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隐喻与文化精神在博物馆叙事展览中的解读

摘要：文章在明确侨批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基础上，从博物馆展览叙事策略入手，详细解读了如何运用叙事结构、视角、修辞和情感传递来呈现历史隐喻与文化精神，旨在为如何博物馆展现历史隐喻与文化精神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历史隐喻；文化精神；博物馆；叙事展览；开平侨批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中，侨批作为一种独特的邮传载体，记载着华侨艰难的创业史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难以忽略的重要篇章。2020年10月，***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期间，到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侨批文物馆考察，了解侨批历史和潮汕华侨文化。他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現。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开平市博物馆珍藏有大量的侨批（银信），无疑是这段历史的生动见证，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华侨对家国的深沉情怀。本研究以“一纸情长——开平侨批（银信）专题展”为例，旨在探索和分析博物馆展览如何通过叙事展览的方式，解读文物背后的历史隐喻与文化精神，并展现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价值。

一、历史隐喻、文化精神与开平侨批的关系及展览分析

（一）解读历史隐喻、文化精神与开平侨批的关系

关于“历史隐喻”“文化”等相关概念，萨林斯在其著作《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中，基于结构史观，从事件（event）的角度，以夏威夷社会为例，将“明确”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联系起来，即事件就是文化的解释。但其他学者认为，“他者”视角、西方和当地人不相同的时间观念等，冲击了这一种结构史观，认为这种角度的“事件”，只能是意象性的“历史意识”，不是所有文化形态都有明确的事件等[1]。而唯物史观与结构史观中的“事件就是文化的解释”有所不同，唯物史观通过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及相关人物的特质和言论，深入探讨社会变迁的根本驱动因素和固有模式，它强调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来解读历史，并坚定地将人民群众定位为其研究的核心与价值所在[2]。这一观点主张，不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或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如何变化，人民群众始终是文化的核心创造者，并在各种实践中不断体现其主体地位。传统的博物馆展览主要侧重于通过具体的、明确的事件进行叙述，而往往忽略了以人民群众作为史事发展的主体来呈现，从而可能遗漏了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

开平侨批（银信）并不来源于明确的事件，而是来自于一个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个背景是清末民初时期，海外华侨在异国他乡为生计努力打拼的场景，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侨批成为华侨与家人沟通的桥梁，也是他们向家乡表达思念和关心的重要方式。从萨林斯的结构史观来看，开平侨批（银信）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隐喻”，是文化与事件的结合。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群众都是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承者，文化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开平侨批（银信）展现了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造性活动，它们是华侨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也是其家国情怀的体现。这些侨批不仅仅记录着汇款的金额和家事（银信）的琐碎，更多的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坚韧与努力。每一封侨批（银信）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关于家庭、生活和梦想。这些故事，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也是他们在逆境中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历程。

因此，“一纸情长——开平侨批（银信）专题展”（以下简称“一纸情长”）以人民群众作为史事发展的主体来进行呈现，突出了普通民众在历史进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揭示了他们在侨批和银信业务中的真实经历、情感与努力。该展览不仅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经济活动，更向公众传达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希望、挑战和对家乡的深沉情感。

（二）开平侨批（银信）专题展在叙事展览的体现

在当代博物馆的策展实践中，叙事展览日渐受到重视，该展览方式重在构建情境，为观众提供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历史体验。而开平侨批（银信）作为一种充满历史和文化意蕴的材料，与叙事展览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契合。开平侨批（银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交易的工具，它背后承载着海外华人的情感、家国之思以及与祖国的纽带。这种情感与纽带，在一般的展览方式中很容易被简化或忽略。然而，通过叙事展览，它们可以被完整地呈现出来，使观众得以感受到那段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情感氛围及文化脉络。

叙事展览的另一重要特点在于其情感的引导作用，使展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与体验的共鸣。当观众在展览中看到那些真实的家书、照片和其他侨批文献时，他们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真实性与非虚构性，这种真实感恰恰与唯物史观对于真实、非虚构的追求相呼应。因此，叙事展览作为一种情境化的策展方式，与开平侨批（银信）这一历史材料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契合性，它为展示开平侨批提供了一种既真实又富有情感的方式。

二、以博物馆展现叙事展览历史隐喻与文化精神的策略

（一）叙事结构：以点带面切入时代背景

在博物馆展览中，展品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与其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和原始语境相剥离，但一个成功的展览不应只满足于物品的简单展示，而应深入到如何为观众重构和再现那被剥离的原境空间。具体来说，展品是此过程的核心——“物”，而围绕它的陈列顺序、展品摆放、情景搭建、装饰搭配等作为“象”，都有助于展现物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3]。再进一步，展览的整体布局、交流互动和装饰艺术等构成“形”，为观众营造一个可以沉浸其中的叙事空间。这种知觉的叙事空间，旨在为观众提供一个感知环境，让他们既能触摸到历史的脉络，又能身临其境地体验展品背后的情感和故事。

“一纸情长”为了将展品与其原境空间重新联系起来，先是以“开平侨妇”的歌谣《异乡孤客  乡下守望》作为展览的情感入口，使观众对后续展品的理解和体验充满期待。展出的一系列历史照片，如“1887年间华工在傅里沙峡谷铺设轨道”“华工修筑铁路”“华人餐馆”“华人洗衣店”等照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宏观的时代背景，使观众可以感受华侨在异国他乡的艰辛，并进一步地展出华侨当时受歧视和压迫的证据。例如“1931年谢钦舜出美国口供纸”（图1）、“1920年方拔洲从美国寄给开平塘口方广仁的家书”等，凸显了“排华”背景下华侨所承受的痛苦与挣扎，这些侨批（银信）深入地展现了华侨的内心世界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整个展览的布局和设计均围绕着重建华侨与其原境空间的关系，成功地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感人的叙事空间，使他们不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而是真正地参与并体验到那个时代的华侨生活。这些展品和资料不但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思和批判。通过展示这些与“排华”背景相关的物品和信息，“一纸情长”成功地引导观众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观众不再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共同体验那一段历史。

（二）叙事视角：微观叙事体现主体情感

当展览试图呈现一个宽广而复杂的主题时，多线叙事结构允许策展者通过多个视角来展现一个统一的主题，从而确保观众在有限时间内能够获得一个全面的认知体验。多线平行式叙事，每条线索都在独立地叙述一件事，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从而确保每一条线索都能够得到清晰、完整的呈现[4]。这种叙事结构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结构清晰、有序的认知路径，使他们能够轻易地理解展览的内容，也能够更好地沉浸在展览的故事中。

多线叙事在“一纸情长”中的应用可谓淋漓尽致，每一封僑批（银信）、每一段故事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单元，各自完整地呈现了海外侨胞的生活、情感、期盼和奋斗。这些叙事单元在展览中平行展开，彼此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构建出一个宽广而深刻的主题——海外华侨与家国情怀的深厚关联。通过对侨批（银信）进行多个角度的分类，包括生活开支、置办大事、维系亲情、传承家风、传递信息、了解时事、建设家园，圆梦故土、兴办实业，造福桑梓、支持革命、保家卫国等类别，呈现了华侨的生活、梦想、情感以及他们对祖国的深沉情怀和支持。此分类并非随意，而是反映了侨胞日常生活中最核心、最直接的关注点，以及他们与祖国、家乡、家庭和社会的深厚纽带。这种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展示方式，使观众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感受到这一历史时期华侨的生活和情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叙述修辞：意义集群对比展现故事

在博物馆展览中，叙述修辞不能仅仅是表达的工具，而是对文化符号和故事结构的深刻挖掘，以增强展览的吸引力和观众的沉浸感。博物馆展览可以通过对比和对话的方式，将分散的、独立的信息元素融合成有组织、有层次的整体，形成“意义集群”，从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对比作为一个有效的修辞手法，有助于在文本和物件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让观众在中与外、古与今的对比中，迅速领会策展人的意图，读懂展品背后的信息和内涵。

在“一纸情长”的“递送渠道”单元中，递送渠道的演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间轴，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叙事。从水客递送、银号和商号的盛行，到邮政机构和银行的参与，展览通过这一系列的对比，展示了时间、技术和政策如何影响华侨与家乡的连接方式。更进一步，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侨汇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变革，彰显了国家对于侨汇业务的重视与鼓励。这种对比和变迁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侨批业务的历史脉络，更在深层次上展示了华侨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此种叙述修辞的运用，使得观众能够在对比中发现意义，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开平侨批的独特价值与历史地位。

（四）情感传递：辅助手段完善物证教育

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收藏，更重要的是其教育功能。物证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博物馆教育方法，强调通过与实物亲密的接触和感知，向公众提供了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然而，物证教育所倚重的“物”，常常受展览空间、藏品数量和客观环境的制约，使得传统的展览方式常常难以满足公众对于深度体验和情感沟通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博物馆展览亟须利用辅助手段，以弥补这些局限性。这些手段不仅包括技术上的创新，如多媒体、VR互动等，也包括文创产品的设计和推广。这些补充手段的使用，不仅丰富了公众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们为博物馆创造了更多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成功实现了物证与知识框架之间的无缝连接。

在“一纸情长”的“保护活化”单元，体现了物证教育与现代辅助手段相结合。展览通过展示开平文博部门对开平侨批（银信）的研究、挖掘和保护工作，突显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的重要性。通过互动游戏，如银信小游戏和开平侨史的VR体验（图2），为观众创造了一个身临其境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开平侨批的历史和文化。更进一步，为将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展示了一系列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如纪念册、水杯和环保袋，不仅是对传统侨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博物馆品牌的延伸。通过这些手段，该展览成功地将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实现了物证教育的深度与广度的完美结合。

总而言之，博物馆作为文化和历史的沟通桥梁，其叙事策略对于传递深层次的文化信息至关重要。通过有效的叙事手段，博物馆能够为观众呈现一个生动、立体的历史画面，让过去的故事与当下产生共鸣。

参考文献：

[1]刘海涛.何为“事件”：萨林斯“结构史观”的拓展与挑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4）：57-66.

[2]张国启.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呈现及其启示——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为例[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1）：67-76+155.

[3]陈航宇.博物馆叙事展览策划中空间的营建[J].艺术与民俗，2022（04）：4-10+18.

[4]韩蒙.博物馆展览双线索叙事的表达——以“征程——从鱼到人的生命之旅”主题展览为例[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3，8（02）：78-84.

作者简介：

廖颖（1992—），女，汉族，广东揭阳人。大学本科，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活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