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经济

中国取得的数字化成就远超多数关注者的预期，中国目前已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孕育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数字大国，但未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可以应用数字技术完成國内经济转型，更有可能影响全球数字化发展格局。中国互联网巨头已在相关市场奠定了优势地位，数字生态系统也在不断扩展;领先的传统企业正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打造生态圈，并向全球扩张;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正在不断激发硬件和互联互通的创新。一旦中国经济的数字化潜力充分释放，如今分散低效的各个行业将变得流畅高效、具有极高的生产力，进而迸发出价值转变和价值创造的巨大潜能。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较低、消费者对数字工具充满热情，同时又拥有巨大的商业化潜能—这些因素将进一步推动其数字化发展进程，并对全球数字化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数字全球化方兴未艾，前路尚有无限风光。

中国数字经济引领全球新趋势

中国取得的数字化成就远超多数关注者的预期，中国目前已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孕育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市场体量庞大，能够推动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而且本土市场拥有大量热衷数字科技的年轻消费者;业务遍及全球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正在布局多行业、多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力图深入触及消费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也在积极鼓励数字化创新与创业，不仅给了企业试水空间，还以新技术的投资者、开发者及消费者的 角色予以支持。

数字化转型已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全球数字化格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随着数字全球化进程逐步展开，中国正在通过并购、投资、新商业模式输出及技术合作等方式，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力量。

中国已成为数字创新企业的乐土，同时也是数字前沿技术的投资大国

从一些传统的衡量方法来看，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仅居于中游。

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将中国列为131个国家中的第50位;而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络就绪指数”当中，中国在139个国家里排名第59位。

这一类排名往往以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依据，因此无法全面体现行业动态与消费者行为的作用，但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迅速跃居全球数字大国的推动力。

我们认为，这些排名表明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前景远比许多关注者认为的更加宽广。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支付的领头羊，孕育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

过去十年来，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成为了全球数字经济引领者。以电子商务为例，10年前中国的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过40%，据估算已超过英、美、日、法、德五国的总和。中国电商巨头的一些早期投资者已经获得了数千倍的投资回报。移动支付在中国互联网用户群体中的渗透率也在迅速增长，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6年的68%。2016年，中国与个人消费相关的移动支付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倍。中国市场的规模如此之大，即便只是渗透率的小幅度增长也能产生巨大的变化。

在数字支付领域，（与个人消费相关的）银行卡支付业务每向移动支付转化1%，后者的交易额就将提升800多亿美元。投资者对中国的初创企业青睐有加，往往对其增长潜力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金融科技领域，全球每23家非上市“独角兽”中就有9家是中国企业，而且占据了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总估值的70%以上。在全球262家“独角兽”中，三分之一是中国公司，占全球独角兽公司总估值的43%。投资者对中国数字企业的潜力充满信心—两家中国共享单车企业的总估值已经达到60亿美元，比韩国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共计50亿美元的总估值还要高。

中国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国之一

中国的数字化投资与初创企业生态圈的活跃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且不断增长的中国风投行业对数字化领域愈发关注。

从整体上看，中国风投行业发展迅猛，投资总额从2011年-2013年的120亿美元迅速增至2014年-2016年的770亿美元，在全球风险投资中的占比也从6%相应提升到了19%。大部分风投资金流向了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数字企业。中国对某些关键数字技术的风投规模位居世界前三，包括虚拟现实、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及人工智能。

三大因素表明中国的数字化发展存在极大潜力

中国的数字化潜力远超许多关注者的预期。我们持乐观态度的原因有三个：其一，中国庞大的本土市场具备规模优势，并且拥有极为活跃的数字“原住民”（25岁或以下），有助于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快速商业化;其二，原来以BAT三巨头为核心的数字产业生态圈如今正在不断拓展深化，竞争也趋于激烈;其三，政府监管机构在早期为创新企业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如今更是大力推动前沿技术的投资和应用，为中国飞速成长的数字化行业提供支持。

因素1：中国市场体量庞大，拥有可观的年轻网民，为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

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鼓励着数字企业不断试水，更有助于其快速实现规模经济。而且中国数字消费者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更在于对数字化技术的热情追捧—在中国消费者的支持下，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未来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创新成果迅速普及，也带动了中国数字化企业及其商业模式的竞争力进一步走强。

2016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达到7.31亿，超过了欧盟和美国网民的总和。中国还拥有6.95亿移动互联网用户（占互联网用户总数的95%），而欧盟仅有3.43亿（79%），美国仅有2.62亿（91%）。属于数字“原住民”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多达2.82亿，几乎与美国互联网用户总数相当。中国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和年轻用户群体加快了数字化的普及速度。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能够娴熟地掌握数字技术，而且手机的使用已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中国有25%的互联网用户仅通过手机上网，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有5%。移动端销售额约占中国总体电商销售额的70%，在美国仅为30%;中国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约为68%，而美国仅为15%。中国用户每月在社交应用上花费的时间比美国用户多10小时。

根据麦肯锡《2017中国数字消费者研究》报告统计，2017年约有31%的微信用户在微信平台上有过购买行为，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仅为13%。该报告还显示，有83%的互联网用户使用过O2O服务（“线上到线下”服务），而这一数字在2015年仅为41%。

庞大的城市规模同样为中国经济的规模优势做出了贡献。中国拥有22个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而美国仅有1个，欧盟仅有4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不仅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和企业家，更为企业试水数字化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研究机构PitchBook的统计，2016年流入北京的风险投资高达209亿美元，而流入伦敦的仅为34亿美元，流入洛杉矶的仅为30亿美元，流入柏林的仅为10亿美元。中国许多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地区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截至2016年，两地已有超过90%的家庭接入了互联网，这个比例与纽约基本持平，略高于旧金山（88%）。据估算，北京居民通过打车App出行的次数是纽约居民的8倍之多。城市是中国数字化创新的温床，城市规模是O2O消费的驱动力。中国最大的在线订餐平台之一“饿了么”，2016年在上海地区配送的订单量约为2亿单，相当于全美当年网络订单总量（包括直接配送和门店自取在内）的10%左右。

规模优势催生独特解决方案

手机用户和数字化用户的庞大规模为中国的数字企业带来了独特的挑战。举例而言， 中国电商企业经常在特定日期搞促销，而中国又拥有规模惊人的网购群体，二者叠加就会导致购物需求的强烈波动—高峰期的电商交易额与平时足足相差11倍（在美国仅为3倍），因此制定解决方案管理需求的骤升就变得非常重要。

举例而言，中国的“光棍节”如今已成为一场网上购物狂欢节，因此每年“双11”期间的购物需求都会大增。阿里巴巴2015年的电商销售额为143亿美元，2016年则直接飙升到了178亿美元，单日销售额超过巴西2016全年的预计销售总额。同时，销售量的大幅波动也会对终端配送产生影响。对比中美两国顶尖电商企业的订单量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高峰时段的包裹投递量是平时的12倍左右，而美国企业仅为9倍。

高峰期电商交易量显著波动等挑战催生了一系列全新的解决方案。2016年“双11”期间，阿里巴巴的支付平台每秒处理12万笔交易，处理能力约为另一家领先的全球支付平台的三倍。此外，中国的云供应商保持着计算效率的世界纪录。在被誉为“计算奥运会”的Sort Benchmark全球年度竞赛中，中国企业近年的表现愈加亮眼。在2013年的竞赛当中，有一项比拼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将1万亿条无序的100字节记录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雅虎以1.4TB/分钟的处理速度创下纪录。从那以后，中国企业连续三次打破此项纪录：2014年百度达到8.4TB/分钟，2015年阿里巴巴达到18.2TB/分钟，2016年腾讯达到60.7TB/分钟。在2016年Sort Benchmark成本效益竞赛中，阿里云以144美元/100TB数据的最低排序成本创下纪录。而2015年和2014年的纪录保持者均是美国公司，成绩分别是155美元和451美元。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出色的成本效益能够为企业的创新奠定坚实基础，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主流之后，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学习速度必然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扩大先行企业的创新优势。

因素2：资本雄厚的BAT三巨头建立的丰富数字化生态圈如今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客户的痛点蕴藏着创新的机遇。庞大的客户规模与使用强度让中国成为孕育前沿数字技术的实验场。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不断淘汰低效、零散、低质的线下市场，提升技术性能、刷新世界标准，占据了中国数字产业的统治地位。它们不断发展出强大的新能力，也拓宽了以BAT三巨头为核心建立的丰富的数字化生态圈。如今，“独角兽”和初创企业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传統企业也在不断扩展业务平台，在此过程中，中国雄厚的制造实力为实体创新与虚拟创新独特、快速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效率较低的传统行业让BAT等企业获得了创新空间

中国有很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15%～30%。不少传统行业效率很低，行业过度分散、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司空见惯。不过，这一现状为数字化企业带来了创新空间，提供了崭新的市场切入点，也为客户提供了全新的价值。语音识别技术就是较为活跃的一个数字创新领域。

以零售行业为例，2013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调研发现，虽然中国的中小城市的发达程度和消费收入都低于大城市，但它们在电子商务的早期阶段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一现象说明：生活在中国主要都市群之外的消费者无法从线下传统零售商获得满意的服务，而线上企业则率先向他们提供了琳琅满目的产品与品牌。

在金融行业，储户以前不得不在利率调控时接受低利率甚至实际负利率。针对这一情况，阿里巴巴推出了收益率比银行利率高出二至四个百分点的余额宝，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投入资金，让这款产品在上线9个月后就跃升为全球第四大货币市场基金。

如今，余额宝管理的资金高达1650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货币市场基金。另一个例子是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服务。此前，中国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信用评分，而美国的比例接近90%。芝麻信用弥补了这一差距，这一产品可利用网上现有的大量消费者数据为个人提供数字化信用评级服务。阿里巴巴根据个人信息、支付能力、信用记录、社交网络及行为计算用户的“个人社会信用”，评分较高的人可享受免押金预订酒店、租车和设备租赁服务。芝麻信用服务现已覆盖381个城市与8大行业，累计免除押金已达100万笔。许多中国人都将高社会信用评分视为一项个人“卖点”—在线上婚恋网站“百合网”，15%的用户都在个人资料中公开了自己的评分。

在交通方面，大城市的通勤一向令人痛苦。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只有48%的乘客能在高峰时段打到出租车。另一项研究发现，北京交通拥堵每年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达110亿美元。有时乘客迫于无奈，只好乘坐安全性大不如合法出租车的无牌照“黑车”。消费者面临的困境促进了共享出行行业以及共享单车这一商业模式迅速崛起。互联网BAT三巨头都持有中国第一大共享出行公司—滴滴出行的股份，该公司由腾讯投资的滴滴打车及阿里巴巴投资的快的打车合并组建而成。在医疗保健领域，百度希望通过其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百度医疗大脑”帮助结构效率较低的中国医疗保健体系解决部分挑战，包括城乡医疗资源严重失衡、医疗质量不到位、医护人员不足、候诊时间过长等问题。此外，百度在2016年推出了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App“Melody”，旨在向患者或医生提供就诊建议和诊疗方案等辅助信息。

三巨头开始布局多行业、多元化的数字生态圈

BAT等数字化企业当年凭借各自的主打产品与服务崛起，例如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百度的互联网搜索、腾讯的社交媒体—如今已开始向多个行业的产品及服务拓展。

2003年，阿里巴巴推出了在线购物网站淘宝，将电子商务确立为核心业务。随后又增设了数字支付业务支付宝，并通过旗下公司推出了余额宝等数字化理财业务。此外，阿里巴巴也开始进军娱乐行业，在2016年收购了大型网络视频公司优酷土豆。

百度以搜索引擎起家，现已占据中国搜索市场份额的80%以上;随后，百度以6.6亿移动搜索月活跃用户的庞大基础为依托，逐渐转向移动服务;近年来又向送餐、团购、互联网金融产品等O2O服务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如今，百度将战略重点转向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商用，并且宣布将向其他企业开放自动驾驶汽车技术，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广阔的生态体系。

在2017年4月的上海车展，百度发布了“阿波罗”计划，声称将向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伙伴提供一个“开放、完整、安全的软件平台”。观察者认为，百度此举展现了中国力争成为全球领先人工智能中心的鸿鹄之志。“阿波罗”计划将向合作企业供应数据、API、部分开源代码甚至参考硬件，助力其自动驾驶产品加快上市。百度计划在2020年底之前实现高速和城市道路的全路网自动驾驶。

社交媒体服务是腾讯的主营业务，它于2011年推出微信，到2017年已拥有超过9亿名活跃用户。社交媒体服务已成为腾讯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强大跳板，如支付（财付通）、线上银行（微众银行）以及按需点餐服务（美团-大众点评）等。

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App”是多元化经营下自然演化的产物，它们为消费者提供了教育（如交学费）、健康（如运动健身追踪与预约就诊）、信息服务（新闻与搜索）、娱乐（游戏与视频）、电子商务、社交互动等各个领域的一站式服务。微信目前已扩展至40项功能，新增了许多与生活方式和金融相关的服务;而支付宝则提供90项功能，是2011年版本功能的7倍左右。

“超级App”的兴起让中国互联网巨头在收集消费者数据和多元化经营方面大占优势。這些企业拓展了各自的生态圈，也建立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因此更能加快新产品与服务的商业化与绩效提升。比如，阿里巴巴的淘宝网花了8年时间才收获1亿用户，但支付宝只用了5年，而直播业务只需6个月。同样，腾讯的即时通信软件QQ用了12年才获得1亿用户，而微信只用了18个月，财付通只用了不到1年。而微信推出的电子红包只用了几天时间内就赢得了数百万名用户。

时至今日，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业务已经触及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能以“360 度视角”全面了解消费者。它们可以向客户提供分析服务，实现数据的变现。比如腾讯就能向企业客户提供分析解决方案：电影《金刚：骷髅岛》于2017年3月在中国上映之际，腾讯深入挖掘了用户数据，针对潜在影迷发送了4600万条广告。用户也可以在腾讯软件上下载金刚表情包，作为电影品牌营销的手段。同时，腾讯旗下最流行的12款手机游戏也开始赠送影票。该片最终在中国斩获1.69亿美元票房，在5.65亿美元的全球总票房中排名第一，超过了加拿大和美国票房收入的总和。

中国的数字生态系统逐渐走出三足鼎立的阶段

虽然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仍旧是中国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塑造者，但如今BAT三家独大的态势已经有所改变。2016年，这三家企业占据了中国风投市场高达42%的份额，而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仅为美国风投市场贡献了5%。相比之下，BAT在推动本国数字产业发展的方面贡献尤为显著。中国的初创企业有五分之一由BAT或前BAT员工创立，另外还有30%的企业获得过BAT的投资。

其他数字化企业也在积极布局生态系统。例如，小米从智能手机这一核心产品出发，向消费者生活的各个领域拓展，推出了智能电饭煲、滑板车、扫地机器人、数字体脂秤和电子空气净化器等一系列产品。此外也投资了很多硬件创业公司，并授权其使用小米的品牌。小米还开发了一套基于安卓的MIUI操作系统，为小米平台的周边产品提供支持。小米的战略是尽可能利用品牌忠粉的力量以及跨领域协同效应来实现业务拓展。

除了BAT以外，中国另一家领先的互联网企业网易也在打造自己的数字生态圈。网易成立于1997年，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移动新闻应用，月均页面浏览量现已超过100亿。网易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双管齐下，积极布局数字生态圈，包括在线电脑游戏和手机游戏、线上娱乐直播服务“网易BoBo”和“网易CC”、广告服务、邮件服务（支持语音搜索和面部识别）、跨境电商平台“考拉海购”和线上支付金融平台“网易宝”。2017年7月，迪士尼中国携手网易宣布将以漫画形式合作打造中国的“超级英雄”，并纳入漫威的英雄体系当中。《蜘蛛侠》《美国队长》和《银河护卫队》等12部漫威漫画现已正式亮相网易漫画平台。

一些传统企业也开始从核心业务出发，向相关产品和服务拓展。举例而言，中国领先的金融服务商平安集团，已从寿险业务拓展到了财富管理、汽车金融和保险、住房金融、消费者借贷以及医疗保险服务领域。平安目前运营多个业务平台，包括中国最大的P2P借贷平台和线上房地产平台，积极开展众筹、融资和租赁服务。此外，平安还开发了O2O医疗服务App，目前合作的医生多达5万名。

硬件制造能力是中国数字生态系统的另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数字化技术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得益于国内硬件制造商所提供的廉价商品。比如廉价智能手机（某些性能甚至胜过较贵手机）的普及促进了移动上网技术的发展。国产品牌在2007年仅占中国手机市场的5%，如今已飞速上涨到90%。中国也是物联网设备生产大国，2016年全球70%～80%的可穿戴智能手表产自中国。在硬件制造优势的引导下，中国（尤其是珠三角工业中心）很可能继续保持互联网设备生产的全球领先地位。

因素3：中国政府对数字化企业和机构的态度是“先试水、后监管”，如今更成为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中国政府对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直采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监管策略。鉴于数字化产业发展迅猛，政府监管往往滞后一步，因而给了创新足够的试水空间。如今，政府已成为数字产业的投资者、开发者和消费者，因此必将更加积极地打造一流配套设施、支持数字化发展。

有所不为：政府放手，企业试水

轻度监管（更准确的说法是延缓监管）的做法让中国数字化企业敢于发挥开拓探索精神。由于政府监管滞后于市场发展，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可以相对自由地测试和推广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可观的市场占有率。例如支付宝于2005年推出了线上转账功能，但在11年后的2016年，政府监管机构才开始限制转账额度上限;同样，在支付宝推出扫码支付的5年后，中国的监管机构才颁布了官方管理标准。

数码设备的飞速普及也反映出中国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知识产权监管力度相对薄弱。在第一次数字化浪潮中，音乐、书籍、电影等免费数码资源唾手可得，由此电子设备得到了广泛普及。但我们也要指出，宽松的监管环境催生的盗版侵权行为将削弱经济体的创新能力。2008年，国际唱片业协会指出，中国地区99%以上的音乐下载都是非法的，而且起诉了一些搜索网站。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盗版给中国软件产业造成了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的损失，导致销售额下降了28%。不过，随着市场慢慢成熟，政府机构和行业都开始主动加强监管，力图营造更加健康的数字化发展环境，例如2014年北京、广州和上海都开设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随着中国本土优秀企业不断成长和公开上市，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一方面，监管真空使得数字化企业呈指数级猛增，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例如，中国的P2P借贷平台曾经多达3500家，但后来倒闭了三分之一，也牵连大量消费者蒙受了损失。“e租宝”曾是中国最大、最知名的P2P借贷平台，却在2015年曝出“庞氏骗局”，让90万用户共计损失了500亿元人民币（约合76亿美元）。

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在政府出台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之后，90%的P2P借贷公司都无法合规经营。随着中国的数字化环境愈加成熟，政府也相应推出了多项新的监管规定。中国首部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于2017年6月正式生效，对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运营安全要求、个人数据和商业数据的传输限制等问题都做出了规定。

有所所為：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投资者、创新者和消费者

中国政府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互联网+”的概念，随后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传统的制造业和消费行业紧密结合。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在物流、社保、制造业等领域率先推广实施了“互联网+”模式。

2017年6月，上海推出了中国首个航运互联网产业基地，将航运电商、数据分析、相关金融和法律服务以及办公空间融为一体。浙江省正在实施社保卡线上应用试点项目，以便市民通过互联网和手机App结算医保费用。该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把身份认证和文件提交等一系列服务加以整合，打造一个连接微信等社交媒体终端的服务平台。深圳自2014年开始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为市民在办理房产登记和工作、入学证明时节省了很多时间。

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投资。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宣布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旨在发展智能家居、智能汽车、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等九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最终形成千亿元人民币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该方案规定，中央和地区政府可从财政预算中拨款资助具体项目。2017年3月，发改委正式批复百度牵头筹建首个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单位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此外，中国政府也为新型互联网业务提供了资金。从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减税和提供国家创投基金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至今已有至少25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了政府注册要求。许多地市级政府建立了企业孵化器并给予大量资助。2016年8月，中国政府在深圳（数字化创业公司的聚集地）设立了一项300亿美元的风投基金。被誉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也为人工智能创业企业设立了第一个风投基金，资本规模达5亿元人民币（7400万美元），仅中关村一地在过去三年里就孵化了1900家初创公司。

另外，中国政府也表明了推行新技术商用的意愿，将支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在7年内投入1800亿美元修建5G基础设施，建设世界最大的5G移动网络。

中国政府本身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高新科技研发力量，世界第一个高安全等级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的成功发射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引领技术创新与试验的强大实力。这颗卫星是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首次成功探索，如果这项科技可以完全实现商业化应用，中国将有可能提供世界上最安全且速度最快的互联网。

政府也是高新数字科技的消费者。中国的高铁项目就是一个实例，印证了政府在开辟新市场、促进技术转移、鼓励创新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应用最新技术改善城区管理，例如以人工智能面部扫描与识别技术影响市民的行为。在深圳的几个城区，不守交规者的脸会被拍照显示在道路上方的屏幕上。安徽省政府正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合作应用声纹识别技术，旨在通过分析发音者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来识别诈骗电话。

中国的数字全球化方兴未艾，极有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在以上三大因素共同推动下，中国的数字化历程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醒目，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已在全球价值链的纽带作用下变成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未来不再是实体贸易的天下，而是数字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字企业通过并购、商业模式拓展、成为技术供应商三种方式努力扩展全球业务，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即将来到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最前沿。同时，中国在世界数字化舞台上的地位愈发突出，这说明中国可以更广泛地参与甚至领导全球治理，为解决国际竞争、互惠互利、数字主权等挑战做出进一步贡献。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数据流动的主要参与国。中国的数字生态系统已经能够对全球跨境商品、服务、金融和数据流动产生明显影响。中国的数字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进一步推动了这些流动。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仍处于逆差（2014年逆差为1720亿美元，2015年为1820亿美元），但在数字服务领域已经实现了净出口，在过去五年连续保持年均100亿～15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虽然中国的“防火墙”控制信息流动饱受诟病，但就用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带宽而言，中国已经是全球前六大国家之一。就在2005年，中国还仅仅排在第13位。

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数字化投资大国。中国风投企业在海外投资市场日益活跃。2014年至2016年间，中国的对外风险投资总额达到380亿美元，占中国以外全球风险资本的14%;而2011年至2013年间的占比仅为4%，总额仅为60亿美元。大约80%的投资都流向了发达经济体，其中又有75%流入了数字化相关行业。因此，随着中国对技术、人才、产品和服务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中国对全球初创企业市场的影响显然也在迅速扩大。

中国数字企业积极推动跨境并购。过去两年间，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达成了35笔跨国交易，而美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只达成了20笔。腾讯高调收购了Supercall（该公司开发了“进击的巨人”这一热门游戏）的大部分股权，此次交易中Supercall的估值高达86亿美元。如今，腾讯游戏业务的营业收入已占全球游戏产业总收入的10%，跃居全球第一大游戏公司。2016年，阿里巴巴斥资10亿美元收购东南亚领先的电商平台Lazada，该平台在六个东南亚国家拥有5.5亿用户。

传统企业也在迅速扩张，开始向全球数字产业市场进军。例如，华为仅在2016年12月就斥资1.92亿美元连续收购了两家以色列初创公司，一家专注于数据库网络安全技术，一家专注于软件系统和芯片设计技术。

中国正在向海外出口以数字化驱动的商业模式。中国的数字企业也在纷纷向海外拓展商业模式。无桩共享单车企业ofo和摩拜现已进军新加坡、英国和美国，单车上装有GPS系统，可使用手机App定位并开锁。Musical.ly是一款對嘴型视频分享App，可以算是中国第一款风靡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国产App。该App在发布之初即同时推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不过随着软件在美国一炮而红，Musical.ly已将重点转移到美国及其他海外市场，目前在全球拥有1亿多名用户。美图秀秀是一款拥有图片编辑功能的自拍App，用户可以对照片进行美化，因此广受年轻用户青睐。它的开发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全球扩张，在巴西、印度、美国、英国等地都设立了分公司。

中国领先的数字化企业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技术。中国的数字科技也让国外合作伙伴受益。例如2017年新闻聚合类App“今日头条”斥资1900万美元投资印度最大的本土语言内容聚合平台Dailyhunt。Dailyhunt的CEO表示，公司打算利用“今日头条”的机器学习技术及专业知识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联手韩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KT以及其他企业，携手创立韩国首家互联网银行K Bank。除资金之外，蚂蚁金服还为其提供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包括互联网银行的关键技术—诈骗侦查系统。英伟达（Nvidia）是创立于美国加州的移动电话和计算机处理器生产商，主要产品包括游戏与专业级图形处理器和手机与汽车芯片。该企业已和百度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从云端到车辆的自动驾驶平台。现代汽车（Hyundai）是全球第一家搭载百度人工智能语音助理“度秘（Duer OS Auto）”的国际汽车制造商，该企业将与百度联合研发车联网解决方案。

中国各行业的数字化程度如何？

数字技术已经为中国消费者广泛接受，商业化也在迅速推进之中。新一轮的数字化转型很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对这类技术的进一步应用。行业的数字化拥有重建价值链的巨大能量，为创造性颠覆提供了条件，最终将带来更高的生产力。

我们将着重介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中国行业数字化指数，该指数对各个行业的数字化程度进行了评估，并将其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同行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中国的不同行业发展阶段大不相同，总的说来，其数字化程度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这一差距正在快速缩小，而且随着这些行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面临着提升生产力的巨大机遇。

中国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水平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但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为了对中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发展程度进行量化，我们沿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美国和欧洲数字化时采取的方法。我们对22个行业的25项指标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三个维度（资产、资产的使用和劳动力）计算出指数。为了比较中国、美国、欧洲类似行业的数字化发展程度，我们在分析中采用了相同的指标，然后对三者的差距进行了大致的量化。当然，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数字化可以实现的最佳水平也完全不同。但是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行业之间数字化发展的差异，初步确定差距的大小，包括在中国国内不同行业以及中国与欧美在类似行业之间的差距，由此了解深入推进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潜在效益。

对于中国行业数字化的研究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欧美相关行业的部分观察结果是一致的。无论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媒体和金融行业的数字化程度都是最高的，而那些比较碎片化的本土化产业，如农业、本地服务和建筑等行业的数字化程度都是最低的。前三名行业与排名最后的三个行业在数字化指数评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无一例外。总体来看，美国排名前三位与最后三位的行业数字化程度差距为5.8倍，欧洲的差距为6.1倍，而在中国该差距为6.5倍。这意味着中美欧深入推进数字化的空间仍然很大。

然而，中国某些关键行业的排名与欧美也不尽相同。例如，中国政府部门和消费类行业（零售和娱乐）数字化程度的相对排名就比欧美要高。中国政府部门的数字化程度在22个行業中排名第八，而美国政府部门的排名为第十八、欧洲的排名为第十六。中国零售业的排名为第五，而美国和欧洲的零售业分别排名第十五和第十四。中国娱乐和休闲行业的排名为第四，而美国和欧洲分别排名第十六和第十九。

我们的分析显示，虽然中国在总体的数字化进程上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仍然存在差距， 但这一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在2013年，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为中国的4.9倍;到了2016年，该差距已缩小至3.7倍。

差距缩小的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的有力行动，对此我们在第一章已有所阐述。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大大提高了行业对数字化解决方案收益的认识，并促进了相关投资。2015年，国务院宣布推动互联网+以促进行业数字化;同时提出包括智能制造在内的中国制造战略。地方政府积极跟进，比如广东省确立了到2020年自动化率达到80%的宏伟目标。此外，如前所述，中国消费者迅速地接受了各种数字化解决方案，这也促使企业不断增加投入以满足相关需求。差距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企业的领导者正在积极大胆地推进数字化。

2016年对首席创新官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企业高管们对IT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他们的海外同行们手笔更大。2016年，中国企业的IT预算平均增长率设定为12%，而在全球范围内，首席创新官们的预期仅为2%。

三大数字化推动力正在重构价值链

关于数字技术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影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一系列宏观层面的报告对数字化经济的规模以及数字技术所创造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2014年的报告发现，到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及生产力提升的五分之一将来自互联网。2015年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从广义上看该领域的创新可能带来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相当于每年3万亿～5万亿美元的贡献。而根据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院以及工业和信息部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预计该比例到2020年将达到35%。

在微观层面上，数字化公司的业绩和估值均在急速增长。美国估值前10名的公司中有5家为科技和互联网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则位列中国估值前10名的公司，另外有6家来自银行业，两家来自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能源领域。

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如此种种都在促使我们思考新的问题。数字化应用将如何撼动经济发展的现状？数字科技如何催生新的赢家和输家？传统企业要如何做出选择？中国的数字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何异同？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着重研究了三大数字化推动力（即去中介化、分散化、非物质化）如何重新塑造价值链，并在此过程中提升生产力。

随着中国数字化的深入，行业将面临贯穿价值链的收入和利润池的巨大变动，这无疑将带来行业的颠覆，产生新的赢家与输家，而且会出现“赢家通吃”的现象。随着数字化席卷全球，这一价值转变和创造性颠覆将随时随地地上演。中国的传统行业效率较低，同时又拥有巨大的商业化潜能，因此这种颠覆的规模相对更大。成为赢家的企业可能将足以影响全球的数字化格局，并激励众多的海外数字化创业者。

为了评估数字化如何重塑中国产业，我们选择了存在不同机遇的四个行业进行细化研究：（1）消费与零售;（2）汽车与出行;（3）医疗保健;（4）货运及物流。我们分析了这四大行业的300个用例，对上述三大推动力如何重构价值链以及提高生产力进行了评估。

到2030年，三大数字化推动力可能将转变（并创造）相当于10%～45%的行业收入

我们的模拟结果显示，到2030年，在我们分析的四大行业中，数字化可能转变并创造相当于10%～45%的行业收入。此外，公司还可以使用数字化杠杆来提高生产力，有望带来相当于四个行业3%～14%的行业收入。

消费与零售：我们对消费和零售行业进行评估，因为这是中国最早实施数字化的行业之一，体现了电子商务变革的浪潮。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将会发生更重大的转变。特别是数字平台将催生以全渠道和数字驱动的商业模式为特点的新型零售模式。

汽车与出行：我们选择这一行业来检验数字化、科技进步和新的业务模式是否以及如何改变高端制造领域。数字化渠道和汽车互联可以重新奠定发展态势，对零件供应商、技术方案提供者、经销商和消费者产生影响。我们预期，所有权模式将不断向服务驱动的模式转变，即所谓的共享交通。一体化出行方案和无人驾驶汽车可能改变都市人未来的出行方式。

医疗保健：这个行业虽然拥有巨大的数字化颠覆潜力，但出于企业兴趣和激励上的不同，也是应用数字技术最慢的行业之一。如果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出现“爆炸式发展”的形势，势必会伴随着诸多重大进展，包括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支持的治疗、物联网支持的服务等，数字化推动力的影响也会比我们所分析的其他行业更大。

货运与物流：尽管有很多因素可能会推动大规模的数字化，但这一行业目前效率低下，数字化程度也比其他国家更低。中间环节（货运公司）和最后一公里配送（通过众包等）的数字化在改善客户服务的同时有可能大幅提高利用率。

去中介化拉近了供应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

通过数字平台，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公司省去了中间环节，将供应商与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由此颠覆了整个零售业，这就是所谓的去中介化。对于那些通过数字化渠道可带来高利润、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中间环节太多导致信息不透明且高度分散的行业，这种颠覆正当其时。数字平台在直接对接供应商和客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大大提高整个价值链的透明度。

去中介化对线下零售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过去十年中，美国零售行业的细分市场要么停滞不前，要么不断萎缩。根据欧睿信息资讯公司的数据，2003年～2016年，消费电子品类的线下零售仅增长2%，而电子商务的增速要快5倍，达到11%。目前，电子商务占美国电子品类零售的38%，而2003年这一占比仅为16%。类似的趋勢也出现在旅游行业，线上的酒店预订增长显著，旅行代理的数量自2000年以来也减少了一半。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表明，去中介化在中国已成为一大趋势。只要存在供应商与客户连接低效的问题，行业就会不断进行去中介化。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平台和进行全渠道购物，线上与线下之间的障碍将得到有效地消除，而且我们很可能也会看到，去中介化将逐步渗透到其他行业。比如在汽车行业，消费者完全以数字化方式选车、购车和维护汽车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传统经销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医疗行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实现了远程监控以及健康和治疗的自我管理，提升了医护服务的可获得性和质量，同时也去除了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中间环节。

分散化将大型资产转化为服务，将供应与需求相匹配

数字颠覆者们将大型资产分解转变为各种类型的服务，不断满足各种分散化的消费群体，由此颠覆了传统的业务模式和整个行业。这些新进入者对使用自有资产进行收费的同时，也释放了潜在供应。对于高价值、高耐用性以及使用率高度波动的行业，数字化颠覆的条件已经成熟。数字平台可提供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在满足之前未被充分服务的需求的同时，实现供应的快速扩张。

在房地产业，Airbnb和WeWork此类公司正在将高市值住宅和商业地产化解为分散的    单元，以便灵活地租赁给最终用户。Airbnb提供的房间数迅速增长，目前在191个国家的6.5万个城市有300万套房源。总部在纽约的WeWork提供共享工作空间、办公设施以及面向初创企业的服务。截至2016年，该公司在全世界共有110个分点，通过在6个国家的18个城市新增分点实现了渗透率翻倍，同时会员亦翻倍至超过8万人。此外，优步和Lyft等公司推出的专车出行等解决方案，正重新改写着交通领域的游戏规则。

在中国，分散化带来的数字化颠覆影响日益显著。根据Analysis International的数据，专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目前覆盖了360个城市，每天有300万订单，市场份额达到86%。公司还在80个城市提供P2P私家车服务。

在中国，房地产业也出现了共享经济模式，但目前主要用于解决本地需求。例如，中国有很多用作投资的空置房屋。富裕的房东大多不愿将房子租给陌生的游客。

面对这一问题，途家等国内企业推出了一系列增值服务，比如出租房屋产权尽职调查以及类似管家的酒店式管理服务。这一方面能让游客对房产的品质放心，另一方面也让房主安心，因为他们的住处常常距离投资房很远。

分散化可能不断出现在其他众多行业。在消费品行业，共享经济模式可能会覆盖高价值、高耐用性的产品，比如珠宝和包等。医疗保健业也开始出现共享物理资源和设施，以提升资源供给与患者需求的匹配度，从而提高治疗的便利性、质量以及设施利用率。在货运及物流行业，基于众包的业务模式正在兴起，以满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需求。

事实上，中国已经制定了发展共享经济的宏伟目标，包括产品、服务、资本、知识、技能和生产产能的使用。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相关报告，预计到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将占GDP的10%;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20%。

非物质化指的是产品与流程的虚拟化和“解绑”

非物质化或虚拟化意味着改变产品（或流程）的形式，从实物变为虚拟，以数字化配送“解绑”需求，让消费者能够随时随地收到产品或服务。通常情况下，那些技术上能够将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数字化形式的行业会对产品或服务进行“解绑”，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在音乐产业中，非物质化已经带来了好几轮颠覆。1998年MP3首次推出后，很多消费者就转向了数字化形式。1998年～2008年间，实物的音乐产品销售额从200亿美元下滑至60亿美元（每年减少11%），而同一时期数字下载的销售额从几乎为零激增至30亿美元。自2000年代末以来，新一轮的非物质化—视频直播开始出现。直播使得数字化下载的增速放缓，2008年～2013年，销售额仅从27亿美元增至31亿美元，而直播服务的价值迅速增长，同期从2亿美元增至8亿美元（年增速28%）。亚马逊等企业的电子书业务呈现出类似的发展态势，大大改变了消费者的阅读行为。2010年～2013年，电子阅读器的销售额从12亿美元增至36亿美元（年增速45%），而印刷书籍从190亿美元跌至150亿美元（年增速负7%）。

在中国，无论是实体向数字化形式的转化速度还是数字颠覆者的上升潜力均远高于其他国家。以音乐产业为例，2007年～2016年，实物音乐产品的销售额从7900万美元跌至2100万美元（每年减少13.5%）。同一时期，数字下载从7700万美元激增至3亿美元（年增长达16%）。美国音乐产业的总体收入已在下滑，而在中国，总收入已从1.56亿美元增至3.55亿美元（年增长9.6%）。这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市场，仍需改进法律体系支持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电子书的发展状况也与美国有所不同。网络文学市场是电子读书设备市场的5倍， 消费者可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购买和观看。这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中国消费者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而非购买专门的阅读器）阅读文学作品，然后会在社交网络上与朋友分享，从而产生新的流量。另一个与美国市场的不同是，中国的印刷品和电子形式都在发展之中，并没有相互蚕食。

各种类型的技术可以推动产品和服务的非物质化。在模拟过程中，我们主要聚焦于实体产品或流程的非物质化，侧重于3D打印、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等技术。

对政策决策者的启示

作为数字技术的主要消费者和数字创新的投资者，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鼓励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为了进一步管理和加速中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文中，我们简要探讨了政策决策者可以为此做出哪些贡献。

政府可以继续成为数字技术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以推进数字化的发展，并帮助中国企业强化在数字化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基于数字化领域的“赢家通吃”局面，少数互联网巨头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地位，监管机构应当确保有充分的良性竞争，以满足消费者的利益。

隨着价值链的重构，就业市场毫无疑问会受到波动，因此政府需要帮助工人应对这种转变。最后，在全球向数字时代转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题，包括数字主权和如何实现互惠互利。

鉴于中国对全球数字化格局的影响与日俱增，政府应继续致力于国际性讨论以达成全球共识，这一点同样也很重要。

继续成为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投资者和消费者

作为数字技术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中国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某一数字化解决方案的长期市场潜力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做出了许多正面引导。例如，政府可以为前沿技术（如5G和人工智能）开创新的市场，鼓励企业进行长期的投资和创新。

自身运营的数字化将为中国数字技术的消费做出巨大贡献，并提高其生产力，这是中国政府确认的一项工作重点。根据2016年联合国数字化政府指数，中国在全球193个国家中位列第63位。这一排名比2014年上升了7位，但与韩国（第三）和新加坡（第四）等邻国相比，排名仍然较低。麦肯锡政府中心建议，政府应重点关注四个关键领域：数字化市民接口;自动化后台流程以提高效率;整合先进数据分析;数字化数据并与公众分享。

同时，中国政府还可以继续投资扩建所需的基础设施，以缩小中国数字化程度较高和较低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的差距。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东部沿海富裕省份（如广东和福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0%，但在甘肃、贵州和云南等欠发达省份，互联网普及率只有40%左右。同样，全国城市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在69%左右，而农村地区只有33%左右。事实上，中国当前互联网发展的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从2015年的34%扩大到2016年的36%。除了推动进一步的互联网普及之外，决策者还可以支持人们发展从互联网获益的能力，超越简单的搜索和聊天等功能，使用电商和金融等更高级的应用程序。

2013年，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计划到2020年投入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010亿美元），以全面实现宽带覆盖，并提高宽带网络的速度。自2013年以来，这一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在2016年底，全国固定和移动宽带的普及率分别是61%和71%，而在2012年只有13%和17%。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使固定宽带普及率达70%，移动宽带普及率达85%。

中国政府也在推动消除境外的数字化鸿沟。方法之一是“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复制中国和其他大陆之间传统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而数字技术已被纳入中国政府提出的“信息丝绸之路”。在全球范围内，能应用数字技术并从中获利的人和企业与那些不能享有数字经济红利的人和企业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在2016年底，全球有40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53%）仍无法上网;只有11.9%的人可以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皮尤研究中心则发现，2015年，在21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中，至少偶尔能使用互联网或拥有智能手机的中位比例为54%，而在11个发达经济体中这一比例为87%。

推动数据开放，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政府营造良好竞争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鼓励分享数据，包括政府数据。在如今的中国以及其他地区，数据依然是孤立的。政府拥有大量的数据，许多国家正在开放通过数字化方式收集的政府数据。世界万维网基金会基于对15个数据集的评估发布的“开放数据晴雨表”显示，中国在114个国家中名列第71位。

2015年，国务院宣布了一项推动大数据和开放数据的计划，并启动了一系列“互联网+” 举措。据称，政府将制定法规保证开放公共数据的社会访问。预计到2018年底，将建立一个包括信贷、交通、医疗、卫生和就业等重点领域数据的开放平台。“互联网+”推动政府部门提高信息共享水平，使公众和企业得以减少前往政府办事机构的次数，获得更简洁的程序和更高的服务质量，目前这一工作已取得了进展。一些省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微信接受护照和签证申请，并提供天气和交通方面的最新信息。北京的开放数据网站甚至有一个区域，供公众提交和使用由个人基于开放数据开发的App。2017年8月，一个被称为世界首家的互联网法庭在杭州成立，该法庭专注于互联网方面的纠纷，诉讼全程通过网络进行。

做好数字经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管理

数字化必然会影响劳动力市场。可以从三个维度考虑此种影响：宏观驱动需求变化创造就业机会，生产率提高减少就业机会（例如自动化提高生产率），以及数字化力量重塑价值链减少就业机会。

根据我们的模拟，在基本情境下，这些影响到2030年可能会产生7.45亿～7.88亿个岗位 需求。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届时劳动力供应可能会从当前的7.73亿下降到7.57亿。这意味着，如果中国能管理好这一转型，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将是可控的。事实上，由于劳动力减少和工资上涨，数字化颠覆和生产力改进有助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为了顺利度过这一颠覆性的转型期，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改革使劳动力具备所需技能，使用数字技术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帮助用人单位找到人才，支持人们在零工经济中独立工作，并尽其所能地提高劳动力流动，使其可以方便地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

支持终身学习和工作调动，并对教育进行改革

我们发现，尽管只有不到5%的职业可以完全自动化，但在全球三分之二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自动化的。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机器人一起工作以及使用人工智能，很多工作都会得到机器的助力，但这需要对教育和培训培养技能的方式进行变革。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到2020年，大多数职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核心技能将与当前的必要技能截然不同。

为了使人们掌握数字化时代所需的新技能，中国政府已开始采取行动。政策之一是对在某一岗位上失业并需调配到其他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在“十三五”规划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将为4000万名工人提供数字经济方面的职业培训。在较为富裕的江苏省，政府计划扩大专业培训，目的是到2020年前，通过一个由500个数字平台组成的网络为2000万人口提供相关服务。同样，在广东省，政府计划到2020年制定50门专业课的课程标准，并出版1000多种教科书，以帮助那些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的人获得新技能。吉林省承诺，在“十三五”规划的2016年～2020年期间建立50所示范学校，并保证所有县都将有自己的职业教育中心。

政府可以与私营部门合作，确保职业培训可以发展最重要的相关技能。这类案例已经出现。2016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展了一项农村淘宝项目，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培训，鼓励农民工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上创业。

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公民不断学习新技能以跟上技术变革步伐的需求，都使得终身学习变得越来越必要。比如，欧盟委员会设置了欧盟2020年教育与培训的战略目标，要求至少15%的成年人通过成员国提供的教育与培训计划参加终身学习，中国也实施了类似的项目。自2012年以來，上海市政府一直在发展一个学分银行，该机构承认成人高等教育课程的学历、所得学分以及200多个职业证书。2016年，学分银行在 江苏和浙江两省开业。每名学员都有一个“学分银行账户”，记录其终生的培训结果。另外，教育部每年还举办全国终身学习周。

教育改革是一种结构性的解决方案。“十三五”规划旨在鼓励学生培养创业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并重点关注“互联网+”教育培训项目，以促进数字化教育解决方案的开发和共享。到2016年底，中国已开设了超过2.3万门与创新和创业有关的课程，并培训了2.6万名相关科目的教师。中国也需要对课程进行反思。比如像死记硬背这样的技能一直是中国教育的基石，而现在已经过时了;其他技能必须更加突出，比如解决问题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对教育、技能以及失业工人再培训进行投资只是一个开始，确保培训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各地，培训项目的记录不尽相同。麦肯锡对25个国家的100多个从教育到就业的项目进行了分析，发现往往失败居多。我们发现，全世界很少有在职培训项目是规模化运营的。而所有培训、技能和再培训项目都必须进行跟踪、监控并衡量其结果，以确保其真正发挥促进就业的作用。麦肯锡建立了一个青年就业的非营利项目Generation，在推出的两年内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需求驱动型技能项目。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结果进行评估;目前项目开始采用一个新的综合指标“每次用工成本”（CEPD），从根本上评估每投资一美元可生成多少用工天数。

支持零工经济下新的工作方式

技术变革不只是消极地减少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带来新的、更灵活的工作方式。例如，数字经济为创业和个体经营提供了新的机会。通过对欧洲和美国约8000名受访者的调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现，这些地区有1.62亿人（占劳动年龄人口的20%～30%）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即所谓的零工经济。

中国的零工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6年对兼职工作的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比对全职工作需求的增长高出25%。越来越多的独立工作者使用数字平台寻找工作。中国自由职业者平台“自客”（Ziwork）拥有6万名注册专业人员。领英（LinkedIn）在进入中国市场三年后，目前中国用户数已达3200万。用户可以将其领英账户与微信和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相关联。

零工经济和按需人才的兴起对监管机构产生了影响。许多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政策（如退休计划和工伤补偿）是无法转移的，也可能不适用于独立工作者。是否应将独立工作者划入正式员工或合约工的行列，这会如何影响其纳税方式？在许多国家，自由职业者的社会福利（如保险和养老金）极为有限。

中国的监管机构正逐步对这些问题做出响应。例如，中国建立了独立工作者的初步保险制度，“十三五”规划承诺将覆盖范围扩大50%。个人可以自愿投保，根据申请人所在省份的平均工资额支付保费。然而，只有17%的个体企业为员工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普及率分别只有18%、10%和6.4%。此外，只有4%的企业享受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好处。随着数字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政策制定者可以逐步改善这种状况。

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缓解并管理转型期摩擦

劳动力的流动性有助于企业间和跨地域的知识传播。在一个数字化颠覆和自动化的时代，支持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找工作很重要。

特别是，中国可以继续改革其劳动力流动计划。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长期受到户口登记制度的限制，这一制度已在中国实施了60年之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中国公民有许多福利享受不到，包括子女教育，而有当地户口的市民和常住居民则可以轻松享受。这阻碍了人口迁移并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改革指导意见，试图取消农村和城镇户口的差别。未来，两者都将称为“居住户口”。2015年，政府宣布取消暂住证的计划，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政府正在进行户口登记制度改革，其中永久居住证使持有人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例如社会保障、买房买车的权利（一些城市目前只有本地人或纳税五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有这个权利）和公共服务使用权。

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薪酬问题。为申请城市户口，外来务工人员不得不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另一个是社保的异地转移，这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也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要增强城市的服务提供能力，以便于人们迁移到城市地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估算，给一个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需要花费10万元人民币（约合15100美元），换句话说，每100万名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花费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1亿美元）。

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监管讨论，促成共识

数字技术改变了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如何应对以及如何治理一个全新数字世界，目前存在着巨大的争论。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各国可以进行合作，包括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全球数字标准与测量。我们对个别国家的IT贸易政策或知识产权法的是非曲直不予评论。相反，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就技术标准等问题达成共识。如果不合作，就可能错失从全球数字化革命中获益的机会。中国已积极参与诸多相关问题的讨论。

网络安全：网络威胁问题日益严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在2016年发生的4000多起网络安全事件中，丢失了42亿条以上记录，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的联合研究，到2020年，全球经济价值创造中估计有9万亿～21万亿美元取决于可靠的网络安全。一些观察人士指出，由于企业内部放松管制，中国消费者数据存在较高的泄露风险。例如，有几家银行允许员工在无任何公司监管的情况下出售个人信息，中国银监会最近对此提出了批评。许多国家正在开展合作以加强网络安全。2015年，中国和美国在“及时回应信息请求和协助有关恶意网络活动的事项”以及“避免进行或故意支持网络盗取知識产权的行为”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继续扩大全球合作并共同制定具体措施， 这有利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数字标准：中国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技术国际标准的开发，以实现全球创新和合作，并尽可能减少对重叠或类似技术的投资浪费。国际标准的互操作性和开发是释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真正价值的关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发现，40%的物联网潜在价值与不同物联网系统间的互操作性有关。由于生成的数据特别多，中国正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有望籍此成为市场领导者。目前已有一些标准设置案例可供借鉴。例如在美国，2009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以可扩展的业务报告语言发布财务报表，以确保可被机器读取。

知识产权保护：中国过去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这被视为阻碍经济发展中长期创新的主要障碍。但现在，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2014年，北京、广州和上海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对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设计、受保护的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等案件进行裁决。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2017年又新增了四个知识产权法庭。中国现有《商标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立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15年，相关法庭受理了近11万件民事知识产权案件，较上年增加6%，其中超过11000项是与专利有关的案件。从数量上看，在美国提起的诉讼案件仅占在中国提起的案件总数的13%。2015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有65名外籍原告在其针对其他外国公司的诉讼中全部获胜。即使是起诉中国企业的外方原告，其专利案件的获胜概率也高达81%左右，与中国原告的获胜概率差不多。

在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域值得探讨。其中一个是证据开示，即案件双方共享信息。另一个可能是允许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特别是当知识产权侵权被证明是恶意的且赔偿又不足的时候。2016年11月，中国政府似乎达成共识，将对故意侵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纳入专利法和版权法。最后，可以采用跨国知识产权协定来鼓励投资者之间建立高度信任。在2015年和2017年，中国分别与英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了不窃取对方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协议。

数字治理：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也渴望拥有境内互联网活动的管辖权，以维护其“数字主权”。2017年3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数字主权是一项基本原则，声称“每个国家有权利和责任维护网络安全，通过国家法律和政策保护网络空间各方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中国打算坚持对各种数据的控制，包括公共电信、信息服务、能源、交通和金融，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数据本地化，且在任何数据转移出中国前都必须进行安全评估。2017年6月，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开始生效，要求将与中国公民或国家安全相关的数据保存在中国的服务器上，并要求公司在将大量数据转移出中国之前接受监管评审。

新的法规也许体现了对隐私和安全的合理关切，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有代价。一项对6个发展中国家和欧盟28国的研究表明，监管可以使GDP减少1.7%，投资减少4.2%，出口减少1.7%。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采用或正在考虑采用数据本地化法律的国家中，本地公司在满足计算需求上的费用比可以在境外运营时高出30%～60%。在2017年欧洲商会的一项商业调查中，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更严格的互联网控制对其今年业务产生的影响比以往更大;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限制条例使其在中国的成本提高了10%甚至更多。

西方商业组织对中国新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保护主义，有违世界贸易组织奉行的互惠原则。在本质上，全球贸易的互惠原则意味着降低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换取另一个国家做出类似让步。

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惠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和实体商品与服务贸易一样，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当前的数字化贸易中。这场争论不断升温，其中西方企业和政界人士的抱怨之声愈加强烈。以云计算为例，中国监管方要求在本地建立合资企业，并限制外资持股。2017年3月底，50多名美国政界人士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投诉中国的云计算法规将阻碍外国云服务提供商在中国的运营且不利于公平竞争。

衡量数字经济：在传统GDP和生产力指标中是否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全部经济影响，这一点尚不明确。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测不准理论”认为，数字化收益无法量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根据生产率悖论，尽管效率普遍提高，生产力增速却似乎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此外，共享经济可能会减少某些行业的消费。这可能会降低GDP，但并未发现能形成补偿的效率提升。“测不准理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然而，政策制定者完全相信是测算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开始考虑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GDP，并考虑更能反映消费者盈余的其他指标。例如，韩国计划于2019年3月开始将数字共享经济纳入GDP中。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GDP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关键指标，现在也开始尝试在衡量GDP时考虑“新经济”，包括共享经济。各国间的更多讨论和知识共享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更好的衡量数字经济的方法。

对企业的启示

数字化力量将撼动现状，注定会产生新的赢家和输家。为应对这种彻底的颠覆，全球企业应将采用数字技术作为核心战略。许多行业的成熟企业已感受到了来自数字化初创公司和创业型公司的激烈竞争，由于具有精简的组织结构，这类新公司不会受制于旧有的系统。

鉴于中国的规模及其数字化经济转型的速度，与其他地区相比，那些大胆实施数字化战略的公司将拥有更多的机遇，而对于那些犹豫不决的公司来说，落于人后所带来的风险也将更大。除了规模和变革速度外，事实上，很多行业较低的效率和生产率也为数字化颠覆创造了重大机遇，可能会为具有前瞻性的企业提供可观的回报。巨大的价值变化和创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占四个关键行业总收入的45%。但是，许多成熟公司反应过于迟缓;相当多的中国高管承认尚未做好准备迎接工业4.0。他们需要采取大胆策略来抓住数字化机遇并从中获得可观收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为此，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六种方式：（1）采用大胆的策略;（2）借助数字化生态系统的力量;（3）通过分析中国的海量数据实现价值最大化;（4）建立数字化转型的敏捷组织;（5）通过稳妥的转型项目来开展数字化运营;（6）深入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这些经验来自于数字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体的最佳实践，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采用这些方法甚至更为有效。

采取更加大胆的策略

鉴于目前的低效率，中国有巨大的潜力通过数字化解决方案来改变现状。中国各行业的生产率仅为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15%～30%。正如我们在中国货运和物流行业案例中所描述过的，整个价值链十分分散且信息不对称，而对数字颠覆者来说这正是机会所在。要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去，企业必须要有闯劲。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赢家通吃”局面，如今在中国也很明显。我们也观察到，在更加成熟的数字化经济体中这对公司利润的巨大影响。

我们之前的研究曾指出，面对数字化颠覆，大胆并且大规模响应的成功概率是不积极行动的三倍，而且如果公司未能将数字化战略和整体战略完全统一，那么在数字化颠覆的背景下，至多也不过是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如此，目前大多数公司都未做出充分的反应。在麦肯锡的一项调查中，90%的公司表示他们以某种形式进行了数字化，但只有16%的公司表示他们采取了大胆并且大规模的数字化措施。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表示，所在公司并未对整体战略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只有五分之一的公司对业务组合进行了显著调整;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司完全统一了数字化战略和整体战略。问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战略可能是什么样的。对此我们提出一些关键要素。

评估自身受数字化颠覆的影响，并确定战略立场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三大数字化力量重塑价值链的范围非常广泛，其改变或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我们重点分析的四大行业收入的45%。第一步，是让企业评估自身所受的影响大小。

受去中介化的影响：公司所在行业是否有较高的渠道利润，可能会吸引数字颠覆者进入该市场并缩短价值链？是否存在大量的与多级分销商有关的信息不对称？行业中供需双方是否高度分散？是否出现了可匹配供需且能提供更有效交易的多元化数字平台？

受分散化的影响：公司所在行业是否具有适合分散化的特点，例如高价值、高耐久性但波动性大或未充分利用？把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分解成更小的服务项目，这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是否出现能够快速扩大供应（例如在工作空间和酒店业那样）和满足之前未被充分服务的需求（例如共享出行）的多元化平台？

受非物质化的影响：在公司所在的行业中，将实体产品、服务或流程转换成数字形式，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公司是否有机会提高其对客户的价值主张，例如削减成本、加速交付，或者通过非物质化改善质量？

除了评估数字化力量对自身的潜在影响外，企业还需要了解这些力量可能会对所在行业产生何种影響。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消费者是否接受数字驱动的解决方案（例如人工智能医生）、技术发展速度是否足以使新的解决方案产生商业利益（大规模3D打印，而非零打碎敲）以及监管机构可能采取什么态度。通过认清这些趋势（不可否认这很难预测），公司就可以判断其所在行业是否会发生数字化颠覆。可能的情况包括，在S形曲线中快速起飞、长期渐进的转型和从未规模化且仍处于炒作期的技术。由于了解了自身被颠覆的倾向以及行业颠覆可能的演变过程，公司就可以决定如何应对。于是，公司再一次有了选择权，可以决定是从一开始“主动出击”，引发行业的数字化颠覆，以获得先发优势，还是先观察颠覆会如何发展，并在出现重大威胁或机会时快速行动（快速跟进者策略）。

颠覆商业模式

公司在数字化颠覆中大胆出击，一种方法是自愿颠覆原有的商业模式，以便与数字颠覆者展开竞争。例如，在零售业，企业正在将线下的传统业务变成差异点。百思买（Best Buy）通过价格优势保证建立了忠诚的客户群，并使用线下门店提供卓越的购物体验和履行在线订单的能力;约一半的电子商务订单是通过公司的实体店发货或执行的。在上世纪末，因为电商企业迅速抢占市场份额，中国领先的电子产品零售商苏宁电器一度股价下跌60%。此后，苏宁推出了自己的电子商务平台，与阿里巴巴结成战略联盟，向其出售20%的股份，并开设实体“云商城”，以供客户亲自体验产品，然后通过手机下单。2016年，苏宁收入达到1490亿元人民币（220亿美元），其中线上收入的比例高达52%。为应对来自数字媒体日益增长的威胁，湖南卫视推出了自己的在线频道MGTV.com，并开始提供纯在线的原创剧集和综艺节目。其中一个原创节目《妈妈是超人》前两集的点播量达5000万次，在同时段的大陆综艺节目中排名第一。在汽车行业，数字化带来了从所有权到服务模式的转变，汽车企业及其供应商不得不相应调整策略。通过投资共享出行解决方案、成为车队运营商和使用共享出行公司作为间接销售渠道，这些企业有了产生收入和利润的新机会。领先的汽车企业正在积极拓展商业模式，与数字颠覆者展开竞争，比如戴姆勒的Car2Go、宝马的DriveNow、大众的MOIA和通用的Maven。

专注开发新客户

成熟企业越来越发现，仅通过成本削减、自动化或服务改进已不足以维持其现有的客户群。如果与数字颠覆者竞争，行业界限常常会变得模糊，它们必须通过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来扩大客户群和挖掘潜在客户。这类扩张性方法的例子有很多。例如，日本最大的在线零售市场Rakuten Ichiba针对数千万会员发行了信用卡，提供从抵押贷款到证券经纪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运行着日本最大的在线旅游门户网站之一，并为客户提供即时通信应用。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BAT当前提供的超级app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诚客户。随着线下零售和写字楼行业的增长放缓，领先的中国地产开发商（如万科和Soho）正在探索如何为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客户提供服务，包括自由职业者、创业公司和小公司。它们正致力于与“联合办公”运营商合作，引入不同类型的租户和商业模式。

采用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公司的方法

面对数字化颠覆时，公司需在新业务中采取风险投资的方法，重点关注实现增长，同时确保现有业务进行私募股权式的重组，从而确保维持收入和利润。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管理企业的风险投资和孵化新的商业想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投资总有风险，押注未来趋势需具备多种不同的能力，甚至超越众多传统公司所拥有的能力。

在现实中，传统公司往往急于提高新业务的利润，但对可能已产生健康现金流的核心业务却不是那么积极。GE的风险投资部门GE Ventures成立于2013年，现已投资了超过60个软件、能源、医疗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创业公司。这可能会给所投资的公司及其客户带来巨大的回报。与此同时，GE一直在重组其传统业务，减持房地产和其他部门的资产，以专注于发展核心竞争力。英特尔的风险投资部门投入了110亿美元，涉及55个国家的1300多家公司，力求强化英特尔的商业生态系统并改进其业务储备。该公司也一直在推行全球重组计划，以提高生产率和执行力。在中国，自2010年以来，联想已经启动创业基金，大力投资于新技术，如面部识别、生物识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互联网服务。公司还拥有一个孵化器项目，允许一些部门作为独立的子公司运营，包括文件共享应用茄子快传、联想云和Lenovo Connect。与此同时，联想也专注于重组计划，始终坚持以现有客户为中心。

成为客户的默认选择

确保产品或服务成为客户的默认选择也是一个大胆的策略。在中国的消费者与零售行业、汽车及交通出行行业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类例子。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表明，将一种选择作为默认选项将增加其被选中的机会。在试运行的自动化零售商店Amazon Go，消费者可以自行选好商品就离开，因为知道商店会按其默认的付款方式自动扣费。在中国，阿里巴巴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商店，没有收银员也不接受现金。顾客通过一道一米长的门廊离店，该门廊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自动从客户默认的支付宝账户扣费。类似地，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在客户乘车结束时也使用默认支付选项收费。如此种种意味着，除非被作为默认选项，否则包括传统银行和信用卡发行机构在内的支付公司都有可能面临着重大的收入和客户流失。另一个例子是AI算法之争。当消费者通过一个人工智能购物助手订购纸巾时，可能会将某个特定的品牌作为默认选择（或由算法生成的优化结果），除非重新指定另一个品牌。这可能会给品牌公司带来风险。因此，树立明确的定位以及保证终端客户的忠诚度非常关键。

向中国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充分借力

支持中国企业采取大胆举措的另一个理由是，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大型数字平台公司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中国的互联网三巨头（BAT）每月用户数达5亿～9亿人，通过超级App提供跨行业解决方案，并在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和人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公司也从投资、信息共享以及与这些公司及其旗下企业的合作中受益。但是BAT的市场支配地位也带来了挑战。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应当了解如何与大型数字平台保持健康的关系，在与其合作以利用其资源的同时保护自身的核心业务。我们注意到，当公司主要从事B2B或B2C业务时，其做出的选择往往有所不同，因为每项业务有不同的购买因素和周期。在中国，不同行业的数据是孤立的，且不同类型的数据监管方式也往往不同。因此，消费者细分市场中的平台企业可能无法访问政府或B2B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据。

与数字平台合作

中国最大的数字平台正在强化其作为数百万用户的中央网关的角色。若要与这些强大的市场领导者建立合作关系，公司需要了解合作的范围。例如，是否应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营销或业务运营？公司还需要考虑希望从平台获得具体什么资源以及准备拿什么作为回报。现在已经涌现出大批合作伙伴，各自都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上海家化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中国最大的美容护理品牌之一，该公司与阿里巴巴联手建立了一个专注于产品创新的大数据实验室。利用基于阿里巴巴电商业务的大量消费者和交易数据的先进分析，上海家化将新产品的上市时间从15个月缩短至13个月，并将其产品组合从2015年的389个SKU扩大到2016年的500个左右。宝马在与微信的合作中选择了专注营销，通过微信朋友圈向目標消费者群体发送定制广告。其广告在上线3.5小时内被浏览3000万次，在社交媒体上制造了巨大的讨论热度。中国广发银行使用百度地图提供的基于位置的服务制定分行扩张计划。百度地图平台每天处理超过100亿条位置数据。这一合作使广发银行能根据详细数据决定在哪里设立线下分行，甚至ATM机。中国智能手机公司魅族选择与京东合作，以利用这家电商巨头强大的供应链能力。通过京东的库存计划系统，魅族在手机首发一小时内将新款魅族Note5送至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客户手里。

这种合作关系的潜在力量毋庸置疑，但也必须谨慎对待。公司需要保护好自己的“核心”，比如品牌认同和与终端消费者的关系，能够使用生成的数据开发有吸引力、价格优惠且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这一过程中，还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去中介化。在考虑与数字化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公司合作时，企业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达成长期战略共识。中国的数字平台有自己的战略事项，例如创新、全球化、进入B2B市场以及中小企业的包容性增长。寻求合作的公司需要考虑如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利益与潜在合作伙伴的利益统一起来，需要自问是否了解潜在合作伙伴的战略事项、如何做出贡献，以及希望获得什么回报。

制定应急计划。与数字平台合作的公司需要在每个阶段进行积极主动的监控，观察合作所起的作用，并留意不断变化的环境，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具体的业务案例，阻碍合作的进展（或者相反，强化商业案例的价值，从而扩大合作）。只有亲自管理，公司才能够跟踪合作策略和共同利益的变化，因为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数字化经济环境中，策略和利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事实上，当双方利益产生分歧时，合作的动机甚至可能会削弱。因此，落实应急计划非常重要，可以适时调整合作的方式，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应对合作关系的破裂。公司需要尽量预测在什么情况下利益可能会发生分歧、下行风险是什么且程度如何，以及如何制定替代策略。

进行模拟演习。为了模拟不断变化的均衡状态，公司可采用的一个有用工具是，对不同场景的战略对策进行军事演习式的推演，将不同利益相关方以及竞争者的想法、计划和行动都考虑进去。在这场军事演习中，公司可以模拟消费者行为、技术和法规将如何演进，合作伙伴和竞争者会如何反应，以及公司应该如何应对。

创建生态系统

成熟企业通常已拥有大量资产，它们可以籍此创建自己的生态系统作为建立合作关系的替代方案。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实践案例。

例如，美国GE公司正在推广自己的工业物联网平台Predix，该平台允许工业企业与机器连接、收集数据、运行分析以及应用程序提高运营效率。GE通过API与工业企业联手创建了应用程序生态系统。

在物流行业，成熟企业可以与其他老牌公司结成联盟，加强对货车、仓库和分拣中心等线下资产的控制，从而保持巨大的规模优势。

在金融领域，中国平安围绕多个业务领域建立了一个生态系统，包括P2P贷款平台、网上房地产、众筹、医疗和汽车金融。

在汽车行业，占主导地位的线上公司尚未出现，目前上汽集团建立了一个O2O平台，可以在整个客户决策过程中与终端客户建立联系。2014年，该公司推出了车享平台，为1000多个经销商和500万现有车主提供覆盖“评估、购买、维护和转售”过程的全面服务。华为一直在利用其电信资产开发数字化服务生态系统。该公司提供一个统一的开放数字平台，以帮助运营商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和开展创新;平台提供了许多商业模式，包括直接结算、收入分成、按使用量收费和按需付费。华为在全球各地拥有8个托管中心—这也是建立数字化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效途径;公司还拥有一个全球合作联盟，提供从合作伙伴招募、服务提升到运营支持等一系列的服务。

利用中国的海量数据池资源，以数据分析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收集和使用数据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接受数字化的这一核心内容至关重要。数据和分析已动摇了多个行业，且随着数据和分析的采用率达到临界点，相关的影响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中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每天可以从7.31亿网络用户、50亿次百度搜索查询、平均66分钟的微信使用时间以及1.75亿次的支付宝交易中收集大量数据。除了规模之外，中国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数据共享，因此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有更多的数据变现机会。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在接受调查的中国汽车消费者中，有64%的人表示愿意购买联网汽车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6%，而德国只有8%。这两大要素—数据池规模和变现机会为在中国的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如何将数据和分析的潜力最大化方面，它们可以各尽所能探索创新方法。

从业务视角开始

数字分析是复杂的技术性工作，高管们可能会将其丢给专家。但是，从一开始就明确业务需求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数据和数据分析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能够为业务服务。同时，CEO及其他高管应让整个组织都了解分析背后的目的，以便组织使用这些洞见开发产品与服务并改进客户服务。

打破壁垒

除非数据得到广泛的共享和整合，否则公司将无法实现数据的全部力量。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公司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消除不同业务部门对分享专有数据的抵触情绪。这也存在不少挑战。例如，软件应用程序可能是由不同的供应商为不同的业务单元在不同的时间编写的，因而造成数据池不兼容。在美国电信公司AT&T，分析小组选取了与直接物料采购相关的60多个不同的信息孤岛，通过分析综合的数据池审核新的客户关系，并通过机器学习发现公司物料购买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效率改进潜力。在中国，数字化企业正在快速整合数据，以便能够有效地加以使用。腾讯建立了一个大数据平台，可以实时访问QQ、微信、视频和游戏等不同应用程序的信息。该平台可访问超过300万个网站以及50万个应用程序，相关信息可以输入分析和机器学习引擎中。在线旅游服务提供商携程构建了一个实时数据计算平台，整合了20多个运营部门的数据，其中包括两项重要业务：酒店和机票。利用这一综合平台，携程可以为旅游景点、旅行社以及个人设计定制化的旅行计划。

变现数据

收集數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需要分析数据，并将其用于制定公司战略。公司将数据驱动的洞见纳入决策中，从而实现数据湖价值的最大化。阿里巴巴通过垂直和横向整合的服务收集了大量数据，包括购物、电影、金融和物流等。公司对这些数据进行提炼和分析并将其反馈给商家，商家再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完善所销售的产品。顺丰的“数据灯塔”项目为B2B消费者提供大数据服务，使其能够收集电商平台、300万快递员以及23500多个线下商店的数据信息。然后，顺丰公司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向其他电商公司、中小企业供应商以及当地企业主提供数据分析和业务洞见。作为领先的商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利用分析技术大幅改进贷款申请流程，并增强自身应对金融科技颠覆者时的竞争力。银行的分析平台收集了内外部交易和信用记录的数据，并使用统计模型来建立风险预测，以确定贷款申请人的资格和贷款额度。由此，招商银行发放贷款的时间从3天减少到1分钟。

为数字化转型打造敏捷型组织

数字化颠覆正在加速。这一类型的颠覆通常以S形曲线的形式发生，但在现实中，一种发展趋势是昙花一现还是引领潮流，这很难预测。多数情况下，公司只有在颠覆发生后才能看清楚。因此，建立一个能够迅速适应变化的敏捷组织和文化很重要。对等级制度仍然相当严重的中国企业而言，对敏捷的需求可能更加迫切。麦肯锡的组织健康指数显示，中国企业对员工激励不足，倾向于“投入资金解决问题”。

建立敏捷组织

为了建立敏捷组织，公司需要能够识别并克服过去典型的反应方式（或未做出反应）。在快速变化的数字化世界里，公司需要在看到行动的必要性之前先试着学习采取行动。跨国银行荷兰国际集团（ING）将350个9人小分队整合在一起，包括IT和商业员工，负责测试可能为客户提供的服务。集团取消了根据项目或团队规模奖励管理人员的晋升和薪资结构，指出当前最重要的能力是人们如何处理知识。这些变化帮助ING优化上市时间，提高员工的敬业度，并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在中国，海尔鼓励员工创办自己的微企业，目前已成立了约200家创业公司。公司旨在建立扁平、交互式的商业平台，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结构。

确保获得高层支持

除了CEO之外，数字化转型还需要获得其他高管的支持。经验表明，首席数字官应该负责整个数字化工作。整个组织需要适应数字化需求。在麦肯锡2015年全球高管调查中，只有17%的董事表示，董事会支持数字化举措。在2013年的全球高管调查中，只有16%的高管表示，他们完全了解在数字化的作用下所在行业正发生何种变化。在麦肯锡对中国高管关于人工智能的影响的调查中，90%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改变其所在行业，但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发现公司CEO并未将人工智能作为战 略重点。而超过60%的受访高管称，所在公司过去一年中并未在人工智能战略上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培养人才

全面数字化意味着企业需要多种不同的技能。许多公司的发展将因为缺少合适的人才而受阻。除了从事数据分析的专业科学家外，公司还需要具有技术知识与商业头脑的人才，以确保能够充分发挥数据的商业潜力。这类人才被称为业务翻译员，通常很难找到并留住他们。一些组织已制定了创新性策略，用与风险投资类似的方式寻找和招募所需人才。例如，史泰博（Staples）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建立了一个电子商务创新中心，以促进从附近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招募技术人才的工作。公司还收购了转化营销的初创公司Runa，将其作为美国西海岸的人才中心。许多公司选择在人才来源地附近设立办公地点。百度在北京、深圳和硅谷建立了大数据实验室，以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企业家人才。美国运通总部位于金融服务中心纽约，但在硅谷也有一个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中心。公司需要激发人才对现有的机会产生兴趣。

本着这种精神，腾讯在深圳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供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此外，腾讯还计划利用美国充足的技术人才资源，于西雅图建立其在美国的首个人工智能实验室。来自数亿用户和各种应用程序的海量数据，成为众多人才选择加入该公司的关键原因之一。

通过系统化的转型项目，实现数字化运营

由于当下经济仍在以健康的速度增长，数字技术正在迅速改变经济特征，且许多企业尚未做好准备，中国企业发展数字化转型项目的范围非常广泛。

2016年6月，麦肯锡对中国的130家公司（包括在华跨国公司）进行了调查，评估其是否为数字时代做好了准备。中国的制造商（尤其是私营企业）对于工业4.0的变革潜力比德国、日本和美国更为乐观。不过相比其他国家的高管，很多中国制造商认为自己在推动工业4.0上准备不足;只有44%的国企高管表示他们做好了准备，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分别是71%和68%。调查显示，只有9%的受访企业已经着手安排工业4.0的相关工作，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只有6%的中国受访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清晰的数字化路线图，而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一比例通常是20%。

为了在数字化席卷整个经济时做好准备，中国企业应当关注当前对转型期最佳实践的 思考。麦肯锡发现，企业必须接受彻底的改造，以开创新的可观并且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公司可以从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抓手开始，以实现一系列具体的运营目标。例如，中国领先的乳制品品牌蒙牛在农场和牛奶生产中都采用了数字化运营。蒙牛使用了一系列数字化制造系统，包括制造执行系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以协助管理牛群、生产线、运输和产品配送。因为目前有105道程序是自动化的，实验室信息系统将牛奶质量的检测时间缩短了25%。每头牛的耳朵上有一条智能带，用来记录其喂养、挤奶和睡眠数据，而公司通过这些数据来管理牛群。

通过全面、结构化的转型项目，数字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大中华地区的一家制造商通过三个大胆步骤启动了数字化转型。

首先，识别价值动因并进行优先排序。公司对100个数字化和物联网价值动因的潜在价值和可行性进行评估，由此确定了17项优先发展的影响较大、可行性较高的举措。

接着，公司确定了三个关键的推动因素。其一是数字化绩效管理系统，拥有多个记录不同机器信息的传感器;该系统作为一个信息中心，显示实时的根源分析报告和基于公司知识数据库提供解决方案的报告。其二是数字化卓越中心，由专家和学者组成，主导各种数字化转型项目。其三是建立了大规模的IT基础设施，包括数据湖、分析解决方案、硬件和软件。

第三步是落实优先措施，包括劳动效率、资产效率、产出质量和库存管理。该公司预计，如果全面实施这些举措，营业利润将提高30%，初始投资回收期为3年～4年。

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和监管规定

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是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政府已明确表示将继续推动数字化举措、促进投资和开创新市场。跟上政策和监管的变化并理解其含义对所有的公司都有好处。这将使公司能够相应地抓住并拓展商业机会，将其推向世界各地。

公司应注意收集各省、市、甚至區级政府发布的项目情报，并评估参与其中是否可行、可取。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的智慧城市项目中，公司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在中国，有290个城市发起了智慧城市试点项目;300多个城市与IT公司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协议，包括中国三大电信公司以及蚂蚁金服和腾讯。这些项目提供了许多数字化机会，例如基于移动支付的过路费、基于云计算的医院、基于面部识别的安全解决方案、基于物联网的绿色建筑以及e-learning课程。

思科系统公司宣布投资200亿元人民币（29亿美元）参与广州智慧城市项目，此举是公司在美国之外建立最大的互联网研发和智能业务平台目标的一部分。随着在中国不断积累专业知识以及拓展解决方案，公司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数字化，并在此过程中使用不同的试验环境、开发大规模的系统解决方案。

中国的科技公司中兴参与了全国150多个智慧城市项目。2016年，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兴推出了“信息丝绸之路”战略，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