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阜阳出土商代青铜酒器带来的酒文化启示

魏汉

（阜阳市博物馆，安徽 阜阳 236043）

酒，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永远无法避开的话题。回望历史，高度发达的商文化，既是“青铜”的文化，又是“酒”的文化，而作为两者载体与媒介的青铜酒器，记录了当时商人的生活、审美、礼仪制度乃至政治和文化。本文以阜阳出土的商代青铜酒器为题，拟从酒文化角度探讨其中的文化启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阜阳地区出土的青铜酒器

据统计，阜阳目前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工具、生活用具、杂器，共50余件。其中酒器数量最多，共计24件，具有明确出土地记载的如下文所述。

1.1 阜南县朱寨润河湾台家寺遗址出土的青铜酒器

1957年阜南县朱寨润河湾台家寺遗址出土一组商代青铜酒器：尊2件，斝2件，觚2件，爵2件。其中的龙虎尊、兽面纹尊、兽面纹斝均为中国青铜酒器中难得的重器珍品。

龙虎尊（图1），通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24厘米，器口侈大，直径过肩，颈部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部微鼓，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圈足，上饰“十”字形镂孔。器肩部饰3条曲身龙纹，圆雕龙首探出肩外；腹部以云雷纹为地，装饰3组虎食人纹；圈足饰兽面纹。

图1 龙虎尊 商 1957年阜南县朱砦小润河北岸出土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兽面纹尊（图2），通高47厘米，口径39.3厘米，足径24厘米，侈口，折肩，鼓腹，圈足，肩置3个兽首，兽首间用扉棱分隔，肩饰云纹，腹饰3组浮雕兽面纹，器内壁随表面浮雕而凹凸不平，圈足有3个“十”字形镂孔。

图2 兽面纹尊 商 1957年阜南县朱砦小润河北岸出土现藏于安徽博物院

兽面纹斝（图3），同时出土的两件兽面纹斝的器型、大小和纹饰基本相同，通高45.8厘米，口径22.6厘米，耳高12厘米，足高16厘米，侈口，束腰平底，腰腹分为两段，其间置1个弓形扁鋬，口沿立高大的菌形双柱，上饰涡纹，腹下置3个“T”形刀足，腰腹部各饰3组兽面纹。

图3 兽面纹斝 商 1957年阜南朱砦小润河北岸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博物院各1件

铜爵，2件青铜爵器型、大小亦基本一致，通高28.2厘米，尾流长19.2厘米，宽9.8厘米，足高13厘米，圆体，深腹，流狭长，短尾，圜底，流部末端二柱合一形成菌形单柱，上饰涡纹，颈腹间置一鋬。一爵腰腹间以兽面纹为主纹，填饰以云雷纹；一爵腰腹间以云雷纹为主纹，主纹区上、下均饰有一周连珠纹。下置3个“T”形刀足。

2件铜觚大小形制基本相同，通高29.6厘米，口径15.5厘米，侈口，长身，腹部不外鼓，主纹为一圈兽面纹，上、下有连珠纹，口部和圈足均呈喇叭状，圈足上有3个“十”字形镂孔。

1.2 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征集到的商代青铜酒器

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文物部门在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先后征集到4件商代青铜酒器：爵3件，觚1件。其中两件铜爵有“月己”“酉”铭文。

“月己”爵（图4），高19.5厘米，流尾长14厘米，宽7.8厘米，流窄长，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上饰涡纹，尾尖且上翘，卵形腹，腹部饰以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牛首鋬，鋬下腹部刻有“月己”铭文，腹下置三棱尖锥足。

图4 “月已”爵 商 颍上半岗赵集王拐村出土 现藏于阜阳市博物馆

“酉”爵（图5），高25厘米，流尾长16.3厘米，宽8厘米，纹饰基本与“月己”爵相同，鋬下腹部刻有“酉”字铭文。

图5 “酉”爵 商 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出土 现藏于阜阳市博物馆

另一件铜爵在征集时已残损，腹部主纹仍为兽面纹，区别在于兽面纹带上、下饰有连珠纹。

铜觚（图6），残高22厘米，口沿残损，细颈鼓腹，腹部有扉棱，圈足，上有2个长方镂孔，孔下饰4个对称的乳钉纹。

图6 兽面纹觚 商 颍上半岗赵集王拐村出土 现藏于阜阳市博物馆

1.3 颍上县王岗出土的商代青铜酒器

1972年4月，颍上县王岗出土商代青铜酒器：爵2件。其中一件铜爵有“月己”铭文。

铜爵，高18厘米，出土时三足稍残，每一足左右有槽，流窄长，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上饰涡纹，尾尖且上翘，卵形腹，腹部饰以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颈腹间置一鋬。

另一爵高20.3厘米，流尾长16.6厘米，宽9.3厘米，流窄长，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上饰涡纹，尾尖且上翘，卵形腹，腹部饰以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牛首鋬，腹下置三棱尖锥足，鋬下腹部刻有“月己”铭文，铭文与1972年颍上县赵集王拐村征集到的“月己”爵相同，只是尺寸较大一些，纹饰线条更为纤细。

1.4 颍上县王岗区郑家湾出土的青铜酒器

1982年5月，颍上县王岗区郑家湾出土一批商代青铜酒器：爵2件，尊1件，卣1件。

2件铜爵形制、大小基本一致，通高21厘米，足高8厘米，腹深10厘米，圜底，深腹，下置三尖锥足，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腹身饰以弦纹。尊出土时已破损，残高21厘米，器壁较薄，素面无纹。提梁卣通高22.5，腹深12厘米，直颈，深腹，下置圈足。

1.5 颍上县半岗区王拐村发现的商代青铜酒器

1983年颍上县半岗区王拐村发现商代青铜酒器：觚1件，爵1件。其中铜爵有“□祖癸”铭文。

铜觚出土时上半部器口残损，修复后通高28.1厘米、口径17厘米、足径9.3厘米，圆唇，腹部细长，高圈足，颈部饰蕉叶纹附以其他动物纹饰装饰，腹部饰兽面纹，用夔纹装饰眉毛，圈足饰2组兽面纹、蝉纹，以云雷纹为底纹，腹部至圈足饰4个扉棱并作为纹饰间隔。

铜爵，通高19.4厘米，流尾长17.5厘米，口宽8.2厘米，腹围20厘米，流窄长，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上饰涡纹，尾尖且上翘，卵形腹，腹部饰以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颈腹间置一鋬，鋬下腹部刻有“□祖癸”铭文，腹下置三棱尖锥足。

1.6 临泉县沈子国遗址发现的商代青铜酒器

1988年临泉县沈子国遗址西北今城关街道武沟东老邵庄商代墓地发现商代青铜酒器：觚1件，爵1件。其中铜爵有“兵父辛”铭文。

铜爵出土时一足已残损，修复后通高19.2厘米、宽17.1厘米、腹径6.5厘米，流长，口沿流折处有2个菌状柱，上饰涡纹，尾尖且上翘，卵形深腹，颈部饰以3道弦纹，腹部无纹饰，颈腹间置一鋬，鋬下腹部刻有“兵父辛”铭文，腹下置三棱尖锥足。

铜觚，通高26.8厘米，口径16厘米，圆唇，侈口，高圈足，腹部细长，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2组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底纹，腹部至圈足饰4个扉棱并作为纹饰间隔，铜觚锈蚀严重，部分纹饰已无法识别。

1.7 阜南朱寨台家寺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酒器

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联合考古队对阜南朱寨台家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在遗址西侧200米处发现了7座商代墓葬，出土了2件商代青铜酒器：爵1件，觚1件。两件酒器均锈蚀、残损极为严重。

2 阜阳地区出土青铜酒器的特点

从数量上看，青铜酒器占据了阜阳商代出土青铜器总数的半壁江山，充分体现了酒和酒器在阜阳地区商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证明殷人尚饮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证据。

从类别上看，阜阳地区出土的青铜酒器可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两大类，共有尊、斝、爵、觚、卣五种器型。其中，青铜尊3件，青铜斝2件，青铜卣1件，青铜觚6件，青铜爵12件。可以看出，形制较小的饮酒器觚和爵的数量占绝大多数，体形较大的盛酒器尊、斝、卣所占比重较小。同时，觚、爵作为酒器组合同时出土的次数占据大多数，成为商代阜阳青铜酒器组合的绝对核心。

从纹饰上看，斝和爵均以兽面纹为主纹，辅以云雷纹、连珠纹等，菌形柱上饰有涡纹；觚的纹饰以兽面纹、蕉叶纹、蝉纹为主，辅以云雷纹；两件尊中的龙虎尊主纹饰以双身虎噬人为主题，配以象首纹，肩部饰3组龙纹，兽面纹尊腹部饰有3组兽面纹，肩部饰3个虎首。总体来看，阜阳出土的商代青铜酒器主纹多为兽面纹，采用浮雕形式，纹饰往往布满全器，扉棱和牺首等装饰手法也应用于高等级器物上。但阜南台家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没有发现底纹采用云雷纹的情况，颍上王岗、半岗和赵集以及临泉老邵庄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的兽面纹普遍采用云雷纹为底纹。

从出土地点看，商代青铜酒器集中出土于阜南台家寺、颍上王岗两处商代遗址，地理位置上集中分布于润河及支流小润河沿岸，其他地区则少有出土，呈现出极强的地域性和不均衡性。

3 阜阳商代青铜酒器带来的酒文化启示

非酒器无以饮酒，酒器既是酒文化的衍生品，亦是酒文化的物质载体，探索阜阳商代酒文化离不开对酒器的研究。

3.1 阜阳地区尚饮之风早在商代就已存在

酒，在商代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尚饮之风盛行，阜阳地区亦不例外。古文献关于殷人尚饮的记载非常多。《尚书·酒诰》谓：“惟荒腼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微子》又言：“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西周大盂鼎铭：“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祀。”这些都明确阐述了商人崇酒尚饮以致纵酒而亡国、痛失天命的史实。而证明这段殷人尚饮的历史，最直接的证据莫过于在商代晚期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酒器。阜阳地区出土青铜礼器50余件，其中青铜酒器就占24件，而用以饮酒的爵、觚二器竟达18件，明确显示了饮酒的确已成为阜阳地区晚商社会的潮流风气，尚饮之风早在商代就已存在。

3.2 商代阜阳存在发达的酿酒活动和高度繁荣的酒文化

《尚书·商书·说命》载：“若作酒醴，尔惟曲糵。”这是目前最早关于酿酒的记载，其中的“曲”“蘖”就是将谷物和谷芽捣碎后培养霉菌的产物，这也是商人总结出的“若作酒醴”的必备条件。《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中“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记述了酿酒所需的原料。颍上、阜南、临泉等地商代青铜酒器的出土，证实了商代阜阳多个地区的先民也已掌握了这种曲糵并存的酿酒方法，并能熟练、大规模地开展制曲和用曲酿酒活动。“酉”爵中的“酉”字铭文应是当时生活定居在阜阳地区酉族的族徽。而“酉”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形状就像是装酒的坛子，本身代表的就是酒的本意，所以酉族名称的由来应与酿酒活动有密切关联。而酿酒活动必以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前提，商代的润河及支流小润河沿岸，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展迅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粮食，阜地先民已经可以熟练地掌握酿酒工艺，酿酒、饮酒行为已成为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制作精美、用途考究的酒器开始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透过更深的文化层面看，大量青铜酒器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商代阜阳地区存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和酿酒活动，还是商代阜阳地区高度繁荣的酒文化的有力物证。

3.3 商代阜阳地区的酒文化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微生物发酵的过程无法被观察和理解，因而酒在殷人看来无疑是上天的恩赐，酒的产生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神的外衣。饮酒后产生的麻醉作用，更是在酒香杯影中带来天地一同、物我两合的玄妙感受。因此，酒在商人眼中更是与神灵和祖先沟通的直接桥梁，成为各种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供奉之物。甲骨文中关于酒的记载十分丰富，祭神用的酒类就有酒、鬯、醴等几种，用途分工明确，且用量大、次数多。王国维考证：“殷墟卜辞祭祀所用之，自六卣以至于百。”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累纂》统计，在十多万片甲骨刻辞中，有关鬯的甲骨文约182条，且多用于祭祀。阜阳酒文化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点，在商代青铜酒器上有直接的体现。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出土的龙虎尊器身上的虎噬人图案以及多件青铜爵身铸有的“酉”“月己”“□祖癸”“兵父辛”等氏族族徽和祖先名讳，均记载了一定的祭祀信息。

3.4 商代阜阳的酒文化已进入礼的范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商代，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礼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成熟期，“藏礼于器、酒以成礼”的观念成为礼制的主题。《汉书·食货志》载：“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无酒不成礼，阜阳地区出土的青铜酒器显著反映了这一史实。从类别和器型看，阜阳地区的青铜酒器出土时皆以礼器组合的形式呈现，没有发现单体出土的现象。而盛酒器、饮酒器又根据礼制场合和使用者的不同出现了尊、斝、爵、觚、卣多种器型的区分。从纹饰看，在商代阜阳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龙虎纹等纹饰图案，应远不止为了器物美观，这些纹饰很可能与先民礼仪活动有关。从阜阳出土酒器所占礼器比重可以发现，频繁出现在占卜、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青铜酒器成为商代礼器的绝对核心，酒文化开始进入礼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