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引领中国话语权创新

时间：2024-05-20

明佳睿+任国征

摘要我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需要找准约束，不断突破，加大融合，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及其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现状的描述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建设不足；第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形式建设不足。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内涵建设，也即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容构成、价值取向、逻辑顺序；其二，形式建设，也即中国话语体系的传播方式、手段、形式、载体建设。科技传播在推进中国话语体系影响力建设中的功能和贡献表现在以下3个层面：内容层面，科技传播将对中国话语体系在内容层面进行转换，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民众理解、接受，并内化于行为之中；载体层面，中国话语体系的传布可以依赖于多元、高效的现代传媒载体，使其时时、处处都可被接触到，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增强其影响力；系统层面，对应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多层面性，科技传播建构也将呈现出一种系统性。

关键词科技传播；中国话语体系；引领创新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5-0160-0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弘扬，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我国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和话语体系，需要找准约束，不断突破，加大融合，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及其中国式的话语体系。

1 中国话语体系的文献梳理

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直接关系到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正是因此一问题提出来的，这彰显出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意义。现将话语体系研究的学术文献作以梳理。

从学理角度看，卢凯、卢国琪认为：“话语，包括口头表达的话语和文字表达的话语，表达出一定思想、观念、情感、理论、知识、文化等。话语是形式，它所表达的思想是内容、是本质。话语体系就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话语群。”[ 1 ]周宇豪认为：“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理论体系和文化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它受支配作用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制约。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由相关的概念、术语、判断、规律、范畴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所决定。”[ 2 ]杨鲜兰认为：“话语体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密码，蕴含着一个民族国家特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乃至意识形态，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3]邱柏生认为对“话语体系”内涵的解读可从“术语、意义、言说”3个方面进行理解，话语体系的中心功能是“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概念、词句、图形、数字等）和言说方式，有效传布和分享各种信息和意义，以便确定用以指导人们言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结构”。[4]与话语、话语体系对应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自主地提出、表达、传播、交流的话语体系，它包括话语的创造权、话语的表达权、话语的传播权、话语的设置权和话语的自主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导权”。[5]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以下几点特征：其一，“话语”的工具解读，也即话语是一种传播特定思想、观念的工具载体；其二，“话语”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话语的口头或文字表达为其外在形式，受其内容制约，而形式又限定着内容的发挥；其三，“话语体系”的价值特殊性，也即区别于“话语”的工具性，“话语体系”是特定价值的逻辑建构体系；其四，话语和话语体系构成了一种“话语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话语体系从来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历史维度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东方或中华话语，它的奠基人是老子、孔子，他们构造出具有独特东方思维的思想、观念，并发展出一套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的话语体系。人类学家认为上古人类普遍具有一种与现代人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神秘力量的存在”“对事物采取按照观察和体验进行相似性分类和主观联想式理解”“当这种思維与话语的权力从大众转向少量精英时，思想史就开始了”[5]。人类学家基于对“未开化民族”的研究得出的以上结论是否具有科学性是令人生疑的，但具体到中国来说，葛兆光指出“至少我们相信中国的上古思想世界并不是世界其他地区早期思想的复制品，它有它自己的起源、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知识与技术的密码”[6]。从中国古人的“天地”观念出发构造出后来的“天下中心观”，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人从来未曾意识到“东方”“西方”的话语对立，而只有中心——边缘的话语对立，而其实质乃是文明——野蛮的话语对立。张传民将远古至现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分为四个阶段：其一，独立发展阶段（远古至10世纪）；其二，交共荣阶段（11～16世纪）；其三，西学东渐阶段（16～20世纪），其四，复兴发展阶段（21世纪后）。[7]本文认为中国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萌芽及形成阶段（远古至春秋战国）；第二，完善阶段（秦至近代）；第三，重构阶段（近代以来）。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被归置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中华文化解钮的大背景下考察，当前，提出中国话语体系相比于传统社会来说，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近代遭遇了解构，因此，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点是建构中国精神。

从现实角度看，关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建设，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构想，比如：徐庆超认为在理念上应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增强国家利益意识。[8]安文华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地位、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理念。[9]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的建构，胡馨月认为必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丢老祖宗、敢讲新话，坚持科学精神、体现人文关怀，集体智慧、尊重群众创造。[10]卢凯、卢国琪认为必须秉持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升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能力、从研究和解答中国实践问题出发、推进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研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建设，等。[ 1 ]肖行认为必须坚持回归与超越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 1 1 ]杜飞进认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以实践为源泉，以解答实践课题为指向，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追求，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 1 2 ]综合以上观点来看，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建设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其实质是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第二，坚持实践的源头活水作用，中国话语体系是附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上的；第三，兼容并蓄，以扬弃的态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必须秉持开放的心态，“中国话语体系能否更好地与世界沟通交流，融通中外是关键。”[13]第四，创新能力的培育，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关键弱势在于学术创新能力和理论提炼能力的低下，也即无法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能与世界交流的概念、理论，往往流于转述西方理论或阐释领导人讲话。

2 科技传播是中国话语体系创新的迫切需要

中国话语体系的提出背景是中国经过30多年发展后的硬实力提升、软实力不足，二者不搭配问题。在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重重难题。徐庆超认为中国国际传播弱势表现于信息传播层面的主流媒体信息源缺失、知识传播层面的关门做研究、价值传播层面的中西不兼容；对外话语困扰则表现于说什么、怎么说、谁来说的能力不足。[8]杨鲜兰则认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难题在于国人缺乏民族自信、混乱多元的话语格局、文风学风不良、西方的话语霸权。[3]李凌燕认为在传统媒体语境下，政治功能、社会功能、资本功能三位一体从而为话语权提供了保障，而新媒体语境下，话语权被解构与重构，话语空间扩容，大众文化盛行，而大众文化又具有草根化与弱意识形态、低俗化与娱乐至上、人性异化与信仰缺失等特点。[14]王桂菊、刘爱玲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存在着话语逻辑上的工具理性主导、话语主题和素材上的学术化和外来化、话语权弱化等问题。[15]综合来看，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难题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遗留与转换，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后的解构使得建构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历史基石被抽离，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价值真空，不得不引入西方现代价值进行填补，但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器物、制度、价值三者之间的不相协调难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经过早期及第一代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创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正确解决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3个重要问题。[16]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其它文化为辅的中国话语体系，其本质是一套“革命话语体系”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换，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由“革命话语体系”向“建设话语体系”或“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难题。[17]其二，外部环境变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世界一体化、多极化、信息化等现代社会变迁对现实国家形成了多种冲击，总体来看是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对立，也即不断融入全球之中但又如何确保自身特色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对理论界提出了很多新要求，也即如何用现有理论正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难题。从具体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破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难题约束：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重构难题迫切需要科技传播为其突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磨难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崩解后的文化重构难题，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建立在儒家意识形态之上，[18]其他学者比如：余英时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19]钱穆指出“中国政治的终极责任在教，中国政治之基础条件，亦在教”[20]。金耀基亦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文化为基底的‘天下性的结构，不是说一个以政治为基底的‘国家性的结构。”[ 2 1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在于文化、观念、思想的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伦理政治”或“政治伦理化”，政治、经济、社会等都是由道德、伦理观念中延伸出来的。当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崩解后，其后续效应是社会整合的崩解与重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文化的立论起点、逻辑演进、价值关怀、制度设计等有着多层次的冲突，这也就决定了二者的融合困境。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但又超越了西方文化，因此，如何重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的难题，也决定着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特质。

其次，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隔迫切需要科技传播为其融通。中国话语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人民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也是中国话语的生产者。但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劳动群众大多时候只是观念的制造者，却非加工者，一种具有普世效应的语言是有待于思想观念加工者的整理、提升的。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两大主体：中国话语的生产者——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和中国话语的加工者——以知识分子、领导人物为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契合的关系，而是存在着理解的差异与观念的脱节，“当前的中国话语，还没有形成全体国民的共同话语基色，生活化话语的一致性就更不用说了。”[3]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差异化，比如：姜义华在探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运动时指出：“一种是和现代大工业、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运动；另一种则是和传统的小生产、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农民运动。”[ 2 2 ]再次，理论与实践的不恰切迫切需要科技传播为其准确表达。理论的生命力源于实践，实践在各个方面为认识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此外，理论的正确与否也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是实践在产生认识的过程中，又面临着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区分，而且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螺旋状上升的过程，因此，理论只是一定条件下的实践成果，它对事物内部规律的把握具有相对性，但理论作为事物内部规律的某一个方面的呈现，又具有绝对性，由此可见，实践与理论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除此而外，理论对实践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理论能够作为实践的先导，指导实践的实施。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上，而当前的情况则是出现了两种极端：其一，理论滞后于实践，用过时的理论、观念去解读当前的社会实践；其二，理论超越实践，尤其是完全借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解读中国社会实践；二者的共同结果是理论无法正确反映实践，要么认为实践太过超前，要么认为实践太过落后，其理论也是似是而非。

总体来看，以上各种观点对中国话语体系现状的描述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建设不足；第二，中国话语体系的形式建设不足。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内容与形式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过分关注内容或形式都无法有效实现其效果，对于当前的中国话语体系来说，核心問题则是如何建构起具有现代性的话语内涵与话语表达形式。所以，不论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关系的处理，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区隔，还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难题，核心点在于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理念，而中国话语体系正是此理念的阐述与表达形式。总体来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必须破解内涵薄弱和形式薄弱的难题。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有力回应大多基于事实歪曲和价值偏见的西方话语特别是以理论学术面目出现的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必然要求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3 科技传播引领中国话语体系创新

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是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关键。对于当前的中国话语情境来说，徐庆超将其概括为“国际传播弱势”（失声）和“对外话语困扰”（失语）困境。[8]安文华将此种情况描述为“中国在话语权方面的缺失，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全球实行国家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经济霸权、文化霸权，还在各个领域实行话语霸权”。[9]陈汝东认为我国话语体系、话语传播方面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未能建立起一套系统完整的当代中国话语学理论，未能阐明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性质和规律。2）政治、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国家话语体系”研究多是“喻化式”的，还停留在“国家话语体系”等概念的阐释层面，缺少实质性的“话语”层面的研究，谈不上一贯性、系统性。3）简单的政治口号式的重复研究多，有许多是对领导讲话、政策文件的应景解析，缺乏语言学、话语学等具有学理性的真正学术研究，政治性界定多于学术性阐发。4）缺乏对国家话语能力特别是国家修辞能力的深入系统研究。[23]肖行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代处境时指出：全球化加剧了人们对民族话语权的认同危机，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市场经济加剧了人们对制度话语权的认同危机，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现代科技加剧了人们对理论话语权的认同危机。[ 1 1 ]科技传播在推进中国话语体系影响力建设中的功能和贡献表现在以下3个层面：

其一，内容层面，科技传播将对中国话语体系在内容层面进行转换，从而使其更容易被民众理解、接受，并内化于行为之中。传播内容是传统传播体系和科技传播的立足基点，但相对于传统传播体系内容的说教性、刻板性、自上而下性，科技传播的内容设计更加强调平等性、交互性、平面性。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客观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一切理论都是在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中国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向既有理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因此，只有在正确认知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理论。[32]姜义华认为今天的中国正进行着3个转变：“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原始积累时代及自由竞争时代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原先已形成严密体系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向既合乎经济通则又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新经济体系转变”。[24]中国所进行的转变从大的时空背景来看从属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典型的后发外源型特点，因此，中国无法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照搬照抄苏联式现代化道路和威权型现代化道路，而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被以“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所概括。

其二，载体层面，中国话语体系的传布可以依赖于多元、高效的现代传媒载体，使其时时、处处都可被接触到，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增强其影响力。相对于传统的纸媒体，依赖于网络建设，现代信息的传布载体更加多元化、便捷化，人们接触信息的时效性在提高，接触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理顺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金耀基在评述中国现代化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说是‘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25]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再造”是一项理性的“抉择”，主要是通过文化分子个体与团体的“创新”“批判”的过程，最终达成一成功的“选择性的变迁”。[26]王尔敏认为“晚清政治思想的形式，不是单纯的西化问题，而是传统文化新生延续的问题，不光是求新而且也有复古。它是以传统学识为基础，并吸收西方新知，融会贯通，而后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观念”。[27]陈寅恪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8]金耀基、王尔敏和陈寅恪等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理论建构中的地位认知存在着差异，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则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近代解体了，它与现代文化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也就决定了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不再是简单的儒家文化同化西方文化或马克思主义儒家化，而是以具有现代价值取向的理论为核心去剪取儒家文化。

其三，系统层面，对应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多层面性，科技传播建构也将呈现出一种系统性。中国话语体系是一个多层面体系：核心价值是其中心层，以稳固为特征；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是其中间层，它们服务于核心价值，体现出稳定性，又呈现出善变性；娱乐、行政、法律、经济规则等是外显层，直接作用于民众的生活，是民众感受某种价值，形成某种规范的直接因素。建設话语体系不是封闭的概念推演和逻辑论证，不是毫不费力的“拿来主义”，而是与社会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思想表达活动。正确认知和客观评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必须秉持以下几点原则：其一，历史维度，也即必须把社会主义改革植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唯有从此一角度才能探究出其巨大的现实和历史价值，否则就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弊病。其二，空间维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它的优越性体现在能更快的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更加完备的社会条件，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一不是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基础之上，这就限定了它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时往往呈现出一定的“落后性”，而这种落后性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限定的。

***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评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无不依赖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理论界的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也就要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必须兼通古今中西，打破学科壁垒。用现代话语阐释中国实践、凝炼中国理论，最终将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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