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沙机遇

韩永

1987年3月7日至4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简称“海委会”）第14次会议在巴黎召开。

会上确定了全球200个海洋联合观测点的地址、编号和所属的国家，其中属于中国的有5个。除了已经建成的沿海的3个和西沙的1个，还有位于南沙的74号站，需要新建。

参加完会议回国后，时任中国国家海洋局局长严宏谟立即向国务院报告。除此之外，他还第一时间面见了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刘华清兴奋难抑地意识到：扭转南沙局面的历史契机到了！

迟来的存在

直到这一时刻，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这片8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海的行政实际管控和军事驻守巡防仍然严重缺位。

而坐拥地利之便的周边国家，却早已张开蚕食之口。这一过程始于菲律宾1970年侵占马欢岛和费信岛，到1987年为止，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等国已经侵占了南沙20多个岛礁。

在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的第二年，1983年5月，新中国第一支远航编队到达南沙。此前，囿于装备的不足和“近岸防御”的作战方针，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舰艇编队从没有在这片不断被蚕食的海域出现过。

当曾母暗沙暗红色的灯标映入眼帘时，此次远航的总指挥、时任海军副参谋长张序三命令编队在此抛锚，长鸣汽笛。这一声长鸣，宣告了新中国在这片海域迟来的存在。

为了给南沙建站保驾护航，4年后的1987年5月6日，又一支联合编队开始巡航南沙。

与4年前由一艘补给船和一艘运输船组成的实习编队不同，这是一支由10艘舰船组成的战斗编队，其中驱逐舰1艘、护卫舰5艘、保障船4艘。编队的任务是：逐个巡视南沙的岛礁，同时保障科考人员的安全。

远航前，刘华清指示：一旦发生冲突，要按照军委指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能吃亏”。

此时，中国最主要的几个涉海部门，已齐聚南沙。

中国科学院派出的南沙海域科学考察队，已经先行出发。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他们一两个小时就要和部队联系一次。

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5号”科考船也赶赴南沙，进行岛礁勘测调查。行动的副总指挥杨华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算船员，参与考察的队员近300人。

为了避免可能的冲突，对这次远航的涉外纪律规定得很细，比如不能向外国船只喊话，不能离外国占领的岛礁太近，如果被问及到这儿干什么，就说训练。

事实上，这次远航的风险并不大。相对于中国驱逐舰上直径130毫米的大炮，岛礁上少量的外国驻军构不成多大的威胁。时任南海舰队参谋长、巡航编队总指挥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沙问题，从来都不是军力对比的问题。

巡航编队的另外一个任务，是摸索南沙的航行线路。当时，中国没有南沙的海图，编队随身携带的两张海图，一张是英国的，另一张是美国的，都非常不准确。李树文让航海长积累资料，回去做一个南沙航行安全的小册子。

“开枪权在军委，还击权在编队”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1987年8月7日，由刘华清、严宏谟联名签发的《关于在南沙建海洋观测站问题》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报告指出，此次南沙建站具有战略意义，既借机扎根，又名正言顺，建议在水面开阔且距大陆较近的南沙永暑礁建站。

报告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建无人驻守站，二是建有人常驻站。但刘华清和严宏谟都倾向于第二套方案。

报告递上去两个月，没有批复。

此间，越南当局改变了此前的立场，声称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74号站进行干预。而在之前召开的“海委会”巴黎会议上，对联合国海洋观测站的分配方案，越南并没有提出异议。

刘华清很着急，因为中国已几次与历史机会擦肩而过了。

1974年秋，时任海军副参谋长的他在率队考察了西沙以后，曾向海军领导建言：抓住西沙海战胜利的有利时机，进驻南沙岛礁，以绝长久之患。但此时海军正处于“文革”乱局中，无人理会他的建议。

曾担任海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景上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进驻南沙岛礁的话，性质与以后大不相同：中国驱逐的是南越，不仅师出有名，甚至可能得到北越的支持。

1975年，中国又错失了一次进驻南沙的机会。当年，南越溃败，从南沙撤出。时任南海舰队某潜艇艇长的李树文和其他几位艇长联合向上级建议，把这些岛礁控制起来，一样杳无音讯。

刘华清请求面见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在这次会面中，他着重向杨尚昆阐述了三个问题：首先，南沙建站，是在中国的岛礁上，又有国际授权，“怕什么呢？”其次，观测站建成之后，中国在南沙就有了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后，再伺机进驻其他的岛礁，中国在南沙的局面就会大大改观；第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大背景下，实际占有越来越具有国际法效力。

“中国不能再失去这样的机会。”他恳请杨尚昆亲自过问一下建站问题，尽快批复这个报告。

11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南沙群岛建设海洋观测站的批复》，同意在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观测站。该批复对这一工程的建设主体进行了分工：以海军为主，国家海洋局协助，交通部专用工程船支援。

1988年1月底，南海舰队派出由一艘驱逐舰和3艘护卫舰组成的一支护航编队，赶往南沙，为即将开始的观测站建设排查安全隐患。李树文再次被委任为编队总指挥。

此时南沙的局面，与编队8个多月前第一次巡航时已大为不同。宣布要对中国在南沙建站进行干预后，越南加快了对无人岛礁的侵占步伐。

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接到的指令有两条：一是把越军赶下去，二是不能惹事，不能打第一枪，“开枪权在军委，还击权在编队”。

1月31日，越南两艘军舰满载建筑材料，欲侵占永暑礁，抢建高脚屋，被李树文带领的编队拦阻。2月17日，越军又来抢占距永暑礁不足40海里的华阳礁。

李树文决定利用中方舰大的优势，制造威慑。他让驱逐舰抵近越南的扫雷舰，与之对峙。

他的想法是，不直接驱赶上礁的越南士兵，以免发生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威胁其舰艇来驱赶。他下命令，只要越军胆敢动武先打第一枪，就大炮小炮一起打，让其两艘舰船无任何还击和上报求援的机会，就葬身海底，“必须下这个决心，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晚上，在高强度威慑之下坚持了多个小时后，越方再也坚持不住，把礁上的士兵接下来，走了。

3·14海战

前方形势紧急，已经升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刘华清，也在后方紧锣密鼓地运筹。

2月12日晚，在应约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谈话时，他分析了中国在南沙的优势和劣势。赵紫阳同意他的分析，嘱咐他，对南沙斗争，需要加强哪方面的力量，尽快写个报告。

此后半个月，刘华清和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总参谋长迟浩田、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彬、继任的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政委李耀文等人多次开会，研究南沙斗争的方案部署。

在预想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筹划了“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后，一份有关南沙斗争部署的建议书，在刘华清的主导下定稿，并迅速呈报中央和军委主要负责人。

3月10日，该建议书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建议书认为，流血冲突可能很难避免，但这同时也是锻炼海军的机会。

3月14日，赤瓜礁海区战斗打响。

这场海战几乎是2月17日华阳礁冲突的继续，只是换了桥段：越军没有在对峙中撤退，并且向中方开了第一枪。

3月上旬来到南沙、与李树文进行了指挥权交接的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下令火力全开，击沉越舰。12分钟后，越舰沉没。

赤瓜礁海区战斗打响后，正在总参开会的刘华清很快收到报告。他立即命令总参作战部：“坚决打，凡是能占的岛礁都上去。”总参一位副总长请示，要不要向中央汇报，他大手一挥：“你们不要考虑那么多！有什么问题，我当面向赵紫阳汇报。”随后，他和洪学智一起，驱车赶往海军作战指挥室。

当刘华清和洪学智赶到海军大院时，这场共持续28分钟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前方请示要不要抓俘虏，刘华清下令‘抓！前方就抓了9名俘虏。”在作战室坐镇指挥的时任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次海战，中方击沉越方两艘武装运输船，重创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舰，俘虏越军9人，毙伤其人数不详，中方三艘参战护卫舰完好无损，仅有被越方第一枪打中的杨志亮受轻伤。

海战告捷，刘华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我心里，那种隐隐约约受制于人、受辱于人的感觉没有了，多少年来堵在心头的一口气也顺了。”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的“凡是能占的岛礁都上去”的愿望没有实现。“当时大现礁我们都占了，但后来又撤下来了。”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这一政策，让一些岛礁的控制权重回越军手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越南仅在1988年占领的岛礁，就有10个。

3·14海战后，李树文去301医院看望一位老领导。老领导说：“听说那几个礁既不能住人，也不能种庄稼，离我们又那么远，你占几个礁干什么！你占几个礁给国家带来多少麻烦哪。”

海军节和海军旗

刘华清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主持海军首长专题办公会议，通过了确立人民海军建军日和设计人民海军军旗的建议，上报中央军委。

1989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批准，确定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俗称“海军节”。

1992年9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旗。海军军旗旗面上半部为“八一”军旗样式；旗面下半部为横向蓝白相间条纹，象征大海和波浪。

海军军歌

1983年，刘华清亲自作词、著名音乐家吕远谱曲创作了《人民海军之歌》。

海军礼仪

根据《海军舰艇条令》规定，舰艇迎宾礼仪分为五级：

一级礼仪用于迎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执行一级礼仪时，舰艇悬挂满旗，全体舰员分区列队（俗称“站坡”），设军乐队和仪仗队。

二级礼仪用于迎送除一级礼仪所列者之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舰艇悬挂满旗，舰员分区列队，舰上设仪仗队；除不奏《国歌》、欢送乐曲外，与一级礼仪程序相同。

三级礼仪用于迎送大军区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艇悬挂“欢迎”信号旗组，舰上设仪仗队；除舰员不分区列队外，与二级礼仪程序相同。

四级礼仪用于迎送军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长、政委在舷梯口迎送首长。

五级礼仪用于迎送师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值日（军官担任时称值更官）在舷梯口迎送。

海战过后，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了嘉奖令。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让张连忠介绍了赤瓜礁海战的经过。

张连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刘华清在永署礁建立海洋观测站的强烈主张，以及军事部署和行动，就没有今天南沙的局面。如果实现刘华清的全部方案部署，南沙的形势会比今天更主动，更有利。

解决“腿短”问题

3·14赤瓜礁海区战斗，解决了中国在南沙的实际存在和军事管控问题。

海战之后半年，1988年8月，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成。观测站包括可以停靠5000吨级舰船的码头与航道，一块相当于20个篮球场大小的人造陆地，和一幢80多米长的两层主体楼房。

正如刘华清做建站动员时所说，这不是简单地建一个观测站的问题，而是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南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但中国海军要有效保卫这一主权和权益，还得解决海上制空权的问题。

飞机“腿短”，是中国经略南海的一个现实困境。赤瓜礁离最近的海南岛陆地机场，有900公里。而当时中国海军航空兵最先进的飞机，作战半径最多只有700海里。

改变这种局面的路径有三条：一、改进歼击机；二、研制加油机；三、缩短空中飞行距离。

3·14海战半个月后，刘华清召集多个部门，就航空装备如何适应南沙斗争需要进行专题研讨。会上形成了两套方案：一、对现役歼击机进行改装，延长其飞行半径和滞空时间；二、启动空中加油机工程。

1989年1月，中国新型歼击轰炸机“飞豹”首飞。其作战半径达到165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南沙。

同时，空中加油机工程启动，1994年11月投产。首款加油机由“轰6”改装而成，可以让歼击机的航程增加50%。中国从此结束了国产飞机不能空中加油的历史。

西沙机场的修建也迅速提上日程。

《海军司令刘华清》一书作者施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个提出西沙机场建设问题的是邓小平。1974年，他在中央军委西沙设防专题讨论会议上，提出了这一主张。巧合的是，同一年，刘华清在第一次考察西沙后，也向海军党委提出要搞西沙机场。

“邓小平要求把西沙、南沙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刘华清提出收复西沙后，一鼓作气收复南沙。他们都把西沙机场建设与经略南沙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是大战略家的眼光，看得很远。”施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3·14海战后，修建西沙机场成为共识。1991年5月，西沙机场验收通航，海军航空兵进驻。中国大陆与南沙之间的飞行距离，缩短了几百公里。

南沙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