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政碑看元代儒生士人的政治参与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22年度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全元文》去思碑整理与碑文所见民族文化交融”

项目编号：2022KYZZ-S012

摘要：元代德政碑的刊立夹杂着各种复杂的动机。立碑活动是儒生士人参与地方政治的重要活动，一方面儒生士人积极参与立碑活动，传播儒家思想；另一方面立碑是儒生士人与达官显贵结交的重要途径，并且儒生士人在撰写碑文、碑铭、德政颂等的同时，也是宣传自我、博取名利的方式之一。透过立碑活动，可以观察元代儒生士人的政治活动及其在地方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元代；德政碑；儒生士人；政治参与

德政碑是地方百姓、士绅在当地官员去任后所树立的一种生碑，其目的是赞扬官员所做德政并表达百姓的感懷之情。地方书院的儒生士人是刊立德政碑的主要参与者，儒生士人除了撰写碑记，还积极推动立碑活动。对于儒生士人来说，立碑颂德饱含着他们对于儒家思想的寄托，也是他们参与地方政治、渴望实现自己政治目的之重要途径。

一、积极推动立碑，践行儒家理念

在德政碑的树立过程当中，充斥着儒生士人活动的身影，几乎每一篇碑文中都有当地书院儒生士人的参与。“古者议政必公于乡校，若琢词其中，足系无穷之思，且庶有劝于后也乎。”学校是古代公议的场所，儒生士人议政是自古以来儒家文化的传统，而德政碑所颂扬的德政为儒生士人议政提供了基础。《石县尹善政碑》记载：“公论出于学校，而君之政，缙绅先生颂美无异辞，其何谦于古之循吏耶？”认为经过学校儒生士人公议的德政是值得肯定的。望江士人周文龙评论县尹程宗“愚廉墨不齐，求厥克兴利去害、锄强抚弱，折狱断讼之明且果，膏泽渐濡之深且厚，率皆罔闻前政而见之今者”，也表明德政碑的德政内容是儒生士人公议的对象。儒家士人通过参与德政碑的奏立，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进行公议，践行了儒家文化理念。

儒生士人在立碑活动当中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往往是德政碑的申奏者。在奏请立碑时，他们有时单独上奏，“今年春，州人教授马克刚洎学正萧从道等持其状来请曰：‘民思张侯之德不忘，敢乞文刻诸石，庸示永久。”有时则与地方官员与耆老一同申奏。”“越明年春二月，乡耆景公等介邑人刘瑞、教谕王梦弼奉达鲁火赤也先伯、主簿席荣书驰于古肥……愿葺在任政绩，丐文劖石，以标去思之情。”由于元代取消唐宋以来“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的制度，儒生士人往往请奏的对象是上一级官府和继任的官员或者地方最高长官，但也有前往京师奏请立碑的，如“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耆老赵某数辈走京师”，为归信县尹请求立碑。在申请立碑的过程当中，儒生士人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代表前往，并且在奏请的群体中不乏官员、耆老等，儒生士人处于奏请者中的主导地位，可见其在地方社会当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元代儒生士人还是立碑活动资金的提供者。在为章邱县尹李彦表树立德政碑时，“诸名士梁君彦文、李君元亮等议此宜加铨次，镌石以昭永世，本县民闻而善之。公论克谐，俱佽其费”。元代儒生士人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大不如前，但是在经济方面还是享有豁免部分赋役的特权。丁酉年元太宗窝阔台在选试儒人时就曾规定：“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这也为元代儒生士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条件。

在德政碑的立碑者当中，也常有儒生士人的身影。《庆元路总管正议王侯去思碑》碑末的立碑者当中，包括“学正李庚孙，学录吴文先，主奉孔文颖，直学张宗彝”等39名儒生士人；《元推官赵叔逊去思碑》的碑末，共有“儒学教谕杨复，学录何德中，山长陈惪永”等儒生士人31名；绍兴路嵊县尹畲洪的《道爱碑》碑末，列 58 人立石，皆是儒生士人。儒生士人在立碑活动中参与人数较多，往往超越官吏、耆老等其他团体，在碑末署名时，学校书院的学官也常列于最前端。

儒生士人还是德政碑文的主要撰写者，有的在地方担任过学官，有的在国子监等中央机构任学官。一方面儒生士人本身文化程度较高，在撰写文章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与德政碑所宣扬的循吏意义有关。从汉代开始，循吏就成为官员的追求和百姓的期望，而作为儒家思想载体的儒生士人，书写德政、树立循吏典范、宣扬教化是他们的责任。因而，儒生士人积极地撰写碑文，期盼后继官吏能够继承前人官吏的循吏之风，励精图治为地方百姓谋福。

无论是德政碑的奏请者、赞助者、立碑者还是撰写者，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代表，儒生士人在德政碑的奏刻过程当中起到了积极和关键的作用，一方面在奏刻过程中儒生士人集聚于乡校就德政进行公议，另一方面通过书写德政碑文宣扬循吏思想以正一邑之风。德政碑的奏刻为儒家思想的表现提供场所，使得儒生士人纷纷参与其中，践行儒家理念。

二、交流碑文，扩大交际圈

德政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体模式，在元代，德政碑流行于全国，是元代儒生士人政绩颂扬活动的一种。元代儒生士人将德政碑作为一种社交文字，在政治交游过程当中发挥作用。

德政碑不光能够给碑主带来政治声誉，也对碑文的作者进行了个人宣传。德政碑往往刊树在道路、驿站等交通枢纽，有的则放置在衙门、学校、集市等人员流通频繁的场所，如《胡公遗爱碑》记载“惟是县治，萃民之所，顾无刻以慰良尹去吾民之思”；《都水庸田使左侯遗爱碑》载“砻石与姑苏传置”；《鄞县阮尹去思碑》则“树碑于学”。德政碑作为宣扬碑主德政的公众景观，不光为当地百姓所见，也为过往旅人所阅。

德政碑作为实物在当地宣扬作者的名声，其内容转化为文体后在士人的交游圈中流传，成为儒生士人进行社交的文体，儒生士人常以文本的形式阅读德政碑。江浙行中书省苏左丞以“其兄琬以示郡诸生赵汸”为其作善政录序，从文中可知苏琬出示给赵汸的“公理政之善凡三十事”，已“刻而传之”。德政碑记叙关于碑主的生平事迹，儒生士人往往在书信交往中对此进行评论。如杨维桢在为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德刚书写德政记时，就曾根据“吾友王元裕既叙公所为善政”，并且“征予文以属比之”。儒生士人的交游当中，德政碑可用来充当名帖，如吴允“以昔尹文安去思碑”拜而许有任为其父撰文，并言“翁历履，此其槩也”。

德政碑的碑文，往往是作者采用当地士人的“状”而撰写的。《元刘侯克敬去思碑》在撰写时，马豫以“晋国公之后王瑄状侯之政迹，偕前郓城主簿张端来谒予文为朝城之学馆”。戴良在撰写碑文时“以子元之请，特为次第其言，采其歌诵而载之”，并且还有多位儒生士人为同一人撰写碑文，“邻邑士民亦为刻石颂德，高邮推官宇文公谅譔去思文，国史编修张翥譔德政文”。可以看到的是，在德政碑的奏刻过程中，不光有本地儒生士人之间的联系，也有名士与立碑地儒生士人之间的交流沟通，而士人之间的这种交游使得各方都能够达成自己的意图。

以德政碑为基础，还衍生出有关的序、记、题等文体，在士人圈中广为流传，成为元代颂扬文化的一部分。几乎在每一篇德政碑后都有儒生士人谱写的诗歌骈文，如“峩峩虞山，泠泠琴水。文风绵邈，言游兹里”“鸾凤一飞冲九天，登瀛况有旧师传，超擢宜如顾少连。前政去者思无斁，后来主者加于昔，大书特书岂无石”“松之水兮泚泚，松之民兮济济。公之来兮，既父其父，又子其子”等。德政碑背后的铭文种类繁多，并没有规定，既有五言诗、七言诗，也有赋、词等，其作用主要是使碑主的德政能够广泛地为人所熟知，不拘泥于格式，也方便儒生士人发挥自己的特长，更是展示他们才能的区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博得他人的关注。当德政碑在士人交友圈中流传的同时，作为作者的儒生士人也随之被了解，并且德政碑衍生的诗词歌颂在百姓与士人中传播时，不光是碑主的声望被扩散提升，作者的名气也伴随着文体的传播而被认可和提升。

德政碑以实物与文本两种形式将儒生士人的名声传播开来，通过撰写阅读碑文，在士人当中形成一种以德政碑为主要内容的交际方式，而儒生士人在以德政碑为基础进行交游的同时，交际圈随着碑文的流传而扩大，声名也逐渐被立碑活动的群体所知晓。儒生士人参与碑文写作，加强了乡校士人之间的联系，也扩展了本地士人与他地士人之间的关系。

三、奉迎官员，渴求入仕

德政碑的主要作用是颂扬德政、教化风气，但元代儒生士人积极参与德政碑的行为，不光是出于宣扬循吏，与元代儒生士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密切相关。不同于宋代科举兴盛儒生士人在入仕为官上的优势，元代儒生士人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元代士人政治地位低落，首先与元代的儒户制度有关。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将统治区域内的民众，按照不同的职业划为不同的户类，承受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称为“诸色户计”。其中，将儒士划分为儒户。儒户主要“选拣有余闲年少子弟之家，须要一名入府、州学，量其有无，自备束修，从教授读书，修习儒业”，且在经济上蠲免部分赋役，《通制条格》中就有“诸色人户下子弟读书深通文学者，止免本身差役”的记载。虽然从儒户的待遇来看，元代儒生士人的地位不算太差，但与宋代儒生士人的地位相比，已是相差甚远。儒户制度使得过往儒生士人读书入仕“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职能，转变为教书育人。

元代儒生士人政治地位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元代的铨选制度。元人选拔官吏采取多种形式，世袭、荐举、吏员出职、科举、荫补、怯薛入仕等都是常用的选拔方式。元代科举“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拘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科举取士不再成为选官的主流方式。有元一代通过科举共录取1135人，对于整个元朝官僚阶层来说微不足道。选官制度的改变，使得儒生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元代儒生士人依靠德政碑来宣传自己、渴望做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出路狭窄。元朝取士注重“跟脚”，这导致儒生士人很难再通过以往的途径入朝为官。萧启庆曾对进士出身的诸色户计进行统计，儒户只占13%，对于儒生士人來说，出仕为官就显得弥足珍贵，儒士们要么出任吏员，要么出任学官，“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生多屈为吏。”由于在过往的王朝统治观念当中，吏是低于官的，并且二者泾渭分明，这就使得元朝的儒生士人从心理上不愿意担当佐吏，认为吏是地位低下的职业。出任学官成为多数儒生士人的选择，但是学官的品级很低，并且由学官转为地方官也并不容易。《元典章》记载：“自直学至教授中间，待试听除，守缺给由，所历月日，前后三十余年，比及入流，已及致仕。”可见其中之难，且出任学官也并不容易，学官数量不多，竞争激烈。萧启庆在《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统计过，元大德九年（1305）南北府州教授出缺八九十处，而候补却达到500多人。儒生士人的艰难处境，迫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宣扬自己，期盼与官员搞好关系，能够得到荐举。

从《元儒考略》中可以看出，儒士的交游往往会影响其仕途。儒生士人积极参与德政碑的刊立，换而言之也是进行积极的交友活动，很多著名儒士都与权贵有着密切联系。名士杨奂交际广泛，“朝廷诸老，皆折行辈与之交”“关中虽号多士，名未有出奂者”。巩昌汪氏更是与儒生士人相交莫逆，王鹗应汪氏之情撰写《汪忠烈公神道碑》，姚燧也为汪忠臣撰写《神道碑》，可见当时为达官显贵撰写碑文是维持儒生士人政治地位的方式之一。作为本地学官的儒生士人积极主动为本县长官立碑，其最大的政治目的就是奉承迎合长官，希望能够在仕途上为自己提供帮助。曹元用曾担任过镇江路儒学正，后游历京师以儒入仕。虞集、元明善也都担任过地方学官，而且他们都曾为地方官吏撰写过德政碑。大部分儒生士人在出仕前，都在学官职位上撰写过德政碑，再结合德政碑的各种文体在士人圈中的流传。儒生士人主动为官吏奏请刻立德政碑，希冀与官员构建良好的关系，并获得帮助从而能够入仕为官，达成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元代儒生士人通过德政碑的书写，以此来进行政治交游，与元代儒生士人丧失在政治上的优待地位有关，其政治目的是出于对入仕的现实需求，这也是德政碑能够在儒生士人当中能够如此流行的根本原因。

元代儒生士人扮演多重角色，积极参与德政碑的奏立，一方面是因为儒生士人深受儒家“以学领政”思想的影响，遵循古人传统，对地方政治进行公议，宣扬循吏，积极传播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元代儒家地位下降，儒生士人失去了原来的仕进优势，渴望入仕当官的无奈选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生士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选择放下名节，积极参与德政碑的刊立，与达官显贵建立联系，通过为碑主撰写碑文，渴望获得入仕当官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德政碑的内容在元代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是其所具有的价值却依然存在。德政碑在立碑颂德、表达百姓思念之情的同时，也为元代儒生士人发挥了践行儒家理念和完成个人政治抱负的作用。元代儒生士人们积极参与德政碑，是元代儒生士人政治活动的一角，也是元代儒生士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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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宝钰（1993—），男，汉族，甘肃嘉峪关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史专业，研究方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