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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狩猎岩画研究

时间:2024-05-20

摘要:赤峰岩画资源十分丰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开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查和研究,如今赤峰岩画的全貌已较为清晰。赤峰岩画分布广泛、题材多样,其中风格不同、内容丰富的狩猎岩画再现了赤峰地区史前到历史时期的狩猎场景与狩猎文化,丰富了我们对赤峰地区不同阶段社会的认识,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赤峰;岩画;狩猎文化

岩画是一种刻画在岩石上的艺术,或彩绘、或岩刻,其形成与应用的时间十分久远,上至石器时代下至铁器时代,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且题材丰富多样,表现了先民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方式。狩猎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补充了食物的来源,使人类能够生存繁衍,因此在各类艺术形式上狩猎都作为一种常见的题材被广泛使用,岩画也不例外。北方岩画中有大批狩猎场面的岩画,画面中的狩猎场面,以及与狩猎有关的情节,在其中占有特殊地位。

赤峰是我国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交错碰撞地带,历史源远流长,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通过对赤峰狩猎岩画的研究,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赤峰历史上经济形态的变迁和民族的迁徙变化等情况,也是对赤峰文化的重要反映。2022年,由周玉树、吴甲才主编的《赤峰岩画》[1]一书出版,该研究团队历经8年,记载了赤峰地区岩画点78处、岩画5600幅、岩画单体12400个,对于赤峰岩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以图录与线描图的方式为赤峰岩画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一手资料。笔者也参与到此次岩画调查与书籍编纂中,因此本文的岩画图像与数据均来自该书。

一、赤峰狩獵岩画分布

整体而言,赤峰岩画以人面像、动物、符号三大题材为主,而表现人类生产活动的狩猎岩画数量并不占多数,但风格多样,主要分布在巴林右旗与克什克腾旗境内。

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西拉沐沦苏木胡日哈嘎查马鬃山东北德勒山中的山西段发现一幅彩绘岩画,由弯弓的猎人与舞者组成,坐标为东经118°54′、北纬43°32′。这幅彩绘岩画(图1-1)与其他地区的猎人岩画相似,刘学堂认为这类猎人岩画的画法特点为突出男性的“根部”,以此来说明狩猎的猎人多为男性[2];而盖山林认为这类岩画人物下部突出的部分为“尾系”,是古时猎人所做的伪装,旨在模仿动物的形象,从而接近动物,以提高狩猎的成功率[3]。

骆驼井子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吉林嘎查北骆驼井子山,坐标为东经119°22′、北纬43°38′,海拔704米处有一岩画。此岩画上方为一人呈投掷状,下方是两头羊,人物左上角有线条与圆圈相连的符号,似为石锁,应为猎人投掷石块或石锁来猎捕动物(图1-2)。在此处岩画上方另一岩面,海拔738米处上也有一狩猎岩画,整体岩画以人面像岩画为主,但中间有一猎人呈弯弓射箭状,在岩画的左上方还有一羊状的动物岩画(图1-3)。

字儿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吉林嘎查北字儿山,坐标为东经119°22′、北纬43°39′。整幅岩画由四部分组成,从岩画的叠层与刻画程度来看,字符与持弓箭的猎人形象并非同一时期的作品,中间最大的猎人形似投掷标枪。在其左侧岩面上,可明显看到手持弓箭的猎人形象(图1-4)。

三座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三座山嘎查南三座山,坐标为东经119°22′、北纬43°39′,这幅岩画分别处于一大块岩石凸起的三个岩面上。最左侧是一神秘的字符,中间为一类似山鸡的禽类,右侧岩面是人和动物的组合图,猎人仿佛手持弓箭正朝向中间的山鸡。除此之外,附近还有马、羊形象的岩画。羊的造型较为简单,由几根线条简单构成。马的形象较为具象,有马鞍(图1-5)。

蝴蝶沟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大河村蝴蝶沟,坐标为东经118°02′、北纬43°18′,有一处狩猎岩画,岩画整体为磨刻。画面中有骑马的猎人,呈弯弓射箭状,还有大角鹿、狍子、野猪等。其中,骑马的猎人明显小于猎物,这种将猎物夸大的画法,体现了当时猎民希望能够猎捕到肥美猎物的原始思维方式(图1-6)。

山后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山后村,坐标为东经118°01′、北纬43°15′。画面中有两个猎人(图1-7),一人骑马射箭、一人站射,都瞄准了前方的群鹿。

万合永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万合永村东,坐标为东经117°99′、北纬43°14′。画面中有一猎人,还有鹿(图1-8)。

广义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镇广义村北25米高的崖壁之上,坐标为东经117°57′、北纬43°64′,是一幅十分壮大的狩猎图。其画面内容丰富,猎物数量众多,也刻画出了猎人合作的围猎场面(图2-1)。

河洛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河洛沟村河洛善山,坐标为东经117°92′、北纬43°04′。岩画内容为《围猎图》,三个猎人围住中间的鹿(图2-2)。在此地下方的另一处岩石上也有一狩猎岩画,为两个猎人各自大步奔跑追射猎物(图2-3)。

永兴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永兴村永兴山。在东经117°92′、北纬43°01′,有一大型狩猎岩画。整个岩面因自然分化断裂,分为三大部分,但从内容上来看应是同时绘制而成的。有三位猎人及众多的鹿,场面也十分宏大(图2-4)。

砧子山岩画,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湖北岸砧子山。在东经116°67′、北纬43°43′,有一大幅岩画,内容丰富。在岩面最上方有一刻画详细、游牧民族风格浓郁的《乘骑图》,而在其下方有一猎人骑马射鹿的狩猎岩画,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图2-5)。

福山庄岩画,位于赤峰市松山区初头朗镇福山庄村,坐标为东经118°62′、北纬42°35′。此处有一人物持弓箭岩画,但未有动物出现(图2-6)。

而在赤峰市其他旗县,如巴林左旗有动物岩画与人物岩画,但分别进行创作;阿鲁科尔沁旗岩画以凹穴岩画、符号岩画和摩崖石刻为主;翁牛特旗岩画以人面像岩画和以线条圆圈相连的符号岩画为主;喀喇沁旗岩画以符号岩画与凹穴岩画为主,但都未见狩猎岩画。

二、赤峰狩猎岩画狩猎方式

(一)狩猎工具

从赤峰岩画的狩猎工具来看,主要为弓箭。弓箭的发明,大大提高了狩猎效率,使得人们有了与猛兽抗衡的资本。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弓箭发明的重要作用:“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6]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弓箭是一大发明,它给狩猎事业带来了第一件关键性的武器。其发明时间在蒙昧阶段晚期,我們用弓箭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引箭必然对古代社会起过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它对蒙昧阶段的影响正有如铁制刀剑之于野蛮阶段、有如火器之于文明时代。”[7]弓箭射程远、杀伤力高,对于猎人来说,更容易使自己隐藏起来,不至于惊扰到猎物,从而在较远的距离外射杀猎物。从弓的造型来看,以非反曲单体弓为主,无论是弓身还是箭头,都刻画得十分硕大。

此外,亦有石索、标枪等狩猎工具,通过投掷石索来猎取动物。石索还有另一作用,可通过投掷缠绕在动物蹄子上,使其难以移动,以达到活捉的目的,这可能也是驯养野生动物的开端。在弓箭未发明前,标枪是狩猎的主要武器,既可近身刺杀,也可远程投掷。如今的田径运动就深刻地受到狩猎活动的影响,并逐渐演变发展。

(二)狩猎方式

从赤峰岩画的狩猎方式来看,狩猎方式多样。从狩猎的规模来看,有独猎、双人猎、三人猎和围猎;从狩猎者的形态看,有骑射与立射等。

独猎是狩猎岩画中常见的一种狩猎形式,但形式多样:有的为猎人弯弓射箭,却并无猎物,只呈现猎人形象(图1-1、图1-3、图2-6);有的为猎人骑马射箭,前方为一群猎物,同时猎物刻画得十分巨大,表现了希望物产丰富的思想(图1-6);有的为猎人奔跑,弯弓射向猎物的场景(图2-3)。

双人猎与三人猎体现了合作狩猎,图1-7中的两位猎人,一人骑射、一人奔射,两人面前则是鹿群;图2-2中的三位猎人手持不同的工具,对中间的猎物呈包围之势,画面生动形象,体现了在远古社会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图2-4是与图2-2不同的三人猎,三位猎人站位分散,猎物众多,以羊、鹿为主,同时三位猎人头部都为蘑菇状,仿佛戴上帽子,似乎是一种伪装。

围猎是由众多猎人围兽行猎,将群兽赶到一起进行射猎.在赤峰岩画中有处大型围猎岩画,刻画得十分精美,同时场面宏大(图2-1)。岩画的刻画十分不易,如此巨幅岩画更体现了围猎这种大型狩猎活动的重要地位。该岩画由磨刻、划刻构成,大致可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左侧以狩猎为主,共有骑猎者2位、步猎者3位、动物21只,中间为1只硕大的老虎,高30、宽70厘米,血盆大口,体型巨大,远大于周边的骑猎者,体现了老虎的凶猛和人们对老虎的恐惧。其他动物以大角鹿为主。骑猎与步猎相互配合,骑兵在虎头前,拿着弓箭,机动灵活,吸引老虎的注意力;后方有一骑猎者手拿长矛,在虎背后准备偷袭,给予其致命一击;周边亦有其他步猎手,手拿弓箭,形成包围之势。右侧岩画中的猎人骑马手持一根长棍,对鹿群进行驱赶,好让猎物集中。这种分工合作更好地发挥多种工具的优势,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分工合作、协同作战的思维也在后世游牧民族中不断发展,具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同时继承下来,如辽、清等朝代就设立专门的狩猎制度、狩猎官员以及狩猎的排场等。帝王、贵族猎场围猎,还具有娱乐属性。

三、赤峰狩猎岩画断代问题

(一)狩猎岩画的创作时间

狩猎这一行为,本身就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先民们在刚学会制作工具时,就开始狩猎活动。狩猎不仅是肉食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动物的皮毛也是人类跨越寒冬的重要御寒材料。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洞穴岩画(中石器时代),所表现的内容就是人类狩猎的场景。到了农业社会、游牧社会时期,狩猎仍不失为重要的经济补充生产方式,在大量的诗文、图画中都有对狩猎的记述和描绘。即使到现代社会,如生活在我国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族仍以打猎为生,这就导致以狩猎为题材的岩画所跨越的时间范围十分广泛。我们可以将赤峰狩猎岩画时期,大致分为新石器时期、青铜器时期和铁器时期三大阶段。

对于图1-1的德勒山岩画,吴甲才在对西辽河彩绘岩画的考察研究中,对该处岩画进行了拉曼光谱仪测试分析,确定岩画的颜料主要为朱砂,并对岩石壁画附近一些当年绘制岩画的残存颜料以及采集的陶片进行碳十四测定,测定结果为 6000 +/-30 年 BP,推断出此处岩画的下限为红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多年。[8]德勒山岩画的主题只有狩猎与舞蹈,似说明畜牧业还未出现,舞蹈与狩猎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可以看出史前先民通过祭祀舞蹈、敬祭神灵以保佑狩猎成功的原始思想。因此,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岩画是较为合理的。同样,在图1-3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人面像岩画的身影。人面像岩画在赤峰岩画题材中占有主要地位,根据与已知年代的出土物,如赤峰境内发现的红山文化时期人面像的陶器、玉器、石雕等进行间接对比,以及通过微腐蚀测年法的直接断代,综合推断出大多数人面像岩画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创作。[9]因此,图1-3也应属于此时期的作品。

从赤峰岩画的狩猎对象来看,以鹿为主。从图2-1、图2-4可看出对鹿放牧的场景,说明此时的社会已经进入到畜牧、狩猎并存的时期。这些岩画分布在克什克腾旗白岔河流域附近,克什克腾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受到黑龙江流域“养鹿”岩画的影响。从考古调查来看,白岔河流域及周边分布着密集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被考古学界认为是一种以狩猎、畜牧、采集为生业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3000年至2300年。在这些岩画周边,发现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物与鹿、猪、狗等动物骨骼。岩画中的狩猎画面,与出土的动物骨骼、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实物资料,为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岩画上鹿的造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鹿纹铜牌饰、青铜短剑剑柄的鹿纹以及陶鹿十分相似。又如图1-2中的双羊造型,也与斯基泰—匈奴风格的双羊铜牌饰相似。这些都共同证明了这些狩猎岩画均属于青铜器时期。图1-2、图1-6、图1-7、图1-8,以及图2-1、图2-2、图2-3、图2-4都是此时期的作品。

两汉时期,赤峰地区民族变迁也致使岩画风格产生变化。图1-4岩画猎人下方的马匹中已经出现了马鞍的造型,根据马鞍出现的时间可推断出它是汉或其之后时期的岩画。图1-5岩画很符合突厥岩画的特点,盖山林曾对突厥岩画的特点进行概括:一是古突厥徽号式;二是弯角羊式;三是三花马式;四是符号式。[10]从图1-5可以看出,一是动物的造型简单,只用几根线条勾勒出一只羊;二是出现了大量的字符,这些符号仿佛是具体动物岩画的抽象式变形,成为古突厥文的雏形。图2-5岩画中马匹的造型较为精美,在马鬃、马尾处刻画仔细,其上方发现了一幅具有明显游牧民族风格的《乘骑图》,符合此时期岩画的特点。图2-6的岩画构图已十分模糊,同时也朝着符号的方向发展,不如史前的岩画精美。综上,此三处岩画应属于铁器时期的作品。

(二)狩猎岩画的创作者

《荀子·成汤篇》谓:“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而有天乙是成汤。”[11]《淮南子·地形训》记载:“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辽出砥石。”[12]许慎注曰:“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南入海。”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是商族的起源之地,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迁移。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岩画应为商族所作,这也可从赤峰大量的人面像岩画与商代的人面青铜器、饕餮纹饰进行佐证。

到春秋战国时期,赤峰是东胡族生活的重要区域,也从当地发掘了大量的东胡墓。东胡族与匈奴是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以狩猎、游牧为生,生产方式与习俗相近。东胡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族,战国时期与赵国、燕国交往频繁,多次发生战争。赵武灵王曾学习北方民族“胡服骑射”,从而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说明骑马射箭在当时的北方民族中很是常见。我们从赤峰的狩猎岩画中也可看到许多有关骑射的场景,这些都可推断青铜器时期的狩猎岩画是东胡、匈奴族所创作。

东胡族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其余部两支分别逃至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族与鲜卑族,之后的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均为东胡族系。这些民族曾广泛地活动于我国的北疆地区,并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这种在岩石上作画的习俗也继承了下来,并不断演化,蕴含着民族色彩,如在马鬃、马鞍、馬蹄等细节刻画上的反映。而此时期的岩画也具有抽象化、符号化的趋势,成为这些民族文字的雏形。

四、结语

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岩画,体现了当时原始先民独特的精神世界与原始信仰。青铜器时期狩猎岩画占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克什克腾旗境内,猎物以麋鹿为主。这些狩猎岩画反映出当时赤峰地区气候较冷,且森林资源丰富,体现了这一时期民族以狩猎和游牧混合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铁器时代的狩猎岩画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与艺术风格,并从一些字符能够看出北方游牧民族文字的起源。赤峰狩猎岩画反映了赤峰地区民族迁徙、经济形态与审美观念的变迁,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地区不同阶段社会的认识,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周玉树,吴甲才.赤峰岩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

[2]刘学堂.贺兰山“狩猎岩画”再读[C]//北方民族考古(第7辑).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2019:13.

[3]盖山林.阴山史前狩猎岩画研究[J].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01):64-75.

[4]周玉树,吴甲才.赤峰岩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23+30+50+110+158+694+708+712.

[5]周玉树,吴甲才.赤峰岩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715+722+724+731+741+776.

[6][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

[7][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8]吴甲才,吴迪,董立军.西辽河上游彩绘岩画的田野考察及研究[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3,20(01):15-22.

[9]吴甲才,赵虹雪,刘斌.内蒙古老哈河上游云水纹人面像岩画的断代研究[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5(02):127-132.

[10]盖山林,盖志浩.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424-427.

[11]顾颉刚.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5.

[12][汉]刘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2-97.

作者简介:

闫晨波(1999—),男,汉族,山西河津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北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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