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魏家庄墓地出土汉镜研究

杨爽爽 李勇

摘要：济南魏家庄墓地共发现汉代墓葬95座，出土了一批保存较为完好的汉代铜镜。这批铜镜的年代以西汉中晚期为主，数量、种类较多，演变脉络清晰，从连弧纹镜、星云纹镜逐渐转变为四乳四螭纹镜。铜镜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却未因时而变，始终保持固定位置。铜镜随葬呈现出的“动态”与“静态”并存现象，证明铜镜的背部纹饰不断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其在墓葬中的功能却始终较为稳定。

关键词：汉墓；铜镜；类型学；摆放位置

济南魏家庄墓地位于济南市市中区魏家庄街道，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此共计发掘了95座汉代墓葬，其中出土铜镜墓葬共有51座，随葬铜镜53面[1]。本文以类型学方法，讨论魏家庄墓地随葬镜类的演变，探索铜镜随葬遵循的原则，并总结汉代中小型墓葬随葬铜镜的特点。

一、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铜镜类型学研究

济南魏家庄汉代墓葬共出土铜镜53面，其中纹饰已锈蚀不清、无法作为类型学分析材料的有4面，因此对剩余的49面铜镜进行类型学分析。

（一）类型学分析

根据镜背纹饰和布局的差异，分为八类：

甲类：圈带蟠虺纹镜类

1面，标本为M47：1。三弦钮，钮外有一周凹圈带，圈带外为主要纹饰区，由主纹和地纹组成，主纹为四组变形蟠虺纹，地纹则为圆涡纹。向外为一周内向十六连弧纹，宽素卷缘，直径为12.1厘米。

乙类：草叶纹镜类

4面。圆钮，柿蒂纹钮座，座外凹弦纹方格与凸弦纹方格之间为铭文带，座外每侧正中各有一乳丁，左右为草叶纹，四角为双枝状花叶纹，花叶纹顶端与乳丁上方均为桃形花苞。

根据草叶纹、铭文和直径变化分为二式：

I式：日有熹对称连叠草叶纹镜

2面，标本为M111：6和M167：4。该式镜皆为连叠草叶纹，铭文均以“日有熹”为首句。M111：6铭文为“日有熹，宜酒食。长富贵，乐毋事”，M167：4为“日有熹，长富贵。□君喜，乐毋事”。两枚铜镜的直径分别为15.8厘米、18.2厘米。

II式：日光对称单层草叶纹镜

2面，标本为M105：6和M126：5。该式镜皆为单层草叶纹，铭文内容均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两枚铜镜的直径分别为13.6厘米、13厘米。

丙类：星云纹镜类

12面，多连峰钮。圆钮座，座外均匀分布短线纹，外为内向十六连弧纹圈带。主区居于两凸弦纹间，4枚大乳丁分为四区，内分布小乳丁，每区小乳丁各有5、7、8枚。

根据星云纹镜直径的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直径在7—8厘米之间，主纹区大乳丁皆为圆座，四区内小乳丁均为5枚。这类铜镜共有3面，出土于土坑竖穴单棺墓，标本为M87：1、M131：1、M153：7。

B型：直径在9—11厘米之间，主纹区除M161：1为圆座大乳丁外，其余均为并蒂联珠座大乳丁，小乳丁有7、8枚两种。该型铜镜数量最多，共有7面，出土于土坑竖穴单棺墓，标本为M34：6、M35：5、M83：6、M131：10、M158：6、M161：1、M163：7。

C型：直径在13—16厘米之间，主纹区大乳丁为并蒂联珠座，小乳丁为8枚。共2面，位于土坑竖穴一棺一椁墓中，标本为M85：5、M110：6。从镜背乳丁上来看，星云纹镜的尺寸大小与镜背主纹区元素的复杂程度成正比，尺寸越大，主区包含的乳丁数目越多。

上述三种类型的星云纹镜应为并存的三种风格。

丁类：连弧铭带镜类

18面，大多为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有内向八连弧纹，两组凸弦纹和短斜线圈带之间为铭文带，皆是素缘，分宽、窄两种。根据铭文内容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日光连弧铭带镜

铭文内容包括“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月心，勿夫毋忘”“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共13面。

根据镜缘宽窄分为两个亚型：

Aa型：窄素缘

以直径差别为标准，分为二式：

I式：直径在6.5—8厘米之间，7面，标本有M65：8、M129：4、M143：6、M142：16、M160：1、M137：3、M157：1。

II式：直径为10厘米，仅1面，标本为M125：3。

Ab型：宽素缘

直径均小于10厘米，标本为M155：4、M84：4、M156：11、M42：1、M82：1。

B型：昭明连弧铭带镜

内容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镜缘均为素宽平缘，共4面。根据直径的差别可分为二式。

I式：直径在13厘米以下，标本为M92：1、M140：6、M164：9。

II式：直径为16.4厘米，仅1面，标本为M91：1。

C型：日有熹连弧铭带镜

仅1面，标本为M120：6。圆钮，座外为一周圈带，外附有内向十六连弧纹。向外为铭文圈带，内容为“日日有熹，月有富，乐毋有事，宜酒食，□□□□□□面一”，宽素缘，直径11.8厘米。

5.戊类：日光圈带铭文镜类

5面，圆形，圆钮，钮外一周窄凸面圈带，两周凸弦纹圈带间为铭文带，字体简化，每字间隔一类似涡纹符号，素缘。除1面外，其余直径均在7厘米以下，铭文内容与丁类A型大致相似，可能是丁类Aa型的一种变形。标本有M56：1、M97：6、M99：5、M39：1、M81：4。此类镜在章丘女郎山亦有发现，标本为女西M11：3，圆形，圆钮，素面窄缘，镜铭为“见日月之象夫光明”，每字间以涡纹隔开，直径6.6厘米。[2]

己類：重圈铭文镜类

仅1面，标本为M97：5。圆钮，并蒂联珠纹钮座，座外有两周铭文，内圈铭文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外圈铭文为“妙皎光而曜美兮，挟佳都而承间，怀驩察而性宁兮，爱存神而不迁，得并执而不弃兮，精照晰而侍君”。窄素缘，直径13.1厘米。

庚类：神人瑞兽纹镜类

仅1面，标本为M50：9。圆钮，联珠纹钮座，座外为窄凸圈带，向外为主纹饰区，内容有神人、瑞兽等，宽素缘。

辛类：四乳禽兽纹镜类

6面。圆钮，圆钮座或柿蒂纹钮座。主纹区有4枚带圆座乳丁，分为四区，内有纹饰，均为宽素缘。根据主纹区纹饰不同，分为两型：

A型：四乳四虺纹镜

4面。主纹区四区各有一虺纹，呈钩形躯体，两端一致，虺纹外侧或两侧有简化鸟纹或短弧线。其中，M27：3最为繁复，虺外侧一端分别伸出“四神”形象，内侧为飞鸟。

B型：四乳禽兽纹镜

2面，其中1面残破。M144：5保存完整，主纹区由翼龙、朱雀、带翼虎和长尾蟾蜍（或谓之猿），禽兽前后均匀分布云气和卷草纹。

（二）铜镜的分期和演变规律

在对魏家庄墓地所出汉镜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墓葬年代，对不同镜类镜型的主要流行时期进行讨论，总结铜镜的演变规律。

1.分期

第一期：西汉中期

此期共出土铜镜28枚，流行的铜镜为甲类，乙类I式，丙类A型、B型、C型，丁类Aa型I式、Ab型、B型I式，戊类，己类，庚类。

这一时期，星云纹镜和连弧纹镜数量最多，属于主流镜类。星云纹镜小、中、大三种尺寸铜镜皆存，存在并行关系；连弧纹镜中，直径低于8厘米的窄素缘日光连弧铭带镜、宽素缘日光连弧铭带镜和直径在13厘米以下的昭明镜流行。与此同时，此时期圈带蟠虺纹镜、重圈铭文镜、日有熹对称连叠草叶纹镜、日光圈带铭带镜和神人瑞兽纹镜的数量较少，居于从属地位。

第二期：西汉晚期

此期共出土铜镜14面，流行铜镜为乙类II式，丁类Aa型II式、B型II式、C型，辛类A型、B型。这一期，广泛流行于西汉中期的星云纹镜、日光圈带铭文镜、圈带蟠螭纹镜、重圈铭文镜、神人神兽纹镜消失，日有熹对称连叠草叶纹镜演变为日光对称单层草叶纹镜，日有熹连弧铭带镜出现，日光连弧铭带镜和昭明连弧铭带镜尺寸增大，四乳禽兽纹镜和四乳四虺纹镜成为主流的镜类。

2.演变规律

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铜镜种类的变化，与西汉中晚期社会主流镜类的演变有密切关系。西汉中期连弧铭带镜与星云纹镜占铜镜总数的75%，是当时随葬铜镜的主流，而西汉晚期主流铜镜变成四乳禽兽纹镜，星云镜消失，连弧铭文镜所占比例大幅缩水。

结合类型学分析，可见西汉中期镜类向晚期过渡时，出现三种倾向：⑴镜类消失。例如星云纹镜、日光圈带铭文镜、重圈铭文镜等；⑵尺寸缩水。此种倾向较为明显的是草叶纹镜，连叠草叶纹变为单层草叶纹，已呈简化的态势；⑶尺寸增大。此种倾向主要体现在连弧纹镜上，其直径与西汉中期相比增加较大，与新出现的四乳禽兽纹镜保持一致。因此，西汉中期出现流行的镜类，在西汉晚期或消失、或趋向于简化，剩余镜类则选择调整自身以融入新的铜镜体系。

二、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品的种类与摆放位置

济南魏家庄汉墓墓主身份多为历城县居民，其墓葬形制以土坑竖穴墓、砖椁墓为主，葬具为单棺或一棺一椁，往往集群而居，属社会中小家族墓。随葬品数量最少为1件（组），最多为20件（组），以4—9件（组）居多。

（一）随葬品的种类和摆放位置

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品的种类，在西汉中期至晚期并无明显变化。较为常见的随葬品有陶壶、陶罐、铁鼎、铁削、铁剑、铜带钩、铜印章、铜镜等，绝大多数墓葬中都有五铢钱散布。在空间上，整个墓地空间虽属不同家族，但并无随葬品种类的差异，仅在数量多少上有所区别。因此，济南魏家庄墓地随葬品种类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稳定性，生前贫富差异影响了随葬品数量的多寡。

在摆放位置上，陶罐、陶壶、铁鼎等器物皆放置于墓主足部棺外（部分置于器物箱内），不少还有禽类骨骼出土。铜带钩、印章位于墓主腰际，铜镜多位于墓主头部（左右侧不定），铜钱均散布于棺内。因此，济南魏家庄汉墓应有较为固定的随葬品摆放习惯。

该墓地墓葬形制、葬具与随葬品的数量多少并不完全成正比。部分砖椁墓随葬品数量、种类要少于一些土坑竖穴墓，部分一棺一椁墓的随葬品要逊色于一些单棺墓。因此，单纯以随葬品多少、墓制差异、葬具多少来判断墓葬等级和墓主身份是不恰当的。对中小型汉墓而言，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与墓室修筑的大小、精美程度是不完全相符的。这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倾向：1.使用规格较高的砖椁墓、配备一棺一椁作为葬具，但在随葬品上有所省略；2.使用规格较低的土坑竖穴墓，使用单棺或一棺一椁（较墓主身份规格略低），但极力补充随葬器物。这两种倾向的出现可能在于社会中下层在营造死后居室上，较社会上层更容易受到财富多少的局限。

（二）关于墓葬随葬品摆放位置的思考

《中庸》载：“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3]  死者下葬的棺椁多是为死后灵魂所居而设的。那么，随葬器物在“死后居所”摆放位置的不同，是否象征不同意义？

随葬品在墓葬中与墓主的实际距离，反映与墓主关系亲近程度的差异。换言之，离墓主愈近的随葬品，墓主使用的频率也就越高，因此越具私人性质。因此，可将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品与墓主亲近程度分为3级：

1级：贴身器物，此类器物有铜带钩、铜印章等（部分含铁剑）；2级：内室用具，此类器物有铜镜、漆奁、铁削等棺内器物；3级：庖厨用具，此类器物皆居于棺外，陶壶、陶罐、铁釜等，部分还有禽类骨骼。

在西汉统治阶级的陵墓中，可分为外藏与内藏两个埋葬系统。上述3级器物在墓葬中与墓主的实际距离递减，证明其与墓主关系的渐疏，或可将其看作是高等级墓葬“正藏”与“外藏”系统的一个简略缩影。以棺为界限，棺内象征着墓主的后寝，而棺外南端庖厨用具更接近东汉经学家服虔所言“外藏椁”中的“厨厩之属”性质。因此，济南魏家庄汉墓群更像是一座座墓主死后的宅邸，既有私人的卧室，又有供给饮食的庖厨，整个墓地仿佛生前家族生活的重现。因此，对于济南魏家庄汉墓随葬铜镜的功能，笔者认为不能超脱梳妆用具的性质。首先，在放置位置上其并无特殊，符合汉墓铜镜放置的一般位置；其次，从随葬品“一致性”原则来看，该墓地各墓葬内皆不含有宗教用具，随葬品均属生活明器，所以铜镜应该亦无镇魂之类属性；最后，各墓葬明显是在模仿生前居室，是家族聚居生活的死后重现，棺椁更像是宅院，位于“宅院”后室的铜镜，自然属于日用梳妆器物。

三、总结

济南魏家庄汉代墓葬出土铜镜数量之多、出土铜镜墓葬占总墓葬数比之高，在同时代家族墓地中较为少见。

在出土汉镜的类型学分析中，西汉中期至晚期发生镜类的交替，原有的星云纹镜、连弧纹镜被更具神秘色彩、神话意味浓厚的四乳四虺纹镜所取代，铜镜的直径也有明显增大的趋势。这两者折射出西汉晚期谶纬学说的盛行和社会追逐财富的潮流，民众借助铜镜纹饰、铭文以寄托来生的思愿，将铜镜尺寸增大，以增添死后财富。

共存器物与墓葬形制、葬具的研究中，我们可见这一时期在对死后世界的构想上，铜镜扮演着梳妆用具的角色。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深刻影响到墓葬随葬，墓地结构为模仿生前家族聚居，墓葬棺椁象征墓主宅院，时人将各类随葬器物置于地下，希冀死后开始新的生活。

济南魏家庄汉墓铜镜具有世俗化、商业化的特性。多是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镜类，应是死者家属购买厚置于死者墓穴中的。虽在纹饰上存在变迁，但下葬的原意应不在于何种纹饰，而在利用于铜镜充实死者地下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李铭，郭俊峰，仝艳锋等.济南市魏家庄汉代墓葬发掘报告[J].海岱考古，2015（00）：164-367+525-528+564-582.

[2]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绣惠分队.章丘女郎山汉代墓地发掘报告[A]//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3：159.

[3]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6：90.

作者简介：

杨爽爽（1992—），女，汉族，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

李勇（1997—），男，汉族，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汉魏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