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钱式与锡母

张军和

关于北宋钱式（又称钱样、式样、式）的用途，根据宋史的记载，主要是用来铸造夹锡钱、铜钱和铁钱。

在宋代制钱体系中，因用途不同，主要有五大类型：上省样钱（呈送皇帝钦定的木、牙雕刻样钱）、颁铸样钱（上省样钱铸造，又称部颁样钱，由皇帝钦定）、祖钱（依照颁铸样钱雕刻）、母钱（祖钱铸造）和子钱（母钱铸造）。但是，对于钱式和锡母，长期以来在铸钱问题上，泉界对其褒贬不一，并未取得广泛共识，对于收藏爱好者来说亦是无所适从。笔者欲通过史料记载并结合实物的具体特征和相关数据，尝试拼接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以更好地了解北宋钱式（包括锡母）的用途。

—、北宋史料中的钱式

《南宋钱样考》一文中载：“‘样，古代释为‘法或‘式样。所谓‘钱样，就是钱法、钱的式样，所以也称‘钱式。唐宋以来用于铸新钱的模型。”《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食货下二“钱币”条（以下简称《宋史·钱币》）中多处见有钱式的记载，另见一处为南宋章知愚《山堂考索》的记载，现分别摘录如下：1.“淳化二年……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2.“会蔡京当政，将以利惑人主，託假绍述，肆为纷更。有许天启者，京之党也，时为陕西转运副使，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3.“崇宁四年立钱纲验样法……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4.“时蔡京复相……乔年铸乌背漉铜样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5.“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既而当十钱少，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6.“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既而河東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7.“（政和）二年，蔡京复得政……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8.“大观二年宋乔年言诸路钱监现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令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五文足，漉铜样五文足”。

二、钱式在宋徽宗朝的职能

在《宋史·钱币》记载的钱式内容中，其中一条具有代表性，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钱式在北宋时期特别是宋徽宗年间，不但承担着铸铜钱、铁钱的作用，而且增加了铸夹锡钱的职能。由于蔡京几次复相当政，致使夹锡钱在全国各地（路）比价不一、乱象丛生，对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从其首任宰相的崇宁初期，仅用锡母“诏铸于陕西”造夹锡钱，到大观元年（1107）又添加了钱式，即用钱式及锡母两种不同材质的钱币铸造夹锡钱，并推广到“诸钱监”，最终使宋徽宗朝的钱法一步步走向“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的境地。

在《宋史·钱币》记载的“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这些内容中，引申出了诸多的重要信息，值得分析。

1.“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中的“之路”，即铸钱院的这个路，“诸路”或“诸钱监”都是当时朝廷等惯用的称呼。这里意味着降钱式及锡母到有“铸钱院”的这个路，用钱式和锡母来铸造夹锡钱，而不是诸路的“诸钱监”。

2.关于新建铸钱场所为何不用旧称“钱监”称呼，可从相关史料中考证。宋徽宗朝在全国其他路间设有铸钱院，如“大观三年英连六州置铸钱院”，以及《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三之三五记载的“宣和三年四月十四日……宣教郎、监信州铅山铸钱院……”等内容，从字面理解，此时全国各地新建的铸钱场所均称为“铸钱院”。这些新建的铸钱场所为何不用“钱监”名称，却谓之“铸钱院”，很是耐人寻味。有迹象表明，这与锡母及所铸夹锡钱有着直接关系，锡母在“铸钱院”铸夹锡钱，这三个新名词糅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创的铸钱体系，这种新的铸钱机构有别于“诸钱监”的钱式铸造“铜、铁钱”的传统铸钱机构，因此称为“铸钱院”。

3.若要进一步说明“……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的另外一层含义，不妨先看这句话的前面部分——“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由于锡母铸夹锡钱起初仅“诏铸于陕西”的“铸钱院”，并未在其他铸钱院和钱监推广，钱式自然还没有参与铸造夹锡钱，只是从大观元年（1107）之后，不单有锡母铸造夹锡钱，又有钱式参与进来共同铸造夹锡钱。不仅如此，到“（政和）二年，蔡京复得政 ……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即以政和钱式颁发。此外，《宋史·钱币》中有宋徽宗崇宁年间钱式铸铜钱、铁钱的记载：“……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这里用的“陕西式”，即钱式；“限今岁铸三十万缗”显然说的是用钱式铸铜钱三十万缗，因为紧跟其后的便是“铁钱二百万缗”。这两句话中间没有间隔，也不是摘要，更没有其他内容，可谓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对于钱式与锡母这两个词汇，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其中的用途很容易产生误解，因此不能只看锡母二字带有“母”字便认定锡母是母钱，而钱式没有“母”字便不是铸钱的模具。现代词汇中的“模范”“模样”等褒义词，均是由春秋战国乃至西周时期铸造钱币所使用的“模”“范”“样”等字组成，“模”“范”“样”等都不带“母”字，总不能由此也否认它们铸钱的职能。钱式铸钱的时间源远流长，一直到清代仍然在铸造钱币，只是名称有了变化。

在上述《宋史·钱币》的几处记载中，不仅有钱式铸钱的内容，同时在“……铸钱院专用鼓铸”一句里也能够看到另外的信息，同样值得关注，即此处“专用”一词的说法，是一个笔误。

下面对“专用”一词进行探讨和分析。

从“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中可以看到，钱式及锡母是“铸钱院专用鼓铸”夹锡钱的母钱。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此时“诸钱监”该用何物铸造钱币？如果仅用锡母铸夹锡钱，这是正常的事情，因为已经有过“诏铸于陕西”“专用”的先例， 所以不足为奇。而现在把钱式拿来也“专用”铸夹锡钱是说不通的，因为这样钱监无母钱可用，也就无钱可铸了。毕竟此时的钱式与锡母属于“铸钱院专用鼓铸”的母钱，与“诸钱监”不发生任何关系，这是“铸钱院”的专属权力，或者说“诸钱监”无权用此铸造钱币。钱式及锡母是“铸钱院专用鼓铸”，所涉及的是“诸钱监”的母钱，“铸钱院”相对应的是“钱监”，钱式和锡母为“铸钱院专用”，意味着“诸钱监”行使的并非“铸钱院专用”的母钱。假如“钱监”使用的也是钱式和锡母铸钱，“铸钱院”便失去了钱式和锡母“专用”的意义，也就没有“专用”可言。这里的大观元年“专用”说法，本应是放在崇宁年间“诏铸于陕西”的锡母、夹锡钱、“铸钱院”身上，原因是当初它们确实是“专用”过了，因此“专用”二字放在崇宁年间“诏铸于陕西”的锡母这里，非常合适，可谓恰到好处。但不知何故，“专用”二字放错地方，误用在钱式身上了。因而“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的“专用”二字，也就没有了“专用”可言及其意义。至此可以说明，这里的“专用”说法是一处误笔，即使只是短期内的“专用”概率，这样的情况也不该发生，因为金融机构关系着北宋国家及人民的经济命脉。

另外，关于钱式和锡母在铸铜钱、夹锡钱的前后演变过程，在《宋史·钱币》的记载中也可见一斑。锡母铸夹锡钱是在“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的“铸钱院”，蔡京罢相后，停铸。五年后的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重复制夹锡钱，不仅用锡母铸造，还添加钱式进来，即“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夹锡钱。随后蔡京又罢相，罢铸。政和二年（1112），蔡京第三次拜相，“……且命諸路以铜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铸焉”。蔡京几次复相后“重理旧业”，不但用锡母铸夹锡钱，“铜钱监”的钱式也要用来铸夹锡钱，并推广到其他“钱监”。但随着蔡京几度“复相”“罢相”，钱式、锡母铸夹锡钱的监、院几次复置，又几次“所在监、院皆废”。由此看到，锡母、夹锡钱、“铸钱院”及“铜监”、钱式铸夹锡钱的命运，如同蔡京的政治命运一样，在宋徽宗朝由兴起到衰亡，几度沉浮，从崇宁、大观、政和断断续续十几个春秋，最终退出铸钱舞台，结束了钱式及锡母短暂铸造夹锡钱的历程。至此，综合对《南宋钱样考》和《宋史·钱币》的解读，归纳为以下要点：初期，锡母为“铸钱院”“专用”铸造夹锡钱的母钱，后来夹锡钱却推广到了“诸钱监”，由钱式和锡母共同来铸造。钱式的职能之一是来铸造钱币。在《宋史·钱币》的记载中，也有误记的地方，使后人误读近千年之久。

三、锡母硬度与钱式相比，不适合北宋巨额钱币的铸造

2000年第11期《收藏》杂志曾刊载一枚北宋圣宋元宝折二锡母（图1），并附有编者按。文章介绍：“作者经扫描电镜+EDAＸ—91000Ⅹ射线能谱仪分析，其含锡量为95.11%。北宋锡母存世极为罕见，多年来只见记载，不见实物，甚至连拓片、照片也难得一见。究其原因，主要是锡母的硬度低，耐磨性不强，容易损伤。特别是在翻铸子钱时，使用次数过多就会使其变形或受损，一旦变形便需回炉重新制作新的锡母。如此循环作业，又不能作普通钱流通使用，所以留下的锡母极少。”文中对锡母其他剩余元素没有说明，估计是伴生物铁等杂质。该作者描述的锡母硬度低等天生不足之处，在北宋每年铸钱的天文数字面前，难以承担如此艰巨的重任，尤其是在与钱式铸钱次数的对比中，也能看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古代钱币的铸造是国家经济行为，其成本是首要问题。母钱使用的时间长短，即材质的硬度、耐磨性是关系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以锡青铜与锡金属在“模”“样”铸造次数上的对比作为切入点，根据资料显示，与北宋钱币含锡量6%—10%相似的青铜牌号是zQsn6-6-3，硬度为HB60。作为“模”“样”，其使用次数在20—30万次左右，这是在现代机械造型条件下的理论数据，但一般认为，在手工造型的情况下，参考六种材料的“模”“样”使用次数，大体是机械造型的1/10左右，铜合金模型实际使用的参考次数大致在10万次左右。锡的硬度很低，只有HB5，不及青铜硬度的1/10，所以，锡金属模样铸造的参考次数为1万次左右。我国盛唐时年铸钱3亿多枚，北宋时达近百亿枚之巨。根据北宋年间的铸钱数据，如果用钱式铸造钱币，每年用掉近10万枚，锡母却要损耗100多万枚。

在钱式与锡母铸钱能力的衡量对比中，这两个数据很是直观、简单明了。假如由单一的锡母铸造如此浩瀚的钱币，不免会让人们产生质疑。锡母铸钱与钱式相比，不但效率低下，难以承受巨额钱币的铸造，而且因其软弱造成的磨损，使之周而复始地销毁、复铸所产生的浪费，劳民伤财，这在北宋各个王朝中，尤其在贫弱时期是不可想象、不能允许的。同时，宋徽宗朝处于严重的“钱荒”时期，又是北宋铸钱的另一高峰，这两点也足以支持钱式铸铜钱的存在，并符合钱式多、快、好、省的铸造特征。由此推测，锡母的用途不适合扩大、推广，应在某个范围内或某种特殊场合中使用，如“铸钱院专用鼓铸”等特定场所。所以，只有钱式才能对提高产量、节约成本、解决“钱荒”问题有一个质的飞跃，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锡母使用面窄、铸造时间短，无法与钱式相提并论。这是锡母稀罕的主要原因，而易磨损引起的循环复铸则是次要因素。

从以上锡母的软弱、其与钱式在铸造上的差距以及《宋史·钱币》中对锡母使用的限制记载等众多信息中，都已明确指向，在北宋乃至宋徽宗朝的主要时期，“钱监”是在用钱式铸造铜钱（包括铁钱），其数量之庞大，足以支撑起北宋铸钱体系。钱式除铸造钱币外，还有一个职能是来校点钱币，或称校点样钱。前述《收藏》杂志文章说：“南宋铸钱司用钱样校点新钱。罗大经《鹤玉露》卷九记载：凡是被民间呼之为‘悭钱‘粗怯不如法的钱，都必须退换。如果数量多，还要申报所属钱监，以示批评。南宋政府还通过钱样来规范铸钱质量，实现对流通货币统一管理的目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规定：钱监的‘上供钱，‘并依元样，同时经州差官检看，‘方得起发，还要从中抽出一贯样钱申送给尚书省备查。这些样钱，其实是各钱监存尚书省以备校点‘上供钱质量的样钱。”该文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有相关介绍：“宋代的样钱，就其用途而言一般分为三类……第三类是各路转运提点铸钱司选出部分新铸钱币，留作日后校点之用的‘校点样钱。”

四、宋徽宗朝钱式举例

笔者在这里先引用并求证两个数据，即北宋钱币铸造收缩率和宋徽宗朝的钱币打磨率。“北宋铸钱铜、铅、锡含量比例有严格的规定，政府明令，铸铜钱每贯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现在研究表明，北宋铜钱铜含量在62%—68%之间，铅含量在22%—29%之间，锡含量在7%—12%之间”；另外一个检测结果与之几乎相同——“铜含量在62%—68%之间、铅含量在22%—28%之间，锡含量在6%—10%之间”。上述两组数据表明，北宋铸铜钱用料比例是稳定的，因此，钱币铸造的收缩率同样是稳定的。有研究结果表明，锡青铜铸造收缩率在1.2%—1.4%之间，这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为模样设计制作者提供的数据。另外，宋徽宗朝钱币铸造精致，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正因为铸钱工艺实现了质的飞跃，打磨的标准化程度自然也就规范起来，使得这一时期钱式铸造的钱币尺寸基本是一种传承关系。由此，经过反复核实，笔者确认宋徽宗朝钱币的打磨率在1.11%—1.23%之间（检测对象为该时期钱币），加上铸造收缩率为1.2%，因此其钱币收缩打磨率在2.31%—2.34%。“率”是一个比值，在没有其他方法检测钱式与子钱的尺寸关系之前，收缩打磨率应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选择。同时也要看到，在繁杂的钱币版别尺寸中，收缩打磨率并不能一劳永逸。由于钱币的铸造及打磨并不能保障全部规范，以及埋在地下的锈蚀状况又不尽相同，因此用收缩打磨率进行核算时，对于上述情况需认真对待，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同时，子钱穿孔在小于同版别钱式穿孔的前提下，不能只因为穿孔存在铸造上的毛病无法核算，而就此否认其与钱式之间的母子关系。

2005年第3期《中国钱币》刊登了《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年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文中介绍一枚政和通宝钱式和同版别的子钱：“‘政和通宝，直径25.6毫米，穿宽6毫米，厚1.5毫米，重3.85克。此品铜质精良微发金黄色，字深0.6毫米，地平整，笔画精到，起收笔处渐入渐收，锋毫尚存，通体经打磨。符合钱式标准，是钱式无疑。与同版别美制品直径25毫米、重3.5克相比，优劣立见（图2）。”用收缩打磨率核算政和通宝钱式直径25.6毫米，看与子钱直径是否吻合：

25.6×2.31%=0.59（子钱收缩量）

25.6-0.59=25.01（子钱直径）

核算数据与实物子钱尺寸的误差：25.01-25=0.01毫米，非常吻合，证实经目测的钱式无误，两者是母子关系（没有子钱的穿孔尺寸）。

2013年第4期《安徽钱币》介绍一枚宣和通宝小平“楷宣”广穿钱式，直径25.2毫米，穿孔6.8毫米，厚1.66毫米；子钱直径24.6毫米，穿孔6.66毫米，厚1.3毫米。

用收缩打磨率核算钱式直径，看与子钱直径是否吻合：

25.2×2.31%=0.58（子钱收缩量）

25.2-0.58=24.62（子钱直径）

核算数据与实物子钱尺寸的误差：24.62-24.6=0.02毫米，非常吻合，证实两者直径为母子关系。

再核算穿孔尺寸：

6.8×2.31%=0.16（子钱穿孔收缩量）

6.8-0.16=6.64（子钱穿孔直径）

核算数据与实物穿孔的误差：6.66-6.64=0.02毫米，非常吻合。两枚钱币的直径和穿孔尺寸是母子关系，再结合铸造特点，证实是枚钱式（图3）。

通过对两枚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式的核算，证实收缩率是科学的、收缩打磨率是准确的，是可以信赖的数据。

下面再介绍崇宁通宝折十钱式（三枚美制、一枚遒劲），这四枚钱式的共同特征为铸造精致，笔画纤细挺拔、深峻，地张平整，穿口规矩。比同版子钱直径大，且厚重，外轮较宽，穿孔较大。从它们的隽美中依然能够看到祖钱起笔收笔、高低落差、延伸到位的影子，从中透露出钱式独特的精致外觀。

1.崇宁通宝美制版钱式，直径34.8—34.9毫米，厚2.7毫米，穿孔8.3—8.5毫米，重10.6克。子钱直径约34.12毫米，厚2.4毫米，穿8.3毫米，重9.87克（图4）。

核算直径尺寸：

34.9×2.31%=0.81（子钱收缩量）

34.9-0.81=34.09（子钱尺寸）

与子钱实物直径相差为34.12-34.09=0.03毫米，误差极小，非常吻合，证实是母子尺寸关系。

核算穿孔尺寸：

8.5×2.31%=0.19.6（子钱穿孔收缩量）

8.5-0.196=8.3（子钱穿孔尺寸）

与子钱实物穿孔相差为8.3-8.3=0毫米，误差为零，丝毫不差。

两枚钱币的直径和穿孔均相互吻合，为母子尺寸关系，再结合铸造特点，证实崇宁通宝美制版大钱是一枚钱式。

2.崇宁通宝美制版钱式，直径35—35.1毫米，厚2.9毫米，穿孔8.3毫米，重12.5克。子钱直径34—34.28毫米，厚2.6毫米，穿孔约8.1毫米，重9.54克（图5）。

核算直径尺寸：

35.1×2.31%=0.81（子钱收缩量）

35.1-0.81=34.29（子钱直径）

与子钱实物直径相差：34.29-34.28=0.01毫米，几乎丝毫不差，证实是母子尺寸关系。

核算穿孔尺寸：

8.3×2.31%=0.19（子钱穿孔收缩量）

8.3-0.19=8.11（子钱穿孔尺寸）

与实物子钱穿孔相差：8.11-8.1=0.01毫米，几乎丝毫不差。

两枚钱币的直径和穿孔尺寸均相互吻合，为母子尺寸关系，再结合铸造特征，证实崇宁通宝美制版大钱是一枚钱式。

3.崇宁通宝美制版钱式，直径34.9—35毫米，穿孔8.1—8.24毫米，厚2.8毫米，重10.3克。子钱直经34.1—34.2毫米，穿孔7.9—8毫米，厚2.5毫米，重9.87克（图6）。

核算直径尺寸：

35×2.31%=0.81 （子钱收缩量）

35-0.81=34.19（子钱直径）

与子钱实物直径相差：34.2-34.19=0.01毫米，误差仅有0.01毫米。两者为母子尺寸关系。

核算穿孔尺寸：

8.24×2.31%=0.19（子钱穿孔收缩量）

8.24-0.19=8.05（子钱穿孔尺寸）

与子钱实物穿孔相差：8.05-8=0.05毫米，结果相差极小。两枚钱币的直径和穿孔尺寸均相互吻合，是母子尺寸关系，再结合铸造特征，此崇宁通宝美制版大钱为钱式。

4.崇宁通宝遒劲版钱式，直径34.4—34.8毫米，穿孔约8.66毫米，厚2.9毫米，重11.5克。子钱直径33.9—34.1毫米，穿孔约8.46毫米，厚2.1毫米，重10.72克（图7）。

核算直径尺寸：

34.8×2.31%=0.8（子钱收缩量）

34.8-0.8=34（子钱直径）

与子钱实物直径相差：34.1-34=0.1毫米，核算结果在子钱直径尺寸范围之内，比较吻合，两枚钱币直径尺寸为母子尺寸关系。

核算穿孔：

8.66×2.31%=0.2（子钱穿孔收缩量）

8.66-0.2=8.46（子钱穿孔尺寸）

与子钱实物穿孔相差：8.46-8.46=0毫米，丝毫不差。两枚钱币的直径和穿孔尺寸均互相吻合，为母子尺寸关系，再结合铸造特征，此枚崇宁通宝遒劲版大钱是枚钱式。

这枚钱式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在钱币的正、背面及围绕着外轮的根部都有环状的沟槽，长短不一，尤其是钱幣正面沟槽长达半个钱币左右。其形成原因是祖钱在雕刻时过于深刻，在钱式中遗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在北宋式样上极为罕见，乃至鲜有耳闻。这种沟槽亦是这枚遒劲版钱式的另一看点。

五、结语

北宋钱币博广深远，笔者通过对几枚宋徽宗朝钱式的介绍，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对古钱币的研究，需要对史料的了解，必要时应与实物相结合，以避免偏听偏信，对误记产生误读现象，甚至疏忽史料中的漏记。同时，通过史料还可以了解另外的信息，如文章介绍的九处“钱式”中，除第一处与宋太宗的“淳化”“御书钱样”有关外，其他八处都出现在宋徽宗朝，而且锡母在“铸钱院”铸夹锡钱的创制也出现在宋徽宗时期，尤为异常的是，这些均与蔡京有着密切关系（虽说有些未提及蔡京的名字）。

上述几个奇特巧合的现象，很是耐人寻味。希望钱币爱好者有所兴趣并进行探讨，其中或隐藏着“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等鲜为人知的内情，期盼将来能够厘清，以更好地造福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