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科学本土化传播理念与实践

邓旺强

湖南大学 科技新闻与科技传播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82

1《自然界》的创刊及其科学本土化传播理念的形成

《自然界》1926 年1 月在上海创刊，是一份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发行，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主编，16 开本，左起横排印刷，月刊， 但“每年出十期，为一卷，约一千页”，1932 年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被迫停刊。《自然界》从创刊到终刊，历时6 年，出版61 期，共六卷零一期，载文590 多篇，后被称为商务印书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十大期刊”之一。

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的学术传教活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举起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科学启蒙运动。随着科学思潮的蓬勃兴起，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价值，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和重视。然而，《自然界》的创办者敏锐地意识到，西方科学引入的虽多，却还没有在中国扎下根，真正地发展起来。“西洋科学的输入中国，大约有两三百多年了。到了最近30 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不过从别方面看来，总觉着这种科学，仍然是西洋的，不是我们中国的。好像一支荷兰瞿麦(carnation)，栽在中国的花园里，总显出它是舶来品，不是土产”[1]。

一方面，科学界早期的科学传播，无论科技教育、科技翻译，还是科技类期刊杂志，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照搬照抄或机械地移植西方近代科学的问题，“现在国内的知识阶级里，似乎很不措意，据我个人的感想，觉着他们都想把西洋的科学，生吞活剥的放在国民的头脑里。”[2]早期的科技知识传播，总体上仍停留于学习仿造阶段。另一方面，当时国人对科学的本土化缺乏理性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似乎西洋的科学，没有变为中国科学的必要，只要把中国人的头脑，变做西洋人的头脑就行”，[3]不是致力于科学的中国化，而是希望“中国人的西洋化”。中国的近代科技是从西方的舶来品，根源于西方的近代科技对于中国而言是异质文化，它在中国的传播应当是一个输入、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过程。因此，要使西方科技真正地为我所用，仅靠简单的传播或机械的移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选取适当的方式，在传播西方科学的过程中重塑西方科学，使其融入中国社会。

《自然界》的创办者正是意识到了科学本土化的重要性，他们指出，“我们国民，若对于科学一点没有贡献，又不能把科学来应用于日常生活上；大多数的国民，还是沉溺在非科学的迷蒙中，没有一点科学知识，请问这科学与我们国民有什么相干？科学既然与我们国民没什么相干，那么这世界的科学，当然只可认作西洋的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4]有鉴于此，《自然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科学的中国化”这一响亮的口号，他们倡导，要把西洋的科学变为中国的科学。“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它；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成中国的佛教，这工作成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5]《自然界》秉持“科学的中国化”这一办刊宗旨，开始了“科学的中国化”实践探索。

2《自然界》的科学本土化传播实践探索

2.1 从考订名词术语着手

在介绍西方科学之时，最先遇到的是翻译西文科学名词的困难，科学名词不规范是当时存在的一大普遍问题。由此，科学本土化的基本工作要在“语言文字上”，“从考订名词术语着手”。“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的。”尽管当时已有科学名词审查会负责这项工作，但《自然界》仍高度重视，希望“尽点个人的责任”。创刊的首期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科学名词考订的，文章提出“氧氮氯”三元素汉字的准确写法，颇有见地，沿用至今。第2 卷第6 期中刊登的文章《学名与俗名》，提倡在通俗或不太专业的书籍上讲起动植物时尽量采用一般社会在用的俗名，“使自然科学给读者格外有趣味，格外和他有感情，并且觉得自然和自己的关系密切”。另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名词术语的考订。

2.2 推介“本土”科学书籍

翻译自西方或由中国学者原著的科学书籍，可以说是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的主要载体。科学书籍的中国化也是科学本土化的重要内容。《自然界》将推介“本土”科学书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连续刊载《关于讲中国动植物的几种西文书籍和论文》、《关于中国木本植物的书籍》等文，详细介绍西方和中国关于中国本土生物研究的书籍；并从第二卷第一期起，在《出版消息》固定专栏里，着力推介翻译自西方或中国自己编写出版的涉及中国本土研究的科学书籍，如《北戴河的花草》、《中国矿产》、《中国茶叶》等等，这些书籍大都是结合西方科学和中国实际情况编写而成。

2.3 倡导开展国情调查研究

办刊者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社会情况不一致，各国的自然界差别尤多，而时人对于中国本土的事物缺少调查研究，大都知识浅薄。《自然界》呼吁中国科学界和知识界大力开展本国情况的调查研究，摒弃机械照搬西方科技的做法，这也是其自始至终贯彻的编辑方针。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及农业、工业上的各项研究调查”，以及中国“各地的风俗、传说、方术、及及技艺等和科学有关系的记述”[6] 。以《自然界》第二卷为例，该卷共发表各类长短文章97 篇，取材于中国本土的就有35 篇。如《中国西部的食肉动物》、《中国矿产概况》、《中国之罐藏业》《中国的药物》等等，占比36%，而且门类齐全，涉及生物、物理、化学、地质、医学、农林等各学科，调查研究的对象多是人们平常耳闻目睹的事物或现象。这些文章针对中国本土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力求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解释本土事物和现象，即“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

2.4 挖掘传统文化的科学基因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过灿烂的古代科技文明，传统工艺技术也很发达。“我国固有的像裸漆工业、染色工业、大豆工业、酿造工业等，应用的方法，都和学理相合”，“可宝贵的经验很多”。[2]利用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承接中国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挖掘中国本土传统文化里的科学基因，不仅对于传承传统文化，而且对于西方科学的本土化也是大有裨益的。这是《自然界》科学本土化传播实践的一项重要工作。《自然界》刊登了如《福建制糖法》、《中国的药物》、《贵州东南部鲤鱼养殖法》、《豆腐在营养上的价值》等很多关于中国本土技术工艺的文章，从传统工艺技术里挖掘出科学基因，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以《福建制糖法》为例，文章介绍了福建一带制做蔗糖、白糖和冰糖的本土传统工艺方法，介绍其中蕴含的化学和生物学原理，既使人了解传统制糖工艺，又明了科学知识和方法。

2.5 将科学运用中国本土社会

《自然界》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所刊登的文章非常讲究实用性，一方面它力求用科学上的原理和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发挥科学的实际社会功用。如《改良蚕种和遗传学大要》一文中，倡导利用遗传学的知识原理来改良蚕种，详细地介绍了杂交和育求原种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类似的文章还有《柑橘的变异和改良》、《碱性土壤之利用法》、《油脂肪去臭法》等等，分载于各期，都致力于将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到中国本土社会中去。《自然界》努力用科学方法指导社会实践，通过其实效，扩大科学的社会影响，使更多国人认识科学，接受和利用科学。

此外，《自然界》努力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力图纠正时人愚昧的观念和封建落后的思想，倡导人们树立科学观念。为此，登载的像《说怪胎》、《龙和龙骨》、《狐祟与自燃》等文章，除提供知识以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用科学理性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扫除迷误”，还它“真理的光辉”，以达到科学的认识。《自然界》杂志还努力将科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推向广大读者群。刊出的《科学和道德》、《自然研究和人生》、《自然和自由》、《生物学与生物教育》等文章，大力宣传科学对道德、人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效用，倡导在实践中利用和树立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把中国内非科学的环境，渐渐地纳入科学中”，将科学文化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里，造成利于科学在中国生根、发展的环境，这是科学本土化传播探索的更高层次。

3《自然界》科学本土化传播探索的意义和局限

中国科学近代化的主流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不断探索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如何能使西方科学真正为我所用，推动我国社会进步，是当时有识之士需要面对的问题。要使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西方科学真正地融入中国社会，得以在中国生根、发展，光机械照搬实行“拿来主义”，显然还不够。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关键还在于要讲究中国化，要立足于中国本土情况，重视消化吸收，在了解和本土化了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自然界》首次明确提出“科学的中国化”理念，倡导以西方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之物，本土化传播使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而非跟在西方之后单纯照搬照抄，是符合当时中国科学输入和传播之需要的。可以说。《自然界》找到了传播和发展近代科学的正确方式和道路。它超越了知识引进的科学传播阶段，更加主动地开始了“把西洋的科学变为中国的科学”的实践，是具有重要开创和进步意义的。

当然，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自然界》科学本土化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自然界》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集中于生物、地质和农林等学科，其它学科较少，呈现出不平衡性。而且，无论是从理念还是实践来看，《自然界》杂志“科学本土化”的探索总体上限于科学知识层面。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仅仅通过用科学来研究本土之物，用中国本土事物“在科学上做些例证”，还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的中国化”的实现，需要科学知识、科学体制和科学文化全方位的深入推进。尽管如此，《自然界》的尝试，对当时的科学界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科学的中国化’的目标成为时整个科学界的行动指南[7]”，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成为近代科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的重要阶段。

[1]、[2]、[3]、[4]、[5] 发刊旨趣.自然界，1926，1(1)：1-6.

[6]自然界征文启事.自然界，1926，1(1).

[7]谢淸果.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