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邹城博物馆馆藏汉画像石论证四面人脸画像石刻人物

孙方方

（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山东 邹城 273500）

素有“绣像的汉代史”之称的汉画像石是汉代民族艺术家们的杰作，作为墓葬的装饰艺术，它主要雕刻在棺椁、祠堂、墓阙等建筑上，内容涵盖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是汉代盛世的缩影。汉画像石通过隐喻的象征图像与符号，形象地传达了充满神秘色彩、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2009年，邹城市唐村镇前葛村汉代遗址中出土了一块较为罕见的石刻，这件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四面人脸画像石刻（图1），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物考古价值。据相关考古资料显示，四面人脸画像石刻高0.45米、长0.40米、宽0.27米，四面均刻有人脸画像，其中两面较宽，另外两面相对较窄。细细看来，每一面的人物形象都刻画得非常清晰，从人脸头戴尖帽、面容平和、脸型椭圆、耸鼻深目的形象判断，所刻人物非中原汉人。既非中原汉人，那他又是何人？笔者将此画像石刻对比邹城博物馆古代石刻展厅内的胡汉战争画像石、东汉晚期圆雕站立石刻人像、泗水取鼎画像石，来论证所刻何人。

图1 四面人脸画像石刻

胡汉战争画像石（图2），1990年邹城市郭里镇高李村出土，长约2.8米，宽约0.8米，为东汉晚期的浅浮雕画像石。画像石上部为云纹装饰图案，下部为鱼纹图案，中部为主题画面。

图2 胡汉战争画像石拓片

画像石主题画面左侧刻有一个个小山包，似崇山峻岭、万壑绵延。每个小山包处均刻有一个头戴尖帽、鼻梁高挺的胡人头像，仿佛预示着前方层峦叠嶂的山峰内隐藏着重重危机。有三匹马做从山包处向外奔跑状，且露出了马的前半身，仿佛要投入战争，另有一匹马似受惊般飞驰到山包内。

山包右侧的画面则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画面：左侧有四个头戴尖帽的胡人骑兵正往左侧山峰逃窜，四匹战马张口嘶鸣，四蹄腾空飞奔，其中一匹马马背上的骑兵正跌落到马下，如此紧张的气氛，烘托出一幅落荒而逃的景象。右侧刻有十个胡人俘虏，均被反剪双手，面向汉军跪地。俘虏的右侧是三个头戴冠的徒步作战士兵，一人手持勾镶（东汉时期刘熙所著的《释名·释兵》一书中有记载：“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另外两人手持盾牌。再往右侧为骑马吏员，身后跟随五名徒步作战的士兵，前两名手持弓箭，后三人则扛着一柄卜字戟。

下层画面：左侧两个骑兵挥动着手中武器似在较量，其中头戴尖帽手挥弓箭者为胡人骑兵，另一个手持卜字戟者是汉家骑兵；骑兵之间跪着一个头戴尖帽的胡人俘虏；右侧有一手持弓箭策马奔驰而来的骑兵，马下是两名已被斩首的士兵；后方有两辆车，一辆为三马辎车，另一辆为一马轺车（《释名·释车》中有关于辎车和轺车解析，“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有帷盖，可承载军队出行物资，也可卧车上休息的一种车；“轺车，轺，遥也，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车身四周敞露，可四面远望，车型较小且快）。再往后为两个骑兵，两人都头戴武弁（即汉代武将所戴帽子）。

从画像石整体来看，画面较宽，雕刻场景丰富热烈且细腻多样，虽然历经千年洗礼，但仍然清晰再现了胡汉战争的宏大场面。

从胡汉战争画像石的人物形象来看，汉人武将手持武器，威武勇猛，英勇杀敌，始终处于进攻势态。反观另一方，从头部特征看，高目深鼻，头戴尖帽，身着窄袖紧身胡服，应为胡人。胡人呈现出的整体状态为溃败仓狂逃跑状且被斩首若干，处于节节败退的态势。

历史上的胡汉战争结果也是如此，汉代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后，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路打到瀚海，他们才勒住战马的缰绳。从长安出发一直追击到贝加尔湖，汉朝的赫赫军威震慑了匈奴，逼迫胡人向更严酷的远方逃遁。卫青七征匈奴之后，匈奴被击败，大汉帝国北方不安分的狼烟终于熄灭了。史书以“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来概括这一段和平岁月。这幅场面宏大的战争图，让我们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回望了一场残酷的胡汉战争。同时，画像石仿佛也在向人们传达期望大汉王朝强盛、希冀胡汉边境安宁祥和的愿望。

东汉晚期圆雕站立石刻人像（图3），1972年邹城市西关居委会院内征集，高1.58米，宽0.48米，厚0.24米，由整块砂岩雕凿而成，从外形上看是一站立的全身石像，包括头部、五官、身躯以及手部动作。

图3 东汉晚期圆雕站立石刻人像

首先是头部，头顶光滑，后脑高起似戴头巾，脸型为大圆脸盘，头部前额较宽且高高凸起。其次是五官，眼窝深陷，鼻梁较高且直，高颧骨，明显为胡人特征。因时代久远，受风化剥蚀所致，人物的眼睛和嘴巴远观已无法清晰辨别，只有走近才能看到。这两处用刀寥寥刻画了几条浅浅痕迹，勾勒出眼睛和嘴巴，显然匠人的意图只在于雕刻出大体轮廓。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感受到石人表情呆板木讷，神情较为严肃。最后是躯干身姿，两肩紧绷微耸无脖颈，手臂自然下垂。双手持一圆柱，长条状，柄端似锤子或斧头，向右斜靠在肩部，做防备守护状。腰部线条流畅，腰部以下向内侧收，没有刻画出双腿，似是以站立状插入泥土内，也未可知。

东汉晚期圆雕站立石刻人像表面粗糙，采用通体圆雕的塑造技艺。雕刻手法简洁洗练，写意传神，没有过多的细节描绘和装饰，反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古拙质朴感，并蕴含浑厚深沉、苍劲雄伟的气势美。石刻的人物形象整体粗率豪放，体现在造型风格上，人物造型单调拘谨，动态感不强，这与东汉时期石刻作品的简练粗糙、幼稚质朴的规律基本吻合。这件石刻人像是目前国内现存东汉时期为数不多的石刻精品之一，为研究汉代雕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泗水取鼎画像石（图4），1990年11月郭里镇高李村出土，高0.93米，长2米，为东汉晚期浅浮雕画像石。画面布局为左、中、右分布。首先正中是一座石拱桥，桥中间站立一头戴进贤冠的指挥官，桥两侧人们手握绳索，通过桥上高杆上的横梁齐心协力将桥下宝鼎捞出水面。桥下宝鼎欲出水面之时，从鼎中跃出一尾蛟龙，咬断了一端的系鼎绳子，欲转身张嘴咬断另一端绳子。由此可以看出画像石主题是“秦始皇泗水取鼎”。《左传》中有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表明了夏朝时收天下之金铸造了九个宝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想。”夏桀昏乱没有德行，宝鼎迁到了商朝；商纣王残酷暴虐，宝鼎又迁到了周朝。《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秦始皇在返回咸阳途中，经过彭城（今徐州市），虔诚进行斋戒并进行祭祀祈祷，想将落入泗水中的周鼎捞出，派遣了千余人潜入水中打捞，结果没有找到。

图4 泗水取鼎画像石拓片

此汉画像石重点在拱桥右下方，此处放置一盛酒器皿，一个头戴进贤冠的人面向石拱桥侧身而站，双手放置胸前，向前弓手施礼。身后有一人正面站立，头部向右侧旋转，看向身前人。此人面部特征与汉画像石中其他人对比有明显区别。此人长发披在脑后，鼻梁挺拔，眼窝凹陷，眼睛炯炯有神，袖子挽起，双手交叉放于腹前，脚蹬长靴，整体做恭敬状，且在侧耳听声，随时听候身前人的差遣。从五官、服饰、形态推测，应为胡人奴仆。

通过对比以上三块汉画像石不难发现，四面人脸画像石刻中所刻画的人物面部夸张，眼睛、眉毛部分较为凸出，眼窝较深，鼻梁隆起，与东汉晚期的圆雕石人、泗水取鼎画像石胡人面部特征相似，尤其是胡汉战争画像石中被俘虏的胡人，均头戴尖顶帽子。以上这些体貌特征成为人们沿用下来作为辨别胡人图像的标准，为后世研究汉代人心中的胡人形象提供了一定具象化的依据。

四面人脸画像石刻（图5）中人物双臂细长，看似十指相扣，交叉于胸前或者腹部，做拱手状，且态度恭敬。接近底部的位置疑似为腿，双腿并拢，呈跽坐或跪坐姿态。《说文解字》载：“跽，长跪也，从足，忌声。”跽坐指两膝着地，小腿贴地，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跪坐指两膝弯曲，单膝或双膝着地，臀部不着地。北京大学教授朱浒在《山东地区汉代胡人石像研究》一文中认为：“汉画像石中，胡人图像采用跽坐式屡见不鲜。一类是西王母神仙世界中的胡人（或胡人化的羽人），拜谒西王母或凤凰；一类是胡汉战争中束手跪地的胡虏。汉代其他文物资料中，羽人铜像和铜灯中的人物形象也有跽坐式，但这些人物大都身份不高，往往属于附庸地位。”出土资料显示，汉墓中作为奴仆的胡人形象出现频率最多，这与中原与北方民族匈奴频发战事胡人成为战利品或转化为奴仆有关。这样的表现手法，使其在政治方面可能被赋予了万国来服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胡人作为汉朝的主要对手，如果他们能够成为服从的一员，更具有代表意味。

图5 四面人脸画像石刻拓片

《史记·汲郑列传》记载：“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俘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长安县令、右内史汲黯上疏汉武帝说，将俘获的胡人赐予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的家属，供他们驱使为奴。汉朝统治阶级对于在战场上俘获的胡人，不论高低贵贱，一律没收为奴隶。这些缴获的俘虏来到中原汉地之后，在主人家做杂役，充当奴仆，从事各种差使杂役性工作。由此推测，石刻中的人物也许是供墓室主人驱使的胡奴、随侍或门吏，做镇墓辟邪之用，这也是受汉代厚葬之风的影响。

汉代统治者思想上主要采用儒家的“孝治”，在儒家思想中，孝道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才对当时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记·祭统》中记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这表达了后人追远继孝之意。人们普遍认为“事死如事生”的厚葬就是履行孝道的一种方式，因此会在先人修建的地下墓室里陪葬镇墓辟邪之物，用以驱散妖魔鬼怪或盗墓者侵扰。

四面人脸画像石刻中，胡人的头部两侧均刻有两个小兽，较窄的两面由于破损无法看清原貌，较宽的两面较为清晰。小兽状似跃动攀附且代表祥瑞的猴子，描绘的似乎是仙境世界。先秦及两汉时期，猴寓意“王侯”之“侯”，一是表达了后代对先人的美好祝愿，希望先人能够在往生之后仍能够封爵封侯；二是猴子形象瘦小，在画像石中往往只占很小的一个角落，通常用以补白，起到填空的作用，形成了构图饱满均衡、细致绵密的艺术风格。

从四面人脸画像石刻的画面来分析雕刻技艺。首先，材质是一块粗糙不平的石头，一共刻画了四面画像，每一面都是独立呈现的。其次，每一面的画像都尽力凸出，尽可能刻满整块石头，十分密实饱满。画像轮廓以外的区域剔地，使所刻画像凸起弧面。最后，画像的内部因部位的不同，有选择地做了高低起伏的处理。由此可见，四面人脸画像石刻采用的是浮雕雕刻技艺。

对于这块画像石，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郑建芳在《对山东邹城“四面人脸”画像石刻的探讨》中认为“邹城这件石刻很可能属于陵墓石刻，即汉代墓前立石（或画像石石柱的残段）”。如果为汉代墓前立石，根据“成双成对”的文化习俗，是否会出现另外一个相同的四面人脸画像石刻呢？对于这个四面人脸画像石刻的未解之谜，相信大家跟笔者一样都有诸多期待。其实，考古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事，而需要一代又一代热爱文物、热爱考古的人接续奋斗，这样才能解开一个个历史谜题，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个谜题将会被解开。

一块汉画像石就是一部无字图像汉史，通过汉画像石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绘画、雕刻、建筑艺术的博大精深，更常常被汉代人那种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精神所震撼。从中也可以看出两千年前的邹城是如何的富庶繁荣、祥和安宁。汉画像石不仅是对社会的记录、对逝者的慰藉、对心目中天国的想象，更是对人生未来的美好祈愿。正所谓“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一样，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杰出代表。四面人脸画像石刻以石为底、以刀代笔，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胡汉交融的故事，是汉代艺术的瑰宝，是绘画和雕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