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的证明——一个博物馆和一座城市

探索·发现

博物馆的基本展陈是一座博物馆的灵魂。“新首博”号称收藏了北京历史，它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一座城市的成长脚步？又会用什么样的文物来演示北京从原始居落向皇家都城演进的50万年的漫长历史呢？

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是“新首博”的基本展陈，是北京历史的起点（图1）。

（1）北京猿人头盖骨是“新首博”基本展陈的起点，北京猿人则是北京的最早居民

从那个遥远的洪荒年代开始，岁月在展线上划过了50万年。

展线的终点落在了一个老旧的话筒上——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对着这个话筒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 50万年太过久远了，今天的人们关心的是北京人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开垦了这片家园。

在“新首博”的基本展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隧道的起点，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咫尺之间，在这迄今2万年前的年代，恰恰是我们的祖先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

他们手持棍棒和简陋的石制工具，第一次告别世代居住的山洞，走出山林，小心翼翼地向开阔的冲积平原进发，来到河漫滩地，成了这里最早的居民。

那么，他们最早是到了哪儿呢？

知道中国商业第一街王府井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地下，有一座古人类遗址博物馆。

1996年，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施工现场，一个叫跃升阳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在地下12米的地方，发现了远古人类使用过的石片和燃烧过的灰迹。

随着抢救性发掘，人们在施工现场，找到了原始牛、斑鹿、鸵鸟化石和古人类活动遗迹。这些发现，为我们勾画出距今2万多年前，连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风景。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生活在现在北京城区位置的人——王府井人。

就是在这里，他们尝试着在这片河流冲击扇面的沙岛地带生活，萌发了最初的原始农业。可以说，是他们最早发现了如今人们称之为东方广场的这块宝地（图2）。

（2）图组:(2-1)“王府井人”最早发现了如今人们称之为东方广场的这块宝地并成为这里的主人;(2-2)出土的石器

正当考古学家面对王府井古人类遗址而欣喜若狂时，遗址中显示出的那一段3000多年没有人类活动的漫长时段却又把他们惊呆了。

在1万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王府井人突然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今天北京的永定河，由于它的上游修建了众多水库，现在只能称它是一条河的坟墓了。在北京众多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门头沟区的东胡林遗址，似乎能解开王府井人消失之迷。这里，地处永定河的上游清水河畔。

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王府井人，由于面临永定河的不断泛滥，迁居到这里。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推想。其实依山傍水的生存，是远古时期众多动物共同的生活习性。

在“新首博”的展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湖林出土的一位16岁少女脖子上戴的项链，它是用海滨岩螺制成（图3）。

（3）精美的项链显示了北京先民爱美的情怀和高超的工艺

如果上溯3万年，北京的东面确实是一片大海，只是海岸线距今天的北京到底有多远？目前尚未定论。

在考古学家的眼里，古人类是没有永久籍贯的，1万年前消失的王府井人的后代，也许就是东胡林的那位戴着项链的少女，也许是在北京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期的人们。

“新首博”城建展厅有一件文物，是距今近7000年前古人类用来保存火的火种罐，这是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王武钰，1984年10月19日在距王府井98公里的平谷韩庄乡上宅村发现的。

1985年初夏，为了寻找北京古人类生活的轨迹，上宅村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在侯仁之和俞伟超先生的支持下，发掘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恢复了当时的环境、地貌、植被，并对遗址进行了综合研究。发掘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共分8层，第8层距今约7500年。在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些已经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了。

毫无疑问，这里是一座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王武钰在这里整整工作了10年。

2007年夏天，王武钰再次来到当年的发掘地点。在他与熟悉的村民闲聊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位村民突然想起他在自己家的桃林里捡到的一样东西——打磨棒。这是当时人们用来分离谷壳的工具。纵观这块被人遗失了近7000年的打磨工具前后，我们可以大致连接起这样一条轨迹:从北京猿人开始的脚步，经过山顶洞人的时代，逐渐来到王府井人的河滩和东胡林人的活动营地，接着是上宅文化（图4）。

（4）图组:上宅遗址出土的文物:(4-1)陶罐;(4-2)打磨棒

随着时间的推进，北京地区的先民，在动荡和迁徙中一步步朝我们走来。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伟大的城市正在孕育中。

曾经困扰考古学家很多年的另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时候，北京这块土地上才出现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呢？

在“新首博”展线的显著位置，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克、克。

这两件青铜器所记载的燕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周。

在那个朝代快要结束时，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

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那个国家，在历史上被称为燕国。北京地区就是燕国属地，早在商代后期，太行山的东面就有燕和蓟两个方国。公元前1045年，西周战胜了商王朝以后，它的领土比原来大了许多倍。周王朝为有效地统治，把本族的势力分封到全国各地，代表国王实行统治。

据《史记·周本纪·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这里所说的北燕就是燕国。召公名，姬姓，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贵族，他也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图5）。

（5）燕召公

但司马迁的这一记述受到近代众多学者的怀疑，《燕、吴非周封国说》就认为: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险阻，跋涉极难。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

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当时周朝的国都在陕西，幽州地处偏远，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周朝重臣召公被封在燕的说法。

燕国最初的封地究竟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如果不是召公，那么又是谁被分配到那个地区去的呢？

这些问题决定着北京最早的建城时间，它曾长期困扰了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从汉代开始，燕国的始封地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谁能解开这个迷呢？

1958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北京琉璃河遗址，但始终没能确定这片遗址的年代。

今天的京广铁路琉璃河路段，每天有上百对列车穿行而过，在铁路的两旁，分布着琉璃店、董家林村等6个村庄。

在关注燕国始封地的人中间，有一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叫邹恒，他判断燕国的遗址有可能就在琉璃河一带。

在“新首博”的青铜圆展厅里，有一件青铜器叫伯矩鬲，它是在1973年从琉璃河发掘中出土的。

伯矩鬲上面的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一天，燕侯赏赐伯矩一些钱，伯矩用这些钱为死去的父亲做了这件宝物。

堇鼎是在同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它内壁上的26字铭文，记载了燕侯委派一个叫堇的人向召公氏奉献供物的故事（图6）。

（6）图组:(6-1)伯矩鬲及其铭文;(6-2)堇鼎及其铭文

然而，仅仅依照这两件出土的青铜器，依然无法判断这里就是燕国的始封地。即便是始封地，那么，这个始封地是什么时间被封的？被分封的人究竟是不是史记中所说的召公呢？

第一代燕侯究竟是谁？他的封地在哪里？

1986年秋天，从琉璃河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西周燕国墓地又发现了一座诸侯墓，从而打开了3000年前北京城建史的大门。

在这个墓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其中名为克、克的两件青铜器让所有的人欣喜若狂，在这两件青铜器盖内及口沿处有当年制作者浇铸的铭文,共44个字。

铭文的大意是:“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令你的儿子克做燕国的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的人民。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贵的器物。”

在周朝，太保专指召公，因此可以肯定，克就是召公的儿子。但是，铭文里的周王是指周武王吗？

究竟是周武王还是他的儿子成王，封了召公的大儿子克为燕侯，在考古学术界还存在一个小小的分歧。但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有了这44个字，就像得了一组开锁的密码，已经足够打开通往3000年前北京城建史的大门。

20世纪末，在对琉璃河西周遗址的发掘中，证实了城的东西长为829米，又新发现城的南北长为700米。这么小的城能是当年的都城吗？

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都城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第一要有一座城，第二这个城的城外，有和这个城同时期的国王或者侯的墓葬，这两个条件的相互印证，才能证明它是都城。

到今天为止，西周早期100多个诸侯国的都城，唯一能够确定位置的就是琉璃河，正因为如此，这个出土克、克的地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便无可争议地被确定为北京历史上最早出现城池的地方。

考古印证了邹恒的推测，关于燕国始封地近千年的激烈争论就此平息下来。

由于琉璃河遗址被确认为燕国的都城，北京建城的年代被推断为灭商之年的公元前1045年。

1995年，北京市政府正式认定:北京市建城3040年（图7）。

（7）图组:为最终断定北京建城初始时间提供重要依据的青铜器克、克及其铭文

?在“新首博”展线上的两件锈蚀斑斑的青铜器，见证了一个最初的小城诞生的瞬间，然而，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才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呢？

把这两件青铜器当作起点，沿“新首博”展线上的年代，向前推进1000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木头，它们显示这座城市已经长大了。

1974年6月8日，北京地质地形勘探处在丰台区大葆台村一带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地下有木头和木炭。

不久前，湖南长沙出土了马王堆汉墓，这里会不会也是一处古代墓穴呢？

勘探的结果，从地下发现了白膏泥和一枚汉代的5铢钱，而且还有一根桩木，木头上涂有漆。

他们判断这是一个大型的汉墓。

为弄清地下墓葬结构，他们特别邀请了3位经验丰富的探工。几个探孔打下去，发现墓已经被盗过。

由于发掘工程浩大，北京市政府向驻京部队求援，部队派来一个工兵连协助发掘。

神秘的大墓渐渐地显露出来，同时发现了一个年代久远的盗洞。

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墓葬外面显露出一大堆结构错综复杂的方木。

?就当人们面对大量的方木垒起的四面木墙茫然不知所措时，考古学家余杰在到大葆台发掘现场考察回去后，给参加发掘工作的人们写来了一封信。

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汉代大司马霍光死后，皇帝赐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黄肠题凑”一词。

依照余杰先生的提示，与发掘遗迹对照，方木墙与记载的题凑相一致。又经木材专家鉴定，这些木头就是柏木心。

毫无疑问，木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黄肠题凑（图8）。

（8）大葆台村汉代古墓的“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这种汉代的高级葬制，就这样在全国被第一次发现了。

西汉只有帝王和皇室成员，或地位极高的官员才有可能享受到如此安葬的待遇。那么，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根据墓中所出土的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5铢钱，漆器上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的雕刻记名和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很快人们就找到了答案，东侧一号墓的主人是死于公元前45年的汉广阳王刘建。

西侧二号墓为他的妻子之墓，这也符合西汉初期夫妻并穴合葬，而非同穴合葬的风俗。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西汉之后的文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的北京，已经不是1000年前的那个小城了，它的繁华使得当时西域商人在向东挺进的时候，所有的货物在这里有可能就已经交换完毕，也许这些商人始终没能看到东面的大海（图9）。

（9）汉代的北京已经成为一座繁华的重镇

我们有理由想象，北京这一地区，会不会就是当年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东端呢？

在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一件玻璃器皿，是北京地区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早的玻璃器物，它的名字叫料钵，与此同一时期的伊朗地区也有这样的玻璃器皿。

透过“新首博”的展线，人们可以看出，从西汉到盛唐，北京这座城市正处在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