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域下中国传播学本土化想象力的构建

时间：2024-05-20

杨宁

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深刻剖析了社会科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局限于研究方法的桎梏中、盲目追求空中楼阁式繁杂宏大理论等问题，并提出通过问题意识、历史视角以及将研究与个人经历相联系等方式来建立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而解决问题、走出困境。近年来，许多传播学研究者将米尔斯提出来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应用到传播学领域，指出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借鉴米尔斯的观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播学的想象力”。传播学的想象力适用于传播学学科建设，同时也适用于传播学在我国的本土化建设。

1 传播学本土化的现状

传播学进入中国40多年来，本土化的问题一直深深困扰着学界。近年来，我国传播学的发展陷入“悖论”。若就“量”而言，整个学术领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专业方向不断扩张、文献专著数量可观。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院校开设了相关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课程。但就“质”来看，大量的研究人员和大量的研究调查为传播学领域做出的实质性贡献却屈指可数，研究多是对前人研究的重复或改进，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新闻传播学的根基特别弱，大家容易偏重技术性的东西，缺少对基础理论的反思，缺少对基本概念的讨论，也缺少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吸纳。”[1]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2]关于本土化，学界意见分歧较大，邵培仁教授指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正确路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六条：验证主义、寻根主义、融合主义、问题主义、改良主义、创新主义。”[3]

目前对于本土化的研究存在许多误区，有学者主张借用“西方理论”“西方经验”来研究并解决“中国问题”，另有学者则强调撇开西方传播学，另溯其源，建立“血统纯正”的本土传播学。这种非黑即白的观点过于极端，不利于传播学的长足发展。对待西方理论，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关注国际发展现状、趋势和动态，一方面扎根本土问题、建构本土理论并适时进行国际对话，“两条腿走路”才能站的稳、行的远。

发掘本土问题、建构本土理论需要借助米尔斯提出的“想象力”，学者们应该将问题意识、历史视角、个人经验相结合，寻找“真问题”，并做出“真贡献”。“必须返本溯源地回到传播学的原点，更为深入地反思传播研究的学术立场、知识目的和研究路径。”[4]

2 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

2.1 第一现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社会学家们通常把现代性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分别用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表述。从媒介发展演变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则以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引领的时代为第一现代，而互联网新媒体背景下的时代为第二现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已步入第二现代，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从第一现代跨越到第二现代这一社会剧烈变迁的过程中。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反思应当结合社会背景，充分考虑到第一现代和第二现代的社会大背景。

2.1.1 问题意识：审视乡土中国

传播学学科是舶来品，尽管它已经在中国发展四十余年，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依旧以国外研究为参照，照搬国外理论或试图将国外理论应用于本国而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研究比比皆是。现阶段学术领域的科层制要求学者尽可能多的著书立说。研究者要在短时间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尽可能多的撰写文献。在科层制的驱动和学术界的浮躁氛围影响下，有些研究把问题研究简化为文献译介，有些研究忽视业界实践需要和实践结果凭空建构理论，有些研究舍本逐末只求方法和范式的规范而忽视事实甚至人为扭曲事实以契合范式，更有大批研究将学术与国情、社会、事实强行割裂纸上谈兵。

我国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从最初就以美国为师，但正如罗伯特·帕克的研究所印证的，美国社会以城市群为基础。“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5]由此，足以可见“城市”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6]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不同于欧美等国以个体为分子式的社会结构，我国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一个个家庭或家族，而这些家庭或家族都有深埋于“乡土”里的根。尽管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正在加快，全国依旧有9亿持农村户口的人，7.97亿农村常住人口，城镇人口的根也依旧在农村，因而传播学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乡村社会问题、传播活动或媒介使用对乡村社会问题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问题及传播活动或媒介使用对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影响等。

为促进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研究需从真正的本土问题出发，而不是人云亦云或东拼西凑。“然而，今天的许多传播学研究或缺乏问题关怀，或根本无法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真问题’。”[7]因此，应当立足本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想象力审视社会与媒介、人与媒介间的关系。不同于欧美等国关注选举中的传播效果、批判媒介所有权等研究重点，我国传播学研究应该审视本国国情和社会现象，更多的关注乡土问题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2.1.2 历史视角：回顾华夏文明

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言，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研究问题。承载了历史厚重性的研究将更有价值，也将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的研究秉承“拿来主义”，将重点放在国外理论的“移植”与“栽培”上而忽略了本身的“储备”。

将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蔚为可观，却鲜有将传播学与国学研究相结合的交叉研究。有学者提出，通过将传播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相结合建构传播学中华学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见解，解释并前瞻地分析中国社会，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传播思想和理论，其实就是如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一样，培育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华夏传播学，进而融合西方传播学和中国当代传播学，打造出可与世界传播学进行对话的中华传播学。”[8]尽管这一领域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且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相关研究时段与历史学研究热点具有较高重合度。也就是说，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受到历史学研究热点的严重影响。

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从《论语》《庄子》等传统经典入手，从中探索传播思想，力图为这一领域乃至整个传播学的本土化寻求坚实的理论基奠。例如，在邵培仁教授与姚锦云教授的一篇文献中指出传统经典里体现的思想家的观点“虽然都是处于特定的历史语境、针对特定的问题、包含特定的意义，但并不妨碍其永恒的价值。”[9]但我们仍需更加审慎的对待传统文化，不应认为仅仅从中选取特定的符号来替代传播学相关术语或是探索出一些古代的与今呼应的传播思想就完成了本土化的蜕变。“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10]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被扭曲成一件跨历史的紧身衣，在这件紧身衣中，人类历史的各种素材都会被强塞进去，有关未来的先知预言般的观点则会被从中硬拽出来。”[11]当前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部分脱离历史，而以回顾历史为途径关注本土化的研究又难免较易陷入“历史的紧身衣”而无法自拔。学者们力图通过探索孔孟之道建构中国古代的传播理论，但理论真正的意义在于指导现实。回顾历史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指导当下、展望未来，而不仅仅是通过建立独特的本土化话语体系建立学科自信。

若想传播学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并实现长足发展，研究者应具备传播学的想象力，更多的关注本国历史、本国文化以及传播学发展史，运用历史视角指导问题研究。比起从历史中挖掘现有理论，更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历史观，并充分利用这种想象力。建构“中华传播学”的设想对于更好的本土化具有重大贡献，但由于实践中的种种困难，以及发展方向的不同困惑，这一领域的研究难免落入历史的“窠臼”，运用想象力跳脱出各种桎梏将有助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有助于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

2.1.3 个人经验：回归学派建构

春秋时期，我国涌现出以儒家、道家等为代表的各种学派，各个学派站在各自的立场，立足自身的观点，就广泛的社会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一时间争芳斗艳，才有了流传至今“百家争鸣”的千古佳话。

通过历史的经验可知，传播学本土化的建设与发展应回归学派，注重学派间的争鸣。但“传播学的发展处在一个快速扩张的过程当中，各个研究领域的知识沟沟距在不断拉大，而并非是一种知识边界正在聚拢、认同正在凝练的理想状态。”[12]当前传播学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分支领域相关研究越来越活跃，整体研究“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导致学科研究成果趋于琐碎繁杂。“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13]

传播学建立之初，尚有较为清晰的派别，随着其后的发展，一方面新的派别出现较少且缺乏理论根基不能充分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原有派别界限逐渐模糊。目前传播学研究杂而乱，缺乏成型的学派和体系，整体表现出一种人云亦云、缺乏争鸣的现象。这种混乱嘈杂、缺乏争鸣阻碍了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研究越来越散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科层制的驱动，研究者要在短时间取得众多研究成果就不得不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尽可能多的撰写文献。另一方面也与学界大力提倡的跨学科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事实上跨学科研究的根本在于借助其他学科理论和范式进一步巩固本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而不是使传播学领域内的研究日益散乱无章。“说传播学家要走出传播学狭小的天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些相对集中而又能体现本学科特色的概念体系来支持。”[14]

目前很多研究者主张“建构学术共同体，形成真正的学术自治。”[15]这种共同体的建构意味着学界的研究视野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研究视野一致不等于统一口径，缺乏争鸣的学科将无异于死水一潭，难以发展。在研究视野一致的前提下，应该鼓励学派的建立及学派间的争鸣。学派间的争鸣比起学者个人间的争鸣更利于传播学本土化的发展，因为个人的争鸣会导致学科向着离散的方向发展，且研究成果往往因极易被忽视而堙没于学科发展的洪流中。

如果将学科视为大的“共同体”，那么学派便是隶属于这一范围内的小的“共同体”。“共同体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1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论证了文化根源、语言以及民族意识在建构“民族共同体”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若想建构学派这一“共同体”，学科根源、话语体系以及学派归属感将具有同等影响。而个人经验及兴趣将影响这种学科归属感。

增强学派内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沟通、理解甚至争鸣有利于建立研究者的身份认同和打造学术共同体，有利于传播学本身的体系建构和发展巩固，同时也将为本土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我国的传播学领域研究不应随大流追热点，而应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经验、兴趣以及知识储备进行，并逐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通过学者间、学派间的争鸣促进本土化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

2.2 第二现代背景下的本土化

第二现代背景下，一方面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个人化程度加深，导致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另一方面时空界限被进一步打破，时空概念虚无化，使得现代社会变成网络社会。这一切社会变化和社会背景都对传播学学科本身以及传播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倚重媒介和科技，传统、文化、公共性均被媒介化甚至泛媒介化。

2.2.1 符号经济下的传播学反思

第二现代催生了符号经济，并为符号经济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沃土。符号经济建构于认知反思与审美反思的基础之上，通过在符号指向新的所指过程中加入美学反思而建构并售卖身份，从而获取经济利益。

“鉴于美学反思在过去传播学研究中的缺乏，对美学反思的重视或能为传播学研究带来新意。”[17]当前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中对于美学反思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术研究与生产领域多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缺乏对现今广泛运用的图像、图片等介质的借助。另一方面，我国符号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萌芽期，若欲在保有自身特色和自主性的前提下更好的嵌入全球符号体系以及符号经济体系，则需要多发掘自身符号潜质，并更多的进行相关研究。

针对符号经济背景下的上述学科发展不足，一方面如马杰伟等学者所言，可以探索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以对传播学的发展以及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进行美学反思。如近些年部分学者开始采用的“视觉民族志”及视觉文化分析就是很好的本土化创新与探索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华学派的建构是对自身符号底蕴的探索与创新，应当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对符号领域的探索不应仅仅限于中华学派的建构和对传统符号在学术领域的创新性运用，更应包括对于这个新兴领域的反思及研究。

2.2.2 液态现代下的传播学教育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现代性其实是一种超脱人们期望和感性的不可避免的进程”[18]，“‘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19]。传播学本土化作为液态现代的一个元素也无法逃脱大趋势。本土化在理论与实践上落实的担子最终还是要落到学子的身上，因而，对于学子知识与理念的培养是传播学本土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当前传播学学子的培养多偏向于理论灌输，导致学生个体对本行业不甚了解和毕业后就业与专业不对口的问题。此外，液态现代背景下，社会变迁在速度、深度、广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学者的研究以及教材的出版往往滞后于社会变迁，且对社会变迁的介绍不够全面、深入。教学所用教材时效性严重滞后，致使学生所学知识陈旧，而对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及社会现实知之甚少。种种问题最终影响到业界的发展。

另一方面，传播学高等教育在进行理论教育的过程中，从课程设置到学生培养计划都不太重视学科本土化的问题。学生在学校往往因为课时过少或课程种类过于繁杂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所学东西仅仅是一些皮毛，不能深入的了解这一学科，因而也就无法深入的思考问题并形成一定的理念。培养传播学想象力要从学生抓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将一个个知识点不厌其烦的灌输给学生，不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具有问题意识、历史视角，并培养他们在看待、解决问题时能有效的将个人经验应用于其中的能力。

2.2.3 风险社会下的传播学研究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0]，我们已经开始步入风险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意味着贝克所指出的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这种加深加剧了今天个体所面对的种种风险与挑战。在第一现代，个体抽离于社会机构之外，通过再嵌入实现再社会化以及获取安全感和归属感。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较多的通过公共领域的探讨成为公共问题进而及时得到解决。但在第二现代，个体进一步抽离，其结果是抽离后不再嵌入社会机构或不断的体验抽离与再嵌入的循环过程。私域对公共性的侵蚀以及这种动态的抽离、再嵌入过程使得个体得不到来自社会机构或群体的支持而不得不独自应对种种风险。同时，风险本身也在第二现代变得多元化、普遍化。

传播学的研究不应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现象剥离，尤其不应与风险社会的大背景剥离。传播学者应更多的将时代背景纳入考量，研究风险社会下的媒介、受众及媒介效果等领域。而本土化的研究也应该将时代背景与本土问题有机结合，关注我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风险挑战。城市化进程、经济改革等都应成为传播学者在进行本土化问题探索之前了解、研究的重点。风险社会伴生的新型“边缘人”“空巢青年”等也应成为学者研究关注的对象。每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打上了他所处时代以及个人经历的烙印，这些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者看待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法的方式，甚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观点。对于自身所处时代背景的了解有助于学者更好的研究自身所处时代的特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