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出土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研究现状及相关思考

时间：2024-05-20

摘要：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与青铜器一起出土的铜铁合制器物也很多，如铜柄铁剑、铜柄铁矛等，此外，纯铁器物也发现不少。这些铁器（即铜铁合制器、纯铁器）的发现相对于青铜器的出土数量来说较少，但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云南地区出土的铜铁合制器和纯铁器越来越多，与过去相比有了新的发展，例如在铁器的时代、种类、分布范围上都有了较大的研究空间，所以学界对云南铁器时代的关注也就更多了。

关键词：云南；先秦两汉；铁器

冶铁技术的诞生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认为，铁器的产生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更加坚固锐利的工具，是其他材质工具所无法替代的，这就使得开垦更多荒地、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成为可能。铁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整个社会经济因此迅速发展起来。随着铁器时代的降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随之而来，经济基础的变革促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地區拥有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研究文章不计其数，相比之下，学者们对铁器的研究就稍显薄弱。作为时代更替的重要组成部分，铁器亦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近年来，随着不断对云南地区进行考古发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资料呈现在大众面前，神秘的古滇国也不断被探索，并且有了巨大的进展和突破，但是人们对于云南地区铁器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尚处于相对懵懂阶段。综合目前有关云南地区出土秦汉时期铁器的研究性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器物的形式分析；第二，对出土铁器的时代分析；第三，对其来源问题的讨论。下面将对其进行一一回顾。

一、云南地区铁器的出土情况及其分型定式研究

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都会对出土器物进行分型定式，这样方便普通读者以及研究人员对发掘地区出土器物的时代、类型、质地等方面有一个初步认识，也有利于后续的深入研究。云南地区出土的铁器有两种，一种为铜铁合制器，另一种为纯铁器，随着时间推移铜铁合制器逐渐减少。目前云南地区出土铁器的发掘地点和数量有：澄江市金莲山墓地（84件）、江川县李家山墓地两次发掘（399件）、宜良纱帽山（5件）、石碑村两次发掘（60件）、金砂山古墓地（71件）、呈贡天子庙（8件）、安宁太极山古墓群（3件）、石寨山古墓群（179件）、嵩明凤凰窝古墓群（13件）、昆明市羊甫头墓地（318件）、东川县普车河墓地（3件）、曲靖市八塔台墓地（61件）、曲靖市横大路墓地（4件）、曲靖市潇湘平坡墓地（20件）、大理大展屯2号墓（7件）、剑川鳌风山墓地（1件）、祥云检村石棺墓（2件）、宾川红土坡石棺墓（1件）、夕照寺土坑墓（2件）、宾川古底石棺墓（2件）、大理海东龟山（1件）、大理金梭岛（1件）、宁蒗县大兴镇古墓（1件）、永胜金棺龙潭墓地（8件）、昌宁坟岭岗墓地（3件）、水富张滩古墓群试掘和正式发掘（8件）、水富楼坝崖墓（12件）、昭通象鼻岭崖墓（7件）、昭通白泥井东汉墓（2件）、昭通鸡窝院子汉墓（1件）、会泽水城（2件）、昭通得马寨崖墓（1件）、个旧黑马井墓地（1件）、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9件）。这些铁器的年代为先秦至两汉时期，几乎所有的发掘报告中都对它们进行了分型定式，其中一部分铜铁合制器与铜器的器型相似，所以分型定式时有些报告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划分。撰写报告者掌握一手资料，他们对器物类型的认识可能比后续研究者有更加直观的体会，这也对后期研究中产生的铁器本地制造说带来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合各地发现的铁器资料来看，早期铁器以铜铁合制器为主，而铜铁合制器中又以铜柄铁剑为大宗。器物的分型定式，只有基于器物一定的量才更具有说服力。其实，对铜柄铁刃剑加以分析，更能反映出一些实质性问题。张增祺在《云南的早期铁器》《云南古代铁的冶炼工艺及铁器制作技术》两篇文章中将铜柄铁剑分为A、B、C、D、E五大类（见图），通过对不同类型器物的制作工艺分析，得出其发展序列为自成发展序列的结论，其中A、C型时代较早，B、D型较晚，E型最晚，且铜柄铁剑的器型来源于当地青铜剑的原型。这是对云南地区所出铜铁合制器的首次整体分型定式，所得结论被广泛认可。

二、对于云南地区出土铁器最早使用年代的分析

对于云南地区最早使用铁器的时代问题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是在西汉时期开始使用铁器；另一种认为是在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使用。针对第一种观点，考古界目前公认中国最早使用铁器的时间应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而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人力、物力自然是无法与中原地区相比，文化传播滞后性的特点在此被放大，从而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但随着云南地区考古材料的逐步增多，这一观点开始被打破。曾在江川李家山墓地中第21号墓发现铜柄铁剑1件，通过对其伴生的青铜器木柄进行C-14测定，最终确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初。换言之，即春秋末战国初云南地区已经出现铁器。这一数据的提出，无疑对云南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定论做出了彻底的颠覆。此时一些学者觉得这个数据比较孤立，测年的准确性有待商议。然而，除此之外在丽江市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中的M5曾出土1件铜柄铁刀，对其伴生的青铜剑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该墓葬年代早于西汉时期。通过上述墓葬中出土早于西汉时期的铜柄铁刀分析，可以认为云南地区最早使用铁器的时代应在春秋末战国初。白云翔综合分析各类研究资料，得出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一带在战国晚期前后开始制作和使用铁器。

上述材料分析其实各有千秋，持西汉时期观点的学者对于中原地区的实力分析过于夸大，有违客观事实判断，不过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一个测年数据太过单薄，其真实可靠性值得商榷，但是不同意客观事实的存在也是不妥当的。张增祺根据器物类型对滇西地区的时代划分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根据这些主观判断得出结论也稍显不足。笔者认为，出现这个分歧归根究底还应该讨论铁器的来源问题。原因在于如果是外地输入铁器，这样最早使用铁器的时代争论就没有讨论本土制造进入铁器时代来得重要了。

三、云南地区出土铁器的来源问题

目前对此问题存在三种观点：1.本土制造；2.外来传入；3.原料外来，本地加工。

汪宁生和张增祺是持本地制造观点的云南学者代表，他们通过器物类型分析，认为铜铁合制器大部分是由滇式青铜器转变而来的。张增祺还认为，云贵川相距甚近，不排除会有部分铁器传入。林声也认为这些铜铁合制器明显是模仿当地青铜器制造的，认为云南地区当时已经拥有自己的制铁工艺。

1935年，冯汉骥提出汶川县石棺墓中发现的铜柄铁剑与云南地区出土的器物相似，同时指出西汉时期“滇族尚未掌握冶铁技术”，从而得出云南早期铁器来源于四川。李家瑞据古文献提出，石寨山出土铁器均来自四川，东汉时期才能本土制造。除了四川输入的主流观点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里番文化”的传入或者是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类型。

另外一些学者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提出了早期（战国—西汉）为外来输入铁刃原料，而西汉中期及之后则为本地制造的观点。童恩正认为，西汉时期云南地区未掌握冶铁技术，只掌握制作技术。因制作较冶铸而言相对简单，所以当时可以利用一些废料制出铁刃，但是鐵銎就很难完成了，因此就用铜柄、铜銎来代替。他还引用民族学调查资料，即不会冶炼只会锻造亦可生产铁器的情况来佐证其观点，并提出四川地区只提供原料，而加工者是滇族。蔡葵赞同此观点，将石寨山出土的铜铁合制器研究分为两大类，铜銎铁矛、铜銎铁斧等器物与当地青铜器形制相同，应为本地制作而成。铜柄铁剑与当地青铜器略有不同，剑身长度和格都有些许变化，但这都是一种工匠为了讨好贵族而进行的繁文缛节的加工，所以也应为当地制作。但是，其铁刃来源值得思考，因为这些铁刃是材质很好的钢材，而且云南地区没有发现汉代及之前的冶炼遗址，而汉初成都平原西南的临邛成为西南的冶铁基地，从而可以推断出晚期滇文化的钢铁原料来源于临邛。宋治民也认为西南地区发现时代较早的铁器，上限不过战国，下限可至西汉。这些铁器大多为小件器物，数量稀少，可能也恰巧说明是外来品，在西汉中期以后西南本土对于铁的冶铸和制造业完全成型。

就以上三种观点来看，其论理、论据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所以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笔者更加赞同本土制造观点。根据对器物的观察，铜铁合制器确实和青铜器有相似之处，在石寨山早期发掘的一些报告中，还将铜铁合制器归为铜器一类。蒋志龙在《金莲山墓地研究》中对于铜柄铁剑的分型定式，也是按照青铜剑的分型定式进行归类分析的，所以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至于产生分歧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对于铁器的冶炼铸造技术相混淆从而产生了对于时间上的划分分歧，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够将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以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根据此次对前人研究资料的整理不难发现，对于云南地区出土铁器的时代分析，大部分学者都在关注最早使用铁器的时代，但是忽略了何时进入铁器时代的问题，而且大部分研究关注点仍然是墓葬中出土的铁器，聚落遗址出土的铁器研究则较为少见。李晓岑教授通过科技手段对云南铁器进行研究分析，对于铁器的制作技术有了新的认识，并开始关注遗址中出土的铁器，通过对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铁器进行制作技术分析，并结合测年数据得出人工铁器出现的时间上限不过春秋，下限则至战国。这一例证对于云南地区最早使用铁器的时代算是一个标志性说明，但其测年数据仍然存在问题，文章中提到其上限可至商代，经过综合分析，才舍弃上限数据。存在此类问题应该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其测试数据依然可作为以后研究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云南地区考古发掘了较多遗址，遗址中所发现的铁制品不在少数，且比墓葬中的铁器更加贴近于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遗址发掘有清晰的地层和时代序列，对于云南铁器时代到来的研究工作可能更加具有说服力。当然，这也可能和新的发掘资料未能及时公布有关，为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期待更多新的考古学资料出现，为中原一体化研究阐释添砖加瓦。

产生上述争论的原因，归根究底是因为产地不清晰。由于没有找到同时期的冶铸遗址，一直无法对本土生产还是进口舶来得出结论，此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找到证明云南铁器时代上限的确凿证据，希望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区冶炼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根据过往在云南地区开展调查及发掘工作来看，笔者偏向于早期铁器本土制作的观点，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而且部分矿藏埋藏很浅显，古滇人有着精湛的铸铜技术，这些都有可能催生冶铁铸造业的硬性条件。随着发掘和调查的不断开展，一定会出现更多有用的信息来佐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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