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铁官置地探究

摘要：随着铁的普及，铁农具和铁兵器开始被大量制造并使用。为更好地巩固政权，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各地分派49个铁官掌管全国冶铁业，其中在都城长安附近共设置四个铁官——郑、雍、漆和夏阳。目前有关西汉铁官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较少，难以探究西汉全部的铁官置地。而作为都城附近地区的铁官，既有全国铁官选址因素的共性，又有地区的特性，故以长安附近地区的铁官为例对其置地进行探究，以得出其选址因素。

关键词：都城；铁官；西汉

我国的冶铁业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大规模地兴起和发展，其中以黄河中下游的晋冀鲁豫地区为重心。到西汉，因稳定的社会秩序加上铁农具的普及，冶铁业的规模和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全国范围内的民营冶铁业开始大规模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邯郸人郭纵、蜀人卓氏、临邛人程氏等都是靠民营冶铁业而暴富的[1]3261，由此可见当时民营冶铁业的繁荣。

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迅速消耗着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到征战西南夷时，国库已很难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了。为了尽快补足国库，国家尝试通过各种措施来增强财力，但最终都失败了。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开始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包括长安附近共设置了40多个铁官和30多个盐官，为国家聚集了大量财富并巩固了中央政权。

目前对西汉官营冶铁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多从政治或经济方面来研究制度本身，再就是官营冶铁遗址的考古报告。有关长安附近四个铁官置地的相关研究更少，仅有几位学者在论述中涉及到相关内容。如崔在容在《西汉初关中地区官营冶铁业探讨》[2]中论证了西汉关中地区是重要的产铁地、铁官是这一地区行政官僚的属官，并探讨了西汉官营冶铁业和铁兵器的生产问题，认为西汉初期关中地区官营冶铁业为中央提供大量的铁兵器，对西汉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黄富成的《西汉铁官“大器”问题探讨》[3]指出“大器”是铁官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带有犁鐴的大铁铧，是一次为满足“代田法”而进行的铁农具技术革新；郭声波在《历代黄河流域冶铁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4]中提出决定冶铁点地理布局因素有铁矿、燃料、交通状况、社会需求、技术、政治军事、人口地理分布等；日本学者潮见浩等分述了各郡国铁官、铁器铭文及冶铁遗址的关系[5]。以上论述综合古籍文献、出土铁器及铭文，从不同角度研究西汉铁官，但有关西汉铁官置地的相关内容仅提及并未详述。笔者认为研究铁官选址因素很重要，以这四地为例探究西汉铁官置地的选址因素，不仅可探明其作为京师附近铁官置地的特殊性，还可了解西汉全国铁官选址因素的共性。

一、都城长安附近共存在四个铁官

在整个西汉统治范围内，围绕长安的三辅地区是西汉的核心地区，即京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片区域共设置了四个铁官：“京兆尹郑，有铁官……左冯翊夏阳，有铁官……右扶风雍、漆，有铁官。”[6]1544但迄今为止在今陕西地区乃至全国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并不多，且典型遗址多出现在河南。那么，《汉书·地理志》中的这段记述属实吗？而除了文献资料，我们还应当使用考古资料来印证。

（一）冶铁遗址

目前在这四个文献记载的铁官置地范围内，被发现的只有凤翔南占城村和韩城芝西冶铁遗址。凤翔的这一遗址共有三层堆积，第二层即为汉代文化层，其中不仅出土绳纹砖、瓦、陶范、磨石等，还在土层中发现有大量的灰烬、炭渣和红烧土末，另外发现了一口井[7]。韩城芝西遗址出土的则是各种铁器的陶范和西汉风格的瓦砖以及炉渣堆积区[8]40。1982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发掘的芝西冶铁遗址，南北长219、东西宽194米。遗址东部有厚1.6—2米的炉渣堆积，西部是陶范堆积区，在堆积区内共采集到55个制造各种铁器的陶范。遗址内还有炼炉渣、废弃水井等遗迹。另外还采集到瓦当、筒瓦、板瓦和空心砖等汉代遗物[9]43。上述发现都为此处曾在西汉时期作为冶铁作坊提供了考古证据。

（二）铁器铭文

铁器铭文也证实着《汉书·地理志》的真实性，如咸阳出土的铁犁鐴土背面铸有“田”字。据李京华推测，其应是京兆尹铁官管理下的蓝田作坊生产的。因为铁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掌管铁产地和官营冶铁的业务，产铁的蓝田极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蓝田距四地中的郑县较近，因此应该是郑县铁官管理下的作坊。再如河南渑池出土的部分铁器表面也铸有“夏阳”，据李京华考证该字样为早期汉隶书体，因此也有可能是夏阳铁官管理下所铸的器物，与京兆尹一样冠以县名[10]。

以上资料，已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共同证实了《汉书·地理志》对长安附近四铁官记载的真实性，西汉时这四个铁官是确实存在的。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西汉都城附近乃至全国的铁官研究会拥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文献的真实性。

二、都城长安附近铁官的选址因素分析

钢铁产地必须满足的重要条件是原料、燃料和交通，此外，技术、人才和市场也是考虑因素。古代因交通受到限制，钢铁产地多设在近铁矿石及燃料的地方，汉初铁官的设置为了便于管理亦然。作为都城附近地区，这四个县能成为西汉铁官置地是出于什么原因？

（一）郑

《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阳多铜，其阴多铁。”[11]24符禺山在今陕西华山以西，渭水以南，华阴山脉以北。其中又提到有“竹山”[11]27，说其阴多有铁，而竹山据《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九《关西道五》记载是在郑县境内[12]616。另在《汉书·东方朔传》中，东方朔在分析渭南南山的地理和经济形势时，也提到了这一地区产铁[6]2849，这样就满足了郑县辖区内各冶铁点对铁矿石的需求。此外，郑县即现在的华县，华县南靠华山山地，西南为黄土台塬，除丰富的矿产资源外，更多的是林木資源，不仅可以直接燃烧还可以制成木炭，再加上煤炭资源，冶铁所用的燃料条件都能够被满足。因此，就地取材使得郑县顺理成章成为冶铁点。而华县位于今陕西东部，不远便是函谷关，可以东出关中，进入中原腹地并涉足全国。华县以东地势较平坦且近黄河，蒲津渡、风陵渡和函谷关分别为重要的水陆枢纽，交通条件十分便利。又因属京兆尹，对京交通也是十分便利。便利的交通加上近晋豫的地理位置，郑县冶铁业的发展便有了基础，要知道绛、阳城、宛等地在西汉以前就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地，这些地方优秀的工匠和冶炼技艺，无一不是郑县冶铁业最好的基础。

（二） 夏阳

《山海经·西山经》中说：“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11]26如今韩城市西南就有一山名为“英山”，有一定的煤炭和铁等矿产资源，20世纪至今都在经营。再按《山海经》中所述的与华山的相对位置，《山海经》的英山指的应该就是夏阳附近的英山。此外，夏阳西部山川绵延，自北往南分别有龙门山、梁山、黄龙山区的山脉，其中又包括像英山这样的小山，而这些山林中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有松槐柏桐楸榆柳[13]120等林木资源，冶铁所必须的铁和燃料便得到了很好的满足。因此，历史上很多朝代在夏阳境内都有冶铁点，而今更是。另外，夏阳位于陕西东部，东临黄河与山西相隔，可通过龙门渡口和芝川渡口将货物运至晋中并一路向北直至辽东等地，同样这两个渡口也可将货物顺着黄河往南再转入渭河从而抵达长安附近[13]122。夏阳设置铁官还有一个便利就是对塞外，夏阳以西北翻过梁山和黄龙山便可以到达今延安一带，再接上秦直道便可将关中的货物直通北方九原。另外，与夏阳一河之隔的山西皮氏在冶铁业上一直享有盛名，如此便利的条件，冶铁技艺和铸铁工人的交流很有可能是夏阳得以成为官营冶铁点的历史基础。

（三） 雍

雍县即今天的凤翔县，地处地处秦岭纬向、祁吕贺山字型及陕西旋卷构造体系的复合部位，北部为低山丘陵，南部为黄土台塬，西部是千河川道，整体地势较高且起伏不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就有冶铁所需的铁和煤。《后汉书》中也记载：“雍，有铁……漆，有漆水，有铁。”[14]996多山地貌带来了大量的林木资源，在技术还不太发达的西汉，林木作为燃料的作用比煤炭更大。在交通方面，雍也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雍县位于今陕西西部，与现在的甘宁川青相近，它们之间有祁吕贺等山地，这些山地中也藏有巨大的矿产资源，例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龙首山[11]37“其阴多铁”，而这一龙首山就在甘肃东部，这样一来，雍县冶铁的铁矿资源就能得到及时且巨大的补充。此外，雍县可向西通过回中道过萧关和西部各郡县及西域诸国进行铁器生产原料和产品銷售的交流。另一方面，雍县曾是秦国重要的都城，它的道路交通等基础建设十分完善。通往秦国境内各地及周围四塞的道路都很畅通，再经过秦汉两朝的完善，雍县已然归入了全国陆路交通网中。更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雍县曾是都城所在，所以这里曾是秦官营冶铁地，目前发现的凤翔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冶铁遗址就有可能是秦的官营作坊，因此为雍县成为西汉都城附近铁官置地奠定了牢固的历史基础。

（四）漆

漆县南临雍县，为现在的彬州市，处在群山之中[15]23，境内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由于和雍县相距很近，都位于数省边界地带，地形地质的复杂使得漆县附近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且各地的矿产资源都可以互相补充，其陆路交通和雍县无大不同，但是境内的泾水、漆水作为渭河重要支流，曾经可以很好地进行通航，因此漆县与长安之间有较好的水陆交通条件。另一方面，漆县东北地势低，方便通往陕北，在交流货物的同时也可以拿陕北地区的矿产资源来补充冶铁需求。

作为冶铁点，它们自身都满足了冶铁业对铁资源、燃料资源、交通条件以及工业基础的需求。此外，这四县所在的关中地区本身就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再加上这四县两两相邻，铁、燃料和交通都是可以在必要时共享的，这样就能充分保障这四个产铁区的正常运作。而西汉除了大量使用林木为燃料外，还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用木炭作为燃料[16]317，这样产出的生铁质量更高。这个时期还有一种新型的燃料——煤炭，虽说当时开采困难，但也不能否定煤炭是冶铁燃料之一。如《路清河集卷一》曰：“煤炭可为燃料，研成细末，亦可造墨。以冶铁作兵器甚精，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17]245可见，西汉已将石炭作为冶铁的燃料之一了。冶铁业的发展还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其一是国家聚拢人力财力于长安附近；其二是国家配合盐铁官营这一经济政策还颁布了均输法，并且在铁器的运输上有相关的制度。上述就是该四县能成为铁官置地的原因。

三、都城长安附近官营冶铁业的意义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其中冶铁官营从更大范围影响着国计民生。“国计”主要是铁兵器的大量生产和使用，中央军事力量的增强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对外战争，还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民生”则主要指铁农具，其使得耕作效率提高，促进农业生产的进步，进而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因为此时煮盐的“牢盆”是由铁制成的，在“牢盆”都由官府提供的情况下，实际上也等于间接控制了盐的生产[18]。另外，官营冶铁业的规模化经营也使冶铁生产技术得到改进和推广，例如冶铁中的铸铁柔化技术和炼钢技术都在官营后于全国普遍起来[16]317。如此看来，官营冶铁业对西汉的统治有很大益处。

更重要的是，其还为后世关中地区的冶铁业发展奠基。有了西汉京畿地区这四个冶铁地为先例，后世在关中地区发展冶铁业时，也会参考西汉设置铁官的考虑因素。汉时的夏阳和近雍、漆两县的地方都产铁。唐后期，南方产铁量开始超过北方。到宋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陕西仅有近雍的今宝鸡地区和陕南等地产铁，夏阳仅存的冶铁700余户之后在宋仁宗时期被罢。元明时期陕西的冶铁场所较宋代有所恢复，如漆县就恢复冶铁，明代恢复应该是应对蒙古军事活动所需。到清代，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使陕西冶铁业得到大力发展，个中不难看出国家经济和军事局势都影响着冶铁地的选择与发展。这些经验同时影响着当代陕西地区的冶铁工业，除了近铁矿区的小铁厂，也就是西汉时京畿四铁官所在地附近有着大型钢铁厂运营，如龙钢、汉钢、宝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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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鑫焱（1998—），女，汉族，陕西韩城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考古学专业，研究方向：汉唐宋元明清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