这对铜鹿是清光绪九年（1883）铸造的，高1.6米，宽约0.3米，置于高0.22米的铜座上。其有着高高的梅花形犄角，显示出一种丽人般的气质。其眼神柔顺，嘴唇微张，伫足静立，又给人以驯服、祥和之感。这对铜鹿立于储秀宫庭院外，渲染了储秀宫的建筑氛围，似乎表达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情怀。关于当年慈禧太后设置它在此处的动机，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之一。

要分析动机，需要我们先回顾一下清光绪九年（1883年）前后，与慈禧密切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概括起来，当时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

故宫承光门内跪象侧立面

其一，慈禧移居储秀宫之事。清光绪十年（1884年），居住长春宫已十年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大寿，又搬回储秀宫，同时打破了之前乾隆皇帝定下的后世不得更移六宫陈设的祖制，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重修宫室。储秀宫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就是当时大臣为慈禧太后祝寿的万寿无疆赋。那么在光绪九年（1883年），储秀宫应该处于修缮或者刚修缮完毕的状态。《宫女谈往录》中的宫女何荣儿认为，慈禧当时搬回储秀宫，是有自己谋划的;首先，慈禧十七岁入宫即住在储秀宫。她与咸丰皇帝的种种记忆都在储秀宫。其次，储秀宫又是慈禧在宫内的发迹之地。在这里，她生下了同治皇帝，地位由嫔荣升为妃，并进一步荣升为贵妃。

故宫藏铜镀金象拉战车钟

其二，当时的慈禧肝病初愈。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S.K.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H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认为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光绪元年（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慈禧身体才有所好转。

故宫储秀宫铜鹿侧立面

其三，慈禧成功發动了“甲申易枢”。清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中法战争展开。由于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引发了当时朝臣交章弹劾。清光绪十年（1884年），适值清军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震怒，发动“甲申易枢”。她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同一天，她又颁发上谕，派奕勖、奕譞、世铎执掌军机处。然而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识见、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奕等人相比，相差甚远，其主要特点就是对太后唯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实际标志着她专权统治的确立。

综观光绪九年发生在慈禧身上的大事，结合铜鹿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含义，我们在这里可以推测一下，当初慈禧下令在储秀宫前安放这对铜鹿的动机：

其一，对男女爱情的记忆。鹿在古代是可以代表爱情的，古人嫁娶男方要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俪皮就是鹿皮，后人称夫妻为伉俪。《后汉书·鲍宣妻传》：“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鹿车共挽”即代表夫妻同心，安贫乐道。另《后汉书·梁鸿传》有“鸿案鹿车”的故事，亦比喻夫妻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体贴，同甘共苦之意。慈禧下令在其住所前安放铜鹿，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寓意。

其二，对养生的追慕。从汉代开始，古人即有“梅花鹿身百宝”之说。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曾记载：“鹿之一身皆益人，或煮或蒸或脯，同酒食之良。大抵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之物，能通督脉，又食良草，故其肉、角有益无损。”清朝的皇室，对鹿茸、鹿肉、鹿血青睐有加。乾隆皇帝常食用鲜鹿肉烹饪的菜肴，以饱口福;咸丰帝曾命养鹿100余匹，每天都喝鹿血。而当时刚搬回储秀宫的慈禧，肝病初愈，每天清晨起床后，必喝几口用鹿茸片熬成的汤。

清朝因为统治者大规模的狩猎，以及皇室对鹿茸、鹿肉、鹿血的大量需求，野生梅花鹿数量骤减。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太后还批准人工养鹿，随即在今西丰一带建造了“皇家鹿苑”。由此推测，慈禧下令在其住所前安放铜鹿，有追求延年益寿的动机。

其三，展现其对权力的占有。鹿在古时是人们经常追逐捕猎的对象，因此很早就有逐鹿天下的象征意义。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意即秦国失去了天下，天下的英雄豪杰都想得到它。魏徵在《述怀》诗中也提到：“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慈禧在清光绪十年（1884年）发动“甲申易枢”，明确反映出其对权力的强烈野心。慈禧一生3次垂帘听政，独自掌权48年，将王公大臣甚至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她力主将一对铜鹿立于自己寝宫之前，正能体现她对权力的向往。

其四，对古代祥瑞文化的追求。在古代神话传说中，鹿是天上瑶光星散开时生成的瑞兽，常与神仙、仙鹤、灵芝、松柏神树在一起，出没于仙山之间，并负责保护仙草灵芝，向人间布福增寿等，属于送人安康、为人预兆祥瑞的瑞兽。《国语·周语上》有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在这里，“白狼”“白鹿”均被视为祥瑞。《史记·孝武本纪》又有“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之事，就是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将白鹿皮制成货币的规定，当时鹿皮一尺见方，值黄金一斤。鹿皮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白鹿是天降祥瑞，因此有应人君之德的含义。《宋书·符瑞志下》有记载“天鹿者，纯灵之兽也。无色光耀洞明，王者德备则至。”这说明，鹿又是古人眼中开明君主治国昌盛祥和的象征。

而且“鹿”与“禄”谐音。“禄”，说文解释为“福”，也指禄位、俸禄。《诗经·卷阿》有：“尔受命长矣，禄尔康矣。”天赐福禄，仁兽安康。鹿和蝙蝠在一起，寓意“福禄双全”。鹿形象现于官员居所中，以期“永享禄寿”。鹿鹤共同衔一棵灵芝仙草，寓示延年益寿、健康吉祥。慈禧所居储秀宫前的铜鹿，亦有上述祥瑞安康之意。

总而言之，储秀宫前的这对铜鹿，不仅见证了清代的历史事件，而且体现出了慈禧对鹿的这种复杂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慈禧死后，其陵寝里的陪葬品中，除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陪葬外，亦立了一对铜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