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念慈的收藏偏好研究

时间：2024-05-20

摘要：费念慈作为晚清著名金石藏家，在当时的艺林颇有名声，其收藏偏好既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也来自时代风气的推动。晚清时期，金石与朴学紧密相连，而金石藏家个人的收藏则在环境的影响下，夹杂着自我志趣的表达、学术研究的热情以及对于名士的追求。

关键词：费念慈；金石学；金石收藏

晚清金石書画收藏风气兴盛，不可否认，在翁同龢、潘祖荫、陈介祺等官员名士的引领下，金石学研究成为文士的必修课，其中心地位的形成则难免受到官员本身地位的影响，从而带来不自觉的趋同。当然，这种学风既是对明代追求“奇”而产生的错误的纠正与考订经史的需要，也是因赏玩金石书画而引申出的收藏鉴定的需要。同时，金石书画也是考据、收藏的媒介与依托。

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归牧散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散馆授编修。他是晚清金石藏家，家藏颇丰，与翁同龢、汪鸣鸾、俞樾等为师友，与叶昌炽、江标等为同年。

家境殷实的费念慈，屡屡向友人言科举累人、俗事繁多，无法专心读书，言语间一派不愿为俗世所累的避世心理。而实际上，费念慈也一直在科举途中奔波，但成功入仕后官途较为短暂。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甲辰，李端遇以通政使司副使为浙江乡试正考官，费念慈以翰林院编修为浙江乡试副考官。用陈夔龙为费念慈诗词集《归牧集》序之言：“辇下一典试浙中，所取皆知名士，充其资望，平步登九列、跻两府，均意中事”，然而其官途却因此次乡试受挫。光绪十九年冬（1893），御史李慈铭奏弹劾费念慈等八位翰林；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费念慈被削去翰林察看，而晚清的政治环境已经无法让费念慈舒展拳脚：

得屯通录复丁年，会继频罗盛事偏。汉代自得容汲暗，名山从此属焦先。江湖满地渔翁贵，桃李成蹊圣火传。我愧罪言曾十上，亦将乞郢拟僧虔。

《归牧集》中费念慈的这首诗提到“甲午乙未间，诏许诸臣言事，先后疏凡十余，上以与台省联衔，几被严谴”，甲午、乙未即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二十一年（1895）。未几，费念慈告归吴下，以金石书画为业。从进士的荣耀到告归的无奈，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正如费念慈所用名片一般：“当时的风气，凡是一位新进士、新翰林，初中式时，出来拜客的名片特别大，本来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上的名字，则亦顶天立地，费念慈这个‘费字，足有两寸生。到后来，慢慢缩小，到授职编检，已缩小许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寻常一样了。”[1]简单的名片大小，可以让我们看到费念慈的心理变化。历史的研究也一样，以小见大，从费念慈的收藏与偏好出发，我们也能够略微探寻到晚清时期的历史环境与个人藏家收藏的影响因素。

一、时代风向——朴学的引导

光绪十四年（1888），费念慈乡试中举，发榜之后立即给缪荃孙去了一封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朴学已经是考官取士中较为看重的一环：

昨发两书未得报，殊悬悬也。南榜与乙酉北闱绝相似，其间就弟所知，以朴学举者张锡恭、陈玉树、江衡、江标、刘富曾、显曾、刘奉璋、赵元益、沈嘉、谢钟英，已十余人，此外当尚不少。惟榜首是桐城姚然，季直亦桐城派也。刘良父、范醴泉、孙汶民、范肯堂为沧海遗珠，是一缺陷，亦与乙酉同也。兄何日来苏，至盼。长沙师交替之前，弟当赴澄填供。[2]

信中提到的南榜，也就是戊子江南乡试，乙酉北闱则指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府乡试，两场取士“绝相似”，就费念慈所知的朴学举子已有十余人，可见当时朴学研究者之广。长沙师即王先谦，字益吾，时任江苏学政，掌南菁书院，其乡试后告假两月，而举子要在限期内把亲供交给学政衙门，因此费念慈要赶回江阴。缪荃孙亦是江阴人，与王先谦颇有往来。费父费学曾自述生平最乐之事即是将8000余亩沙田悉数捐入南菁书院，这件事正是缪荃孙从中周旋搭线的。后王先谦欲请一山长，也首先考虑到了缪荃孙：

弟处上海沙田八千余亩，家严已约姚访梅，姚有万余亩。悉数均捐入南菁书院，以充经费。[3]

……

长沙师得沙田入书院，思办围筑，拟加膏火，欲添一山长，请兄掌教，未识尊意若何？[4]

但费念慈与王先谦并非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到了断交的地步：

直至贻重返自京师，询明确系交到，而屺怀并无谢信，推求前后情事，知早有谗人构陷，以致如此。但屺怀与先谦实无嫌隙，从前交往多年，只为江叔嶰致书略有言语参差之处，旋即冰释，即叔嶰亦交好至今，此外固无间可乘也。先谦纵不能小心以事友生，而言语非全不谨慎。以全无嫌隙之人，而忽对人横加訾诋，至于人不能堪而绝交，先谦似尚不至此。且此谗人与屺怀至好，先谦所知，即令有不佩服屺怀之处，亦断不对此谗人说。凡事反复推勘，自有不易之理，屺怀言因爱人，不觉堕其术中耳。此君在湘数年，其行事若何，吾弟自有远鉴，即鄙人与之还往，亦尚善全始终，不过因其言偶不经，针锋太甚，老羞成怒，遂作此无聊伎俩，正方鳞甲，顿化苏张，可笑可笑！[5]

王先谦致缪荃孙的信札中描述费念慈单方面拒绝往来，怀疑有人从中挑拨。此人在湘数年，又与费念慈为至交好友，加上王先谦又一信中提及“剑霞疑构，屺怀断绝，非我罪也”，可知此人应为江标。

江标（1860—1899），字建霞，江苏苏州人，曾师叶昌炽，与费念慈为同年，后官至湖南学政。二人早年在苏州时就一同学习研究，共同赏玩金石书画。光绪十一年（1885）江标日记载：“费屺怀（念慈，武进人）自都中归来谭，小坐即去。屺怀工书，善读书，为洪北江、孔顨轩一流。”[6]洪北江、孔顨轩是为通经史、精小学的名人。而通经史、精小学恰恰是朴学的研究路径：

昨谒荫甫丈，讨论竟日，语次辄念执事不置。其学大而博，金石竹素，靡不甄综。谓弟曰：治朴学有两途，一为典章之学，博览强识，久而贯通；一为训诂之学，潜研沈思，务期心得，必自小学始，高邮王氏之书至精，此门径也。[7]

费念慈对科举文章没有兴趣，亦烦应酬，因而研经校史以为乐——“惟苦为帖括所缚，徒耗心力，不能专力研经为可恨耳”[8]“亭午校史，凌晨读经，间为小文，或出均语，亦聊以驱遣闲愁，无足言也”[9]。

二、名家观照——对赵孟頫的追求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帝对赵孟頫的推崇使得赵书在當时又起风潮，乾隆帝之后，时人对赵书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赵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部分文人。杨守敬曾评碑：“元人书碑之存者，以赵松雪为最多，大抵胎息李北海，足以上凌宋代，下视胜朝。”[10]又评帖云：“元赵松雪书，有清华斋帖四册。又有松雪斋帖四册，不过九牛一毛耳。以松雪传世者，不胜收耳。”[11]

《寒松阁谈艺琐录》载费念慈工书法，出入欧褚，旁通魏晋各碑，坚凝卓朗，独出冠时。其小楷尤有赵孟頫之姿，妍雅劲健。费念慈自述曾为顾文彬代撰《过云楼书画记》八卷，同时录出《松雪年谱》《逭歊茶话》：

弟方从事《小戴》，惜难兼及，兄其有意乎？申季意在《释文》一书，欲为作疏证，其事非尽通群经诸子之说不可。体大物博，为之更难。若成书，则裒然巨观也。弟近日整理零星旧稿，为艮龛丈代撰之《过云楼书画记》八卷，已写定。又录出《松雪年谱》《逭歊茶话》亦论书画者。各一卷，骈散文各一大册、诗词一大册。

……

家外舅任皖学，例应回避，是乾隆三十八年学使秦潮奏定，载《学政全书》中，故不能不北行。海氛不靖，时事日非，而吾辈尚沈霾故楮中，开陈编以盗窃，自觉可笑也。[12]

据“家外舅任皖学”，可知为费念慈岳父徐郙于光绪八年（1882）壬午出任安徽学政一事。费念慈谓科举为世俗之学，而仍需专心以博功名，希望“世俗事”完成后可有暇为《小戴礼记》重作疏。这样一味地追求治学，或许也是一种逃避。国家内忧外患，文人仍汲汲于故楮，“窥陈编以盗窃，自觉可笑也”。

青年时期的费念慈即专注于赵孟頫，为其著年谱，年谱脱稿后编录未竟，又花了15年时间收集史料以补遗：

《松雪集》容晤时商易。赵谱弟十五年前编录未竟，初为表，后改谱。外又别录两种，一《所书碑目》，一《各家著录书画真迹目》，附《丛帖石刻伪迹目》。又辑《松雪集补遗》二卷，均成大略，得书四卷。[13]

作为藏家，费念慈的收藏极广博，其或有考经证史之心，但更多的是一种爱好。而在藏品选择、题跋上，不仅能体现其偏好、学识，还可窥见藏品的历史流转。庞元济《虚斋名画录》载五代赵驸马《神骏图》（赵文敏书合璧），费念慈曾多次题于前后隔水绫，并言：

此卷为卞令之故物，载《书画汇考》。赵文敏写坡翁诗于后，误作杜诗，为王青羊所讥。王渔洋《居易录》辨之，谓偶误记耳，不足为病。岂伯穀亦毕生未见苏诗耶？余谓明人如百穀眉公辈，鉴别极精，而疏于考订，不必与论学问也。西蠡又记。[14]

青羊、伯穀、百穀皆指王穉登（1535—1612），赵孟頫偶误为王穉登所讥，费念慈则谓王穉登辈考订不精，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赵孟頫的维护。

费念慈曾观宋拓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仅跋：“此越州石氏本也，光绪十六年七月。费念慈观于幼喆丈斋中记之。”[15]而对赵孟頫《洛神赋》，则先从《秋碧堂帖》刻本上抄录此帖原有的元人张楧跋后再书自识：

古诗十九首，三百篇之变而不失其正者。曹子建诸赋，骚辞之变而不失其正者。子昂书，二王之变而不失其正者。有此三美，清夫其宝之。大德二年八月既望，西泰张楧、张焴、会稽戴锡、嘉兴顾文琛，同观于学古斋。

此卷为梁蕉林相国故物，橅刻《秋碧堂帖》，有张楧、张焴等四人同观跋。据跋则卷前尚有松雪书《古诗十九首》，当入真定秘笈时，已为人割去，而原跋尚存，故并刻之。道光中藏长乐梁茝林中丞家，又裂失后跋，盖不知何时流转市儿手。以无前诗为嫌，或剪弃、或别造伪卷，均未可知。然观牟陵阳跋《洛神赋》中云，惟前有古诗，故著此语，是诗赋合装之一明证，此故非伧父所知也。

潜园世丈十年前得于闽中，顷来吴门，携以见示，且属录梁刻后跋于卷尾，以待延津之合，因并记此。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二月廿又七日，武进费念慈。[16]

从“且属录梁刻后跋于卷尾，以待延津之合，因并记此”“鲁瞻马正可配李赞华鹿，不知天壤间尚有东丹王画本否？题此俟之”两句，不难看出收藏家对于完满的追求。而在收藏过程中，藏家总会因一定的收藏偏好爱屋及乌，对某一脉的风格多有青睐。

顾麟士在《过云楼书画记·续记》中载俞紫芝临定武禊帖卷：“松雪善学《兰亭》，子中又善学松雪……余与费西蠡咸喜收藏赵书，故于子中书亦有同嗜。尝倩西蠡为先王父书墓志，遂举缪本酬之。人事贸迁，忽忽数十年，西蠡墓有宿草，余虽复获此卷，不及同赏，可叹息已。”[17]赵孟頫善学《兰亭》，俞紫芝善学赵孟頫，因此俞紫芝所临定武本兰亭与赵书兰亭有重合的受众，“余与费西蠡咸喜收藏赵书，故于子中书亦有同嗜”正体现了师承与因果关系。又或说赵书毕竟难得，因此需要优秀的同类品的替代。除俞紫芝外，江标日记中还提及文徵明所临赵书，亦是时人同好：

右文衡山先生小楷《赤壁赋》并补图，时嘉靖四年九月，先生已六十六岁。越年五月，又自跋两行，更小于蝇头，腕力精健异常。余尝按其行款，知先生乃临赵松雪本。此卷共廿九行，行二十字，与赵本同。赵本墨迹今尚在京师卓公家，装一直幅，去年曾出钱。石刻则在焦山寺中，旧为文文水所刻，在嘉靖壬戌时，后先生临写已二十七年矣。按，先生晚年日书小楷《千文》一本自课，分贻亲友，无少吝，此亦一时兴到所作，以赠石民望者。民望亦吾郡一知名之士，尝与唐、祝诸君相往来。余得滕逸湖手录《所见书画录》，中见祝京兆书、石民望写叙，即索武进费屺怀同年以小楷录于后。屺怀尝得文氏小楷卷六段，中有《后赤壁赋》，而无《前赤壁》，字更小于此，欲易以为合璧，彼此皆有此意，而皆未能割爱也，嗜好之累人如此。[18]

三、西蠡秘笈——托词与缘分

在对名家名作的追求以外，收藏有时也因藏家的身份、籍贯、经历等而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这些也是藏家之间来回“拉扯”的托词与手段。

费念慈致顾麟士信札中曾即以武进人的身份委婉提出：“石谷卷先缴，惟验收。所写正虞山至毗陵，景色与常人有旧，不知能割爱否？”此外，对顾麟士的一些藏品更是早早预约——“鹤铭如不欲自藏，他日请归敝斋，可与王子晋作对，大小正同，不欲与外人也”[19]“隋唐七志如可让出，愿归敝斋，勿为他人有也”[20]。

顾氏与费念慈还有另一段翰墨因缘，江标于光绪十四年（1888）日记中载：“午间，屺怀来谈，顾氏过云楼坡公祭黄几道文卷，曾许赠渠，惟云生前不忍弃之，若将大隐之时，能书遗嘱，当将此一段公案留示后人也。”此时过云楼主人为顾文彬，光绪十五年（1889）顾文彬逝世，未闻此逸事，应是不了了之。而有趣的是，阴差阳错之下，顾麟士“还赠”了费念慈一卷苏书——《苏文忠质翁卷》：

余家自祖父以来，各师坡书，顾所得坡书乃甚鲜，故前记仅载《祭黄几道文》与《谢民师札》二卷……希世巨珍，不轻示客。旋为费屺怀所闻，再四商假，以平生知昵，不能峻辞，未及索还，屺怀奄忽陨世，遂应季札旧事。刘孝标有云：“但悬剑空垄，有恨如何？”言为心声，殊足道余幽隐。

坡书难得，不轻易示人，只愿秘藏之，奈何至交好友再三商借，此本一去不回，世事弄人，顾麟士心中再是有遗憾，费念慈也不可知了。但在收藏一道，费念慈自述“弟生平不为巧取豪夺之事”，成人之美，亦是快事：

至《晋书》实是明印宋治平监本，与《法言》后之年月结衔悉合，有君闳之《隋书》、《南齐书》可证。《晋书》已阙末卷，故无之，兹将所携全部奉鉴，如皆不谓然，不敢相强，竟作罢论，望恕其唐突之罪，勿存芥蒂为幸。惜书心重，姑妄言之，宋本日少，不忍使其能合而仍分，再为歌利王割截身体耳。弟尝得北宋椠《册府元龟》二册，后知全书为陆存老所藏，亦以移赠，至今为快事。故敝藏肯让，亦出本心，并非饰词。弟生平不为巧取豪夺之事，纯老知之甚深，万勿见疑。夥望详酌，并与纯老商之，候四月间面定何如？至《晋书》卷帙既多，即存尊处可也。

再《茅山志》匆匆未能详阅，桐柏真人《王先生碑》海内无第二本，张从申《元靖先生碑》两宋搨皆在敝斋，欲借藏本一校，并摘抄数条，即以《晋书》《礼书》《读史管见》三宋本为质。如蒙许可，则书止八册，后于取携，即请封交吴墨如兄携至为何家市，统俟四月中带缴，决无汙损也。弟祷于茅山而生，近又得此两碑孤本，似于华阳道观不为无缘，故独于此志颇眷眷，惜繁重无力复刻耳。敬颂台安，不具。弟制念慈顿首，十四日何家市舟中。[21]

张从申《元靖先生碑》全称《茅台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费念慈得两宋拓，希望借瞿启甲藏本校对，又因是“祷于茅山而生”，所以对道教典籍《茅山志》颇为眷睐。这样解释与茅山的缘分，应是希望能够顺利借出藏本。费念慈似与道教有缘，但从2016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卖会上一幅费念慈所书六字真言大明咒，却发现其佛门弟子的身份：“《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真言大明咒，此至上珍典。佛历二千四百三十九年上元节，惠仁居士供养之愿，佛门弟子屺怀居士费念慈沐手焚香敬书于归牧堂南居。”归牧堂为费念慈苏州桃花坞寓所，因得宋人左建画《江村归牧图》，后自号“归牧散人”，题所居为“归牧”。光绪二十八年（1902），费念慈请翁同龢题跋，而翁同龢细审之，定为张浮休手迹。

得西蠡函，以宋左建画《归牧图》属题。[22]

再题西蠡《归牧图》，定为张浮休迹，非左建也。《六研斋笔记》一则可证。[23]

虽是如此，费念慈仍极为喜爱此图，“归牧”成为自我志趣的表达，并以此为主题，多次画图题扇以把玩。这种思想也影响着费念慈的后代，陈夔龙在《归牧集》序中说：“梓怡高尚雅似君，决意不涉仕途，惟懔懔以废坠先泽。”梓怡即费念慈长子费毓桂，在朝代翻覆之际，费毓桂与藏家墨客交游往来，以金石交游，不愿争名夺利。

四、余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费念慈作古，其身后又经战乱兵燹，文稿书信等更是十不存一。如果说收藏对艺术作品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续写，那么藏家经手过的藏品、题跋也都在一点一点地勾勒出藏家的生平与思想。

当然，晚清的金石收藏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费念慈也是晚清易代之际众多文人藏家的缩影，从政治官途来看，他似乎没有杰出的功绩，但在科举之外，金石书画贯穿他的整个生涯。收藏偏好只是费念慈研究的一个小块面，仍需就其藏品与信札等继续展开，深入研究时人的收藏状况、藏品递藏情况与收藏带来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39.

[2]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79.

[3]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31.

[4]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44.

[5]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