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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流行的中国青白瓷:马可·波罗罐和“丰山瓶”

时间:2024-05-20

摘要:马可·波罗罐是13世纪末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意大利的德化青白瓷罐,“丰山瓶”则是14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到匈牙利的元代景德镇青白瓷玉壶春瓶,两件器物所属年代相近,艺术特征和制作工艺也相仿,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已属稀世珍宝。

关键词:马可·波罗罐;丰山瓶;青白瓷

瓷器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中国瓷器被称为“白色金子”,成为贵族、领主和新生资产阶级钟爱的奢侈品,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对近代欧洲工艺美术、审美趣味、日常生活甚至饮食习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与欧洲的大宗瓷器贸易始于新航路开辟之后,在此之前,欧洲人接触到的中国瓷器非常有限,瓷器主要作为东方使节或旅行者的礼物,或者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欧洲,但数量极少,大多数欧洲人对瓷器处于知之甚少的阶段。马可·波罗罐和“丰山瓶”,便是中世纪进入欧洲的最为典型的华瓷代表。通过这两件瓷器,我们可以领略到风靡于17、18世纪的华瓷“中国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经历数百年酝酿的结果。

一、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与德化青白瓷罐

马可·波罗(Marco Emilio Polo,1254—1324)出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旅行家、商人。其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4年后到达元大都,受到忽必烈朝廷的欢迎,可汗任命他为外交使者,为政府效力。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对中国的地理、民族风俗有着清晰的了解。1295 年,马可·波罗离开家乡24年后返回意大利威尼斯。不久,他加入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1296年被俘,關在热那亚圣乔治宫监狱。马可·波罗狱友、来自比萨的鲁斯蒂切洛(Rustichello da Pisa)是意大利作家,曾在圣地耶路撒冷逗留,参加过路易九世发起的第8次十字军东征,是东方主义的爱好者。马可·波罗向鲁斯蒂切洛口述了东方之旅的见闻,鲁斯蒂切洛将马可·波罗的经历结合自己的经历,以及从其他地方收集的东方轶事编著成《Il Milione》(《百万者游记》),该书使用一种由法语和意大利语结合的奇怪方言写成,几个月后传遍意大利,被翻译成英文版的《Travels of Marco Polo》,即《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东方游记是西方关于中国物产、文化、历史的第一次记录,中国的富饶和繁荣激起欧洲人数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并导致了15世纪的航海热。

马可·波罗罐(Marco Polo Jar)是马可·波罗东行之后带回威尼斯的一件德化白瓷罐(图1),现收藏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宝库内,经考古学家论证这是目前唯一与马可·波罗中国之旅相关的文物。[1]该罐造型为经典的长圆腹罐式,短直口,口壁微呈八字形内倾,肩颈交接处突起一棱,棱周均匀分布四系,丰肩往下渐收至小底,矮圈足。罐体由浅浮雕的双弦纹和联珠纹分割成四个环形区域,下腹部、肩部分别饰以竖排的仰、覆芭蕉叶纹,中腹部二个环形区域内分别饰以不同的缠枝花草纹。通体青白色釉,有细小开片,圈足外墙未满釉,白胎较薄,所有纹饰均为浅浮雕模印工艺。罐高12、最大腹径8.1厘米,是一个微型罐,口径与肩腹径相差较大,盖已失,也可能当时使用软木塞等封闭罐口,适于装香料和零碎物件。此罐做工不算精良,但造型丰盈、稳重,又不失玲珑、可爱,除具备存储功能,还可置于掌中盈盈一握,既便于把玩,又可置于囊中方便携带。难怪马可·波罗不远万里也要将它带回欧洲。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中国瓷器早在9至11世纪就已到达西班牙,但如今却都只留下瓷碗碎片[2]。而马可·波罗罐是至今欧洲发现的早期中国瓷器中最早的一件完整器,《马可·波罗游记》则是欧洲最早记录中国瓷器——德化白瓷的文献。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他曾到达中国的德化,即“Tinuguise”,目睹德化“producono le più belle scodelle di porcellana del mondo”,即“生产世界上最美丽的瓷碗”。意大利语“porcellana”是欧洲文献中最早专门指代“瓷器”的单词,16世纪30年代演变出法语单词“porcelaine”,再由法语演变成现代英语的“porcelain”。通过词源研究,有学者认为“porcellana”是马可·波罗借用意大利语的“porcellino”一词创造而来的,因为“porcellino”在意大利语中意指像小母猪一样的半透明海贝。[1]这种半透明海贝曾作为货币流通,因而是极为珍贵的物品。用“porcellino”的词根来创造瓷器单词“porcellana”,充分表明德化白瓷四系罐给当时的马可·波罗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是胎质又薄又白、釉质娇嫩润泽、罐体丰盈可爱,既像胖乎乎软萌萌的小母猪,又像珍贵无比的海贝,令他爱不释手。

我国“南海 I 号”沉船成功打捞出水的南方窑场瓷器数以万计,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南宋德化窑青白瓷四系罐(图2),其造型、装饰、尺寸都与马可·波罗罐相似,在时间上与马可·波罗中国之行前后衔接,可从侧面佐证马可·波罗罐确实为13世纪德化窑所产。同船出水的还有大量的德化窑白瓷壶、白瓷碗、白瓷杯和青白釉瓷器等,这说明新航路开辟之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瓷器文化交流已经相当繁荣,海路则是中外大宗陶瓷贸易的通道。

二、“丰山瓶”的艺术特征和流传始末

也许是受十字军的影响,也许是马可·波罗的宣传,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早期,华瓷开始出现在欧洲宫廷中。当时的欧洲,贵族使用金银器和锡器,平民使用粗陶和木器,中国瓷器则被视为珍宝,但进入欧洲的瓷器数量依然极为稀少。

14世纪前期,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最为著名的“丰山瓶”(图3),这也是一件保存至今的完整器,现收藏在都柏林爱尔兰国家博物馆。“丰山瓶”,英文名为“Fonthill Vase”,因曾在19世纪被英国丰山修道院(Fonthill Abbey)收藏而得名。“丰山瓶”原是一件元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玉壶春瓶,时间可追溯到约 1300 年,与马可·波罗德化青白瓷四系罐为同一时期。“丰山瓶”高 27.8 厘米,长颈撇口成小喇叭状,腹底小圈足微外翻,溜肩垂腹,但丰满圆润,不同于宋代瘦削的肩腹比例,为元代玉壶春瓶的经典造型。瓶体装饰图案从工艺次序及空间上分为上下两层:第一层是以刻画工艺在瓶体表面先阴刻出一层平面纹饰;第二层是以泥片、泥线在阴刻纹饰之上堆贴一层立体性装饰,使阴刻纹饰成为堆贴的背景图案。

第一层阴刻纹饰分布在圈足至瓶颈,几乎覆盖整个瓶体。刻画分为三部分,由肩部与最大腹径处的几条弦纹进行区域分割,肩颈部为长三角状仰芭蕉叶纹;中腹部留白;下腹部刻画仰莲瓣纹,莲瓣内刻画倒云头纹。刻痕中淡淡的青色积釉,使图案呈现出含蓄内敛之美。

第二层堆贴装饰分为两部分:颈部和中腹部,两个装饰区由精细小珠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平行联珠纹泥线进行分区。堆贴与刻画并不重合,而是故意设计成错位交叠。联珠纹泥线堆贴勾勒的芭蕉叶纹的位置高于刻画图案,叶子也更加修长,叶脉由一条卷曲的联珠泥线表示。中腹部是堆贴的主体装饰区,共有4个四瓣花形状的开光,均由平行的联珠双线勾勒出开光轮廓,4朵花首尾相连,排列整齐正好绕瓶一周。开光内是折枝菊花浮雕,部分叶茎与瓶体之间透雕,具有很强的立体效果。花叶脉纹清晰,姿态或舒展或蜷缩,形态极为自然逼真,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其制作工艺应是提前压印好泥片贴塑而成,待泥片半干后再用刻刀划出花叶脉纹以及做局部微观塑形。腹部堆贴图案叠压在刻画的弦纹之上,视觉上造成错落有致、层次丰富的观赏效果。下腹部的刻画莲瓣纹与主体的堆贴浮雕一阴一阳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主体装饰的重工、华丽与隆重。

1338年,这件玉壶春瓶作为中国元代景教徒赠送给匈牙利国王的礼物,由方济各会传教士乔瓦尼·迪·马里尼奥里(Giovanni di Marignolli)带回欧洲。匈牙利王室对它进行改裝:在瓶腹上部两个开光区域之间钻孔,用黄金和蓝宝石等加装壶流、壶口、壶盖、把手和底座,黄金配件上镌刻了王室纹章、铭文。1381年,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将改装后的执壶赠送给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一世。在随后的数百年间,此壶在欧洲多个王室、贵族、富商、神职人员等之间流传,“履历”记载极为清晰详细,足见欧洲人对其珍视程度。1713 年,由法国古董学家罗杰·德·盖格涅尔(Roger de Gignieres,1642—1715)将执壶画成水彩画(图4),纸本水彩原作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经历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件执壶被英国著名艺术鉴赏家兼亚欧艺术品收藏家威廉·托马斯·贝克福德(William Thomas Beckford,1760—1844)收入当时的著名建筑丰山修道院,“Fonthill Vase”因而得名。后来由于贝克福德欠下大量债务,其收藏品大多被拍卖。1882 年爱尔兰国家博物馆以 28 英镑 7 先令在拍卖会上收购“丰山瓶”——此时其已由执壶恢复玉壶春瓶原貌。[3]

玉壶春瓶是中国瓷器自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重要品种,造型典雅、比例适当,体现中华美学中的俊秀之美,十分适合陈设、观赏。此件景德镇窑青白瓷玉壶春瓶,将造型美、釉色美和装饰美融于一体,难怪被欧洲各王室视为传国之宝流传500多年依然完好。贵金属和珍贵宝石的加持,除了增加瓷瓶的价值和重要性,还表明玉壶春瓶造型给欧洲制壶工匠带来灵感。经欧洲工匠改装而成的梨形执壶是17、18世纪风靡欧洲的梨形咖啡壶的设计先声,因为在直接与中国取得大宗瓷器贸易之前,欧洲本土还没有生产过如此优雅俊秀的瓷壶饮具。

青白瓷原是景德镇窑的代表性瓷器品种,五代创烧,宋元发展至鼎盛。景德镇青白瓷装饰工艺技法极为多样,有刻、划、印、捏、剔、贴、镂雕、点彩等,多达几十种,技法的多样性造成装饰艺术效果的丰富性,形成独特的体系。青白瓷以纯白瓷为胎体,釉质润泽,透明的釉层覆盖在白胎上,青色若隐若现,给人以清新、通透、疏朗的审美趣味,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由于青白瓷市场的兴盛,工艺技术也得到广泛的流行与传播。宋元时期,福建、广东等地有一批窑场长期模仿景德镇青白瓷用于外销,市场拓展至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青白瓷成为南方白瓷的核心和主流。[4]马可·波罗罐和“丰山瓶”都属于13世纪中国南方窑场青白瓷产品,前者为德化窑生产的外销瓷,后者为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珍贵外交礼品,工艺精湛程度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尚未开启大宗瓷器贸易的中世纪欧洲,这两件青白瓷对欧洲人的影响是高度一致的。中世纪欧洲的中国瓷器虽少,但它们在欧洲人心中留下审美和高级奢侈品的种子,加上《马可·波罗游记》对富裕中国的描述,内心的种子开始逐渐萌芽,直到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参考文献:

[1]Lin Meicun,Ran Zhang. A Chinese Porcelain Jar Associated with Marco Polo: A Discussion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J].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ume 21, Issue 1,February 2018,pp. 39-56.

[2]Alejandra Cutiérrez, Christopher Gerrard,Ran Zhang, et al.The Earliest Chinese Ceramics in Europe[J]. Antiquity,2021,Volume 95,Issue 383,October 2021,pp. 1213-1230.

[3]马伦.盖涅—丰山瓶——有档案记载最早进入欧洲的中国陶瓷[J].紫禁城,2010(12):84-85.

[4]丁雨.南宋至元代中国青白瓷外销情况管窥[J].古代文明(辑刊),2021,15(00):299-319.

作者简介:

虞会青(1984—),汉族,浙江人。博士研究生学历,设计学专业,研究方向:设计艺术的历史与理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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