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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戏曲文物保护传承的思考

时间:2024-05-20

摘要:山西省长子县文化底蕴深厚,能为“文化发声”的文物古迹恒河沙数。其中,长子县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作为该县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当地信仰及演剧活动的历史见证。古戏台是研究神庙剧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作为观演场所的古戏台,不仅说明了戏曲演员与民众之间的观演关系,更表现出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文章以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为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民俗学等学科相关知识,探析其产生的民间信仰、形成发展的建筑特色,以及神庙与戏台间衍生的礼乐观,期以此在城乡建设中能够加强对戏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长子县下霍村;神庙剧场;三嵕信仰;文物保护

长子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享有“精卫之乡、丹朱封地”的美誉。其“丹朱封地”之名源于尧帝的长子丹朱在此受封,故得县名。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位于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村村南的白云山上,始建于金明昌五年(1194),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現存正殿为金代遗构。下霍护国灵贶王庙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戏台、廊房、侧殿、献殿、正殿及其耳房,其规制完整、布局和谐,是长子县护国灵贶王庙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反映了金元以来长子地区地方神灵信仰和祭祀的繁盛。国务院在2013年3月5日公布该庙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以下霍护国灵贶王庙围墙为界,东、西、北各至大殿外30米;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南延伸300米,向东延伸150米,向西延伸50米,向北延伸100米。此外,长子戏校也在此创立,形成了浓厚的戏曲氛围,为当地培养了无数的戏曲栋梁。

一、神庙剧场视角下的三嵕信仰

(一)信仰之源

护国灵贶王庙,俗称羿神庙、三嵕庙,从而衍生出三嵕信仰,在正殿主要祭祀的神灵为羿。对于羿的身份界定,学界的看法不一、褒贬不一,但无论说法有何不同,其共同点都是“以善射而闻名”。有关羿最早的神话记载,见《管子·形势解》中的“羿,古之善射者也,调和其弓矢而坚守之。其操弓也……有必中之道,故能多发而多中”,描述了在古时羿就冠有“擅长射箭”的名号,可稳稳地握着弓箭,并有调节弓箭的力量,能防守也能攻击,且操弓射箭时能够百发百中。之后的古籍文献也大多记载了羿的善射技能,如《楚辞》的“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还有《荀子·儒效篇》的“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在这些典籍中,羿都是以善射者的身份出现。从古籍文献中可知,在尧时,十只三足乌抢着上天遨游并吐出强烈火焰,植物都因太阳(吐出来的火焰)晒得干枯而死,河水干涸,炎热无比,众生皆苦。于是,帝尧命令羿将其射下,羿一下就射掉了九只三足乌,瞬间火气全无、清凉无比,万物由此复苏,天下苍生得以生存。《淮南子》中有“尧乃使羿射九乌于三嵕之上”的记载,《大明一统志》则记载三嵕山位于长治市屯留县内。羿凭借自己高超的射日本领,解除了旱灾,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百姓自然而然地将他作为保护地方的大英雄,为此将羿誉为“三嵕之神”。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羿被封为“灵贶王”,这正是护国灵贶王庙也被称为三嵕庙的原因。为祭拜这位英雄,朝廷在每年的六月初六都会派专人到三嵕山为羿举行宏大的祭祀仪式。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百姓祭祀的过程中,这位有射日本领的羿神却被百姓当成水神来祭拜,祈求雨水充盈并赋予他司雹的职能。羿从民族神话中的英雄转变为民间神祇,最后转型为地方性水神,并产生和发展成为晋东南地区独特的三嵕信仰文化。

(二)射神向水神转变

晋东南属温带季风区,略带大陆性特征,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并由于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春旱现象频发,旱涝灾害处于两个极端。在科技、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自然环境对农业播种和食物采摘具有很大影响,因此靠天吃饭的百姓只能将对于雨水的需求寄托在神灵身上,这也是射神向水神功能转化的因素之一,于是祈求风调雨顺、旱涝保收是当地神灵主要的功能。除了旱涝,雹灾的出现也不容忽视,由于晋东南地区夏季雨水较多,产生强对流空气,与空中的水汽结合形成冰雹,直接对农作物生长和百姓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长子县内,三嵕庙的数量是多于其他庙宇的,这与当地的自然灾害有着直接关联。面对这样无情的灾害,无计可施的古人只能将美好愿景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之上。相对于普遍化的神灵,地方独有的羿神更能走进百姓心中,并将“致雨司雹”专属职能赋予给这位“三嵕之神”,所以当地羿神身兼数职,这也为其转化为水神奠定又一基础。总而言之,人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信仰提供了最基本的自然根源,对于羿射日,百姓认为其既能射日也必能除旱,这也为羿转化为水神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彼此联系、彼此相依,富有传奇色彩的神话传说在人们耳畔中流传,便一定程度上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初步的神灵形象和观念。笔者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在下霍护国灵贶王庙正殿北侧墙壁上就绘有羿射蛟龙的图画。

三嵕庙建筑群作为三嵕信仰的载体,表现出的是民众信仰的凝聚力,这种无形的力量维系着庙宇与地方、民众、神灵。三嵕庙作为关系媒介,将村中百姓与神灵相连,从祭祀空间进而转向民神共处空间。宋代之后,祀拜神灵的仪式活动获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在晋东南地区广泛并快速传播,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成熟的信仰体系。

二、下霍护国灵贶王庙神庙剧场的建筑形制

下霍护国灵贶王庙的院落坐北面南(图1),中轴线上存山门戏台、献殿与正殿,整体呈二进四合院形制。正殿供奉羿和嫦娥二神。献殿东侧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重修碑记》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重修白云山神庙碑记》两通壁碑,以及清光绪十二年(1886)《白云山禁止票传支戏碑记》一通。据前述《重修碑记》记载,中轴线上现存的正殿为金代遗构,清代重修。

正殿为悬山顶且为单檐建筑,并有琉璃脊饰,建在高为1.2米的台基上。殿身面阔五楹,通宽11.06米,明间2.45米,进深七椽,为7.06米,廊深2.8米,通高9.1米。第一层架为五架梁并双步梁,双步梁呈前出昂形式;第二层为五架梁上置三架梁,中间置有双蜀柱和叉手承托顶层的脊檩,檐柱上置额枋,额枋上再置普柏枋,普柏枋上置栌斗,栌斗上置三跳斗拱,其中第二跳和第三跳作假昂形状。正殿前东西两侧山墙上有浮雕,为风、雨、雷、电四神像。在正殿内的两侧山墙上绘有彩色图画,其表现内容是护国灵贶王正在行云布雨。正殿两侧各有耳房五楹,台基高0.09米,硬山顶建筑,灰脊筒瓦铺就,面阔15.34米,进深3.51米,通高5.57米,柱础高0.09米,呈素覆盆柱础,前有垂带式台阶,基高0.64米。

献殿为六檩卷棚建筑,面阔五楹,长12.72米,进深5.54米,通高6.07米,梁架为五椽栿搭三椽栿,顶瓜柱上承托罗锅椽,斗拱为一斗二升交麻叶。前有垂带式台阶,基高1.18米。东西山墙上塑有浮雕,其中东侧山墙浮雕内容为后羿射日,西侧山墙浮雕内容为嫦娥奔月。

戏台与正殿遥遥相对,坐南朝北,为悬山顶建筑(图2)。戏台为五架梁结构,戏台下方以高为2.72米的过路台为台基,戏台上方面阔五楹,长13.11米,通进深5.50米,明间3.28米,通高5.11米,台口高为2.33米,戏台中有屏风将其分为前后台,后台进深1.13米。戏台不是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而是从它身上我们能够联想到曾经作为演出场所的热闹和祭拜仪式的庄严性,感受到千年文化所赋予戏台的文化魅力,体验到戏曲文化在千百年历史洪流中的璀璨光辉。戲台使神灵与民众生活更加密切,在所有的戏曲娱乐和祭神活动中,百姓们都积极响应参与,使戏台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场所,极大地填补了民众娱乐生活的空缺,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强烈的集体认同和公共意识。

三、神庙戏台

戏曲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成为经典、国粹,除了其自身的生命力外,最重要的是神庙戏台作为重要载体,与戏曲表演相辅相成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戏曲最初的功能是为娱乐神灵,所以在建造庙宇时,人们为了尊敬神灵,在正殿前取一块空地进行表演,这是神庙戏台最初的发展样式——露台;后考虑到天气原因,在露台的上方加盖房顶,再到后来逐渐形成山门戏台或戏台在庙宇外的样式。庙宇是祀拜神灵而建的空间载体,神庙戏台也已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考察戏曲的功能作用时,我们要结合其所承载的宗教属性。而要准确认知戏台所承载的历史民俗文化,我们需要对戏曲表演进行探讨。在我国古代,戏曲是为了尊敬神灵、娱乐神灵而表演,所以神庙戏台的坐落位置与庙宇的位置呈相对方向。民众将对神灵崇拜在潜移默化影响中表现出民间信仰,成为传统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并融入我国的礼乐文化中。戏曲表演与庙宇融为一体,在敬神娱神过程中戏曲的内涵被注入了宗教化。伴随着这种演戏献神的宗教仪式被固定下来,戏曲的教化功能或浅或深地在戏曲艺术呈现目的上表现出来。清光绪十二年(1886)《白云山禁止票传支戏碑记》中记载:

从来庙堂之设,原所以奉祭祀:而祭祀之道,莫先若献诸戏……九村轮转报赛,有献戏两班者,亦有献戏三班者,尽心力而奉神,诚盛事也……每年逢赛之期,差役执票而来,假借传唤官戏需索戏班钱文,以至于梨口等借此端倪,逢白云山写戏,要求戏价之大,否即不来唱。则此害不已,有误于神事呼……自今以后,不准票传支戏。

据庙中碑记所载内容得知,神庙信仰依靠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和威慑力,对献戏百姓进行忠告和劝诫,谓之“尽心力而奉神”,否则“此害不已,有误于神事乎”。面对神灵信仰,众人自然而然地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这种自觉的管理办法是宗教属性和艺术属性相结合的体现。与戏台相对的神殿,是宗教的延伸体,表现出“礼”,而戏台在历朝历代中都被看作是娱乐的具化表现,表现为“乐”。因此,王潞伟认为“神庙中舞楼之设是礼乐观念民间渗透的结果”。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认为,神庙舞楼之设是神庙剧场中必不可少的礼俗配置,在其他的碑记中也有大量关于修建或重修神庙舞楼的记载,究其原因是因舞楼位置或偏或缺或小。不难看出,在关于舞楼修建中体现出的是对所祭神灵的崇敬,也是对礼乐文化礼俗的遵守。而下霍护国灵贶王庙碑记中所体现出来的也正是民众对于礼乐观念的接受和重视,表现出神庙戏台的宗教和艺术在神庙剧场中和谐共生。

自三嵕庙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是下霍村举行庙会的时间,敬神演戏的活动及精神还在经久不息地传承和保护着。在科技水平和思想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演戏活动已然成为老百姓的日常民俗活动,不难看出,当今时代“新潮”的礼俗文化正如雨后春笋般与民众融合交织。

在乡村地区,戏台代表一个村、一个镇乃至一个县的信仰文化和精神源泉,同时它又是中华优秀戏曲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戏台的地理位置、建构形制以及戏台上所载有的舞台题记等信息,我们可以穿越古今了解到古代的历史和民俗活动,这对于今天的历史学、民俗学、戏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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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雯捷(1999—),女,汉族,山西临汾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戏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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