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币设计风格、设计者初探

徐海涛

摘 要：大江币是皖江革命根据地流通的“抗币”，对皖江根据地的经济产生了巨大推动，为新四军七师赢得了“富七师”的美誉。大江币的设计具有明显的版画风格，体现出设计者的革命性、生活性以及宣传性，并独具匠心地从票面设计上把防伪设计其中，吴耘、亚君等设计者为大江币版模的设计尽心尽力。

关键词：吴耘;版画风格;革命性;生活性;宣传性;防伪设计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41

大江币是由抗战时期我党创立的皖江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由根據地唯一的金融机构大江银行发行。从1942年末第一版大江币发行，到1945年9月新四军北移全面收回，大江币的存续时间有3年左右。

1942年末发行的第一版大江币（图1）采用石印印刷技术，石印石根据石材吸墨及油水不相容原理创制的一种平版印刷方式。这种印刷方式只在第一版大江币上出现过，以后发行的大江币均没有采用这种印刷方式。第一版大江币的票面币值不高，发行量也不大，对根据地经济推动有限。1943年由于对敌军事斗争比较激烈，全年没有发行大江币。1944—1945年是大江币大量发行的时间，币值、数量、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1 大江币体现的版画风格

从1944—1945年发行的大江币来看，木刻版本印刷的大江币占了绝大多数，后期为了提高产量才采用新的钞票版模。当时负责制作木刻大江币钞票版模的是《大江报》美术工作者青年木刻家吴耘。在敌伪顽对我根据地不断进行军事扫荡以及经济封锁的恶劣情况下，根据地物质紧缺，受简陋条件限制，印刷厂不能自铸铅板，只能因地制宜，采用当地质地坚硬的楮树和黄杨树根雕刻制作版模。

由于采用木头制版，利用刻刀刻版模，就是通过创作者把木与刀有机结合，在木头上体现出创作者的艺术构想。这和版画在制作材料与制作工艺上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篇幅。与版画篇幅相比大江币的钞票版模更像一个微缩的版画版模，需要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展示创作者需要表达的艺术构想，这就对制作大江币版模的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耘曾回忆，绘制时不仅将其作为钞票设计，还要使这一张张的流通券成为一幅幅有意义的抗日民主的宣传品。①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需要，因为当时根据地很多不识字或者较少识字的军民，用标语或者报纸很多人看不懂，通过大江币利用票面图案来进行宣传，更通俗易懂，更容易为根据地军民理解和接受，扩大了宣传面和受众群体，大江币的流通属性更加强这种宣传的深度和广度。钞票票面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产的画面为主题，再配合适当的文字图章等，由此更能说明大江币的票面就是一幅微缩的版画，大江币的版模就是一个微缩的版模。大江币的版模是印钞前需重点准备的部分，是否有现存的钞票版模引起笔者的兴趣，经过多方面查找，笔者找到了大江币5角的版模印刷品，因为价格颇高无法买下，只能要了一张图片（图2）。这是一张5角大江币抗币的背面图，图案简洁大方，锤子、锄头、长枪、书、算盘代表了工、农、兵、学、商五种职业。为了验证印刷品的真实性，笔者找到了设计者吴耘的美术作品集，在书的18页就是这件作品（图3）。版画中常用留黑的手法对刻画形体做特殊处理，从吴耘设计的大江币版模来看，也充分运用了这一手法。在《吴耘美术作品选》以及《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中可见多幅大江币版模的黑白印刷品，通过留黑的版画手法与周围白色形成强烈反差，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通过构图的密集与稀疏等不同风格来衬托主题。

2 版模设计的革命性以及生活性

版画经历了复制和创作两个阶段。早期版画刻、印相互分工，刻者只照画稿刻版;后期刻、印由版画家一人来完成，这样的话版画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版画增添更多的艺术性。1931年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我国版画开始了新发展。大江币的版模诞生于1944—1945年属于后期创作新兴版画这一阶段，有相似之处，而又略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刻画都是由同一人完成，不同之处在于大江币是由印钞厂工人负责印制，吴耘同志是否有参与，没有资料能够显示。中国新兴版画是中国革命文艺的组成部分，革命性是其重要标志，版画家既是艺术家也是革命者，这些人民艺术家通常是扎根于群众之间，取材于身边的人、事或景。这一点在吴耘同志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吴耘原是邮电工人，并未受到多少专门的美术教育，而是在战斗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哪怕是一幅速写，也带有强烈的战斗气息。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版画亦是如此。大江币版模设计者们的风格更贴近生活，素材取自于根据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新四军七师对敌斗争场景以及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场景。吴耘同志曾写道：钞票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和生产的图画为主体，再适当配合一些图案文字和印章等。从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一部分手拓木刻钞票的样子上，可以看到表现根据地军民合作奋勇抗击敌人，老百姓欢庆胜利、慰劳新四军的画面以及皖中人民努力生产新修水利、建筑水闸和修建长江堤坝的情景。还有一幅灯塔，则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②这是一张1944年发行的红色一角大江币，钞票正面就是大海、灯塔和帆船的图案，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比喻成了灯塔，通过密集的线条来营造一种黑暗而压抑的气氛及敌伪顽营造的白色恐怖环境，利用留白处巧妙刻画代表灯塔照射出的一道亮眼的光芒，这道强光刺破了黑暗，为在海上航行的象征根据地军民的帆船指引正确方向，带来了前进的希望。吴耘同志在这幅作品的创作上巧妙运用了拟物的手法，采用线条密集与疏密程度的不同和留白来表现环境，运用单色表现，颜色凝练、简洁、概括、单纯（图4）。

3 注重防伪，从各方面保证大江币的顺利流通

为了保护大江币这一新生的红色货币，皖江区党委在发行初始就进行了周密的考虑。为了防止敌伪顽破坏根据地经济，保证大江币的公信力，对发行大江币提出了“三防一基金”的方针：一要防止滥发钞票和粗制滥印，每印一批要经过区党委批准;二要防止与旧法币、伪币混杂流通，在中心区禁止法币和伪币，各地设立兑换所;三要防止敌伪顽制造假抗币。“一基金”是有物资储备为基金。物资就是散存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和集中在公家手里的食盐等。③gzslib202204051913

一些大江币的票面上加盖了“皖南”字样（图5），有的加盖“和含”字样（图6），这是一种限定区域使用的大江币。皖江根据地下辖巢芜、含和、皖南、沿江地区以及巢合庐游击区等五大块区域。其中加盖“皖南”字样的大江币被限定只能在皖南地区使用，其他区域不可以使用。加盖“皖南”的大江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带“皖南”字样印章加盖，一种是1945年的五角大江币直接把“皖南”二字刻在钞票版模。“皖南”字样的加盖位置和颜色有很多形式，有在左下和右下两侧加盖蓝色“皖南”字样的，有在左上角加盖红色“皖南”字样的，有在左下角加盖红色“皖南”字样的等。同样，加盖“和含”字样的只能在现在的和县含山地区使用，其他地区禁用。加盖“和含”的大江币也有直接加盖和版模上刻出“和含”字样两种方式。加盖位置和颜色有多种形式，有左右两侧加盖红字“和含”字样的，有左侧加盖蓝字“和含”字样的，有左右两侧加盖黑色“和含”字样的，有左右两侧加盖红色“和含”字样的。除了这种限制地域的加盖方式以外，在安徽博物院收藏的大江币上还发现了加盖红色单字的大江币，如1945年大江币二元加盖红色“蚌”字、1945年大江币二元加盖红色“京”字、1945年大江币五元含和券加盖红色“反”字、1945年大江币五元含和券加盖红色“攻”字（图7）、1945年大江币二元券加盖红色“川”字、1945年大江币五元券加盖红色“比”字、1945年大江币五元券加盖红色“力”字。通过综上所述，可以判定“和含”“皖南”字样加盖位置以及颜色的不同，决定了大江币生产的批次也不同，相同颜色以及加盖位置对应相同批次的大江币。加盖单字也是如此。这也是通过设计和加盖字样进行防伪的一种手段，如果发现哪一批次的大江币出现假币，可以追回这一批次发行的大江币，避免更大的损失。在一张1944年发行的大江币五角券左上、右上、左下各有空心“五”字字樣，左上、右上两个“五”字的字形和角度相对应，并在四角有呈三角形排列的圆形白点。票面右下角有网格型长方框，内有空心“五角”二字，这也是个简单的防伪措施（图8）。加之前期印制大江币所用的是根据地自己制作的土纸和其他地区所用的纸张也不尽相同。当时的根据地受敌伪顽的封锁，物资短缺现象比较严重，日常的生活用纸都比较紧张，更别说要求很高的印钞用纸了。时任大江印钞厂厂长的是许开良同志，这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原来是闽西造纸厂的工人，熟练地掌握了造纸技术，在大榆村北面约1.5公里路的下胡里山沟建立了一所小型的造纸厂。造纸厂有了，造纸原料成了大问题，受敌伪顽多重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他们用楮树皮作为原料，采用了土法炮制，制成了大江币的最初造币用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纸”。“土纸”在根据地生产，在根据地制作成大江币流通，外界想仿造具有一定难度。大江币上均有机制打印冠号，有黑色、蓝色之分，有五位数、六位数、七位数之分。冠号所在位置也不尽相同，有的在钞票正面，有的在钞票背面，有的在左右两侧，有的在左侧，有的在中间，有的在右侧。冠字号有防伪和统计数量的作用，也就是每一批的大江币都有对应的冠字号段以及相应的冠字号位置，知道这些号段起始号码、数量和位置的只有制作大江币的我方人员。敌伪顽如果进行伪造，由于不知道每一批大江币发行的数量以及对应的冠字号号码，容易在冠字号上出现数字误差，便于根据地军民对假币进行辨别。尽管对大江币的防伪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敌人奸商还是从中破坏，有人把大江币带到敌占区，仿照式样伪造，又带进根据地偷偷使用。一次无为县南速去某处捉到四个从县城携带大批伪造钞票下乡买田和土特产的汉奸嫌疑分子，人赃俱获，行署立即批准判处死刑，就地枪决，布告周知。另一次在和县南义捉获一个伪造钞票的流氓赌棍商人，也判处枪决，把犯人带到石涧埠开大会宣判执行，威慑很大，此后未再发现伪造。④

4 大江币设计人员探究

大江币的印制离不开版模的提前刻制，从目前可查找的资料来看，只有吴耘同志一个人。大江币的版模有很多种，刻制版模属于一个繁重的工作，应该是有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笔者偶然从一本《山水画家程亚君》的书籍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亚君和他的战友们参与了‘大江币的制作。大江币的木刻版本是以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战斗和兴修水利等画面为主体，配以长城的图案和文字，使一张张抗币不仅作为钞票流通，还成为有意义的抗日宣传品。”⑤根据资料显示，1943年程亚君同志调往新四军七师工作，报社原有吴耘和费必力二位同志。在吴耘同志所写的文章中也有同样描述。1943年初，从新四军军部和接近七师的二师地区调派了大批干部支援七师，开展各项工作，其中也有美术工作干部，有从淮南地区去的程亚君和亚明等。⑥这样看来，程亚君同志确实当时在七师和吴耘同志一起工作。颇为遗憾的是，经过查找各种资料笔者没有查到究竟哪一幅大江币的票面是程亚君同志设计刻制的。从当时新四军著名版画《铁佛寺》可以看出，版画由莫朴刻人物脸部，程亚君刻身体部分，吕蒙刻背景。由此可推测大江币的有些版模也是个联合创作的过程。大江币木刻版本有很多幅，除了目前已知部分是由吴耘同志制作的，还有剩余的不知道是由谁雕刻制作，联合制作的可能性很大，具体还需要在以后加以研究，寻找出切实证据。

皖江根据地的经济繁荣离不开大江币的发行，大江币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根据地的发展以及新四军供给，让新四军七师有了“富七师”的美誉。大江币的设计者们为了大江币的顺利发行尽心尽力、呕心沥血，除了我们知道的寥寥数人之外，其背后还有无数无名英雄。探寻历史，缅怀先烈，为建设富强之中国努力奋斗。

注释

①②杨涵.新四军美术工作回忆录[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135.

③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164.

④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171.

⑤程亚君.山水画家程亚君[M].香港：中国艺坛出版社，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