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地区所见金属器虎纹的初步研究

冯雅楠

摘 要：虎纹是北方地区最常见的动物纹饰之一。早在商代，中国北方地区的铜戈上就出现了虎纹装饰。文章对于金属器上所见的虎纹，按照地理环境分成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论述。东区以燕山南北为中心，中区是鄂尔多斯和岱海为主的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晋陕高原，西区以甘宁地区为中心。研究表明，金属器上所见虎纹装饰起源于北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继而在春秋中期广泛发现于燕山南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则在岱海地区兴盛，战国中期又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及甘宁地区流行，之后又逐渐向西传播至新疆及欧亚草原中部区。

关键词：北方地区;虎纹;欧亚草原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1.035

北方地区，狭义指的是“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部地区，而是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原的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民族互相接触的地带。北方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描述的“逐水草迁徙”，正是对北方草原人群的真实写照。

生长在北方地区的人群，其生产、生活与中原地区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发达的武器与工具、大量的车马器、丰富的动物纹主题装饰构成了所谓的“斯基泰三要素”，这也正是早期游牧民族特征的体现。而这其中，动物纹装饰（animal style）是欧亚草原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其发源地也最具争论。随着欧亚草原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动物纹装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动物纹的学者是烏恩岳斯图，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他将出土地点明确的遗物按年代加以区分，将不同时期出现的动物纹饰特点及造型加以归纳整理，并探讨其与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的关系。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北方地区动物纹饰的研究中。

1 北方地区金属器虎纹的分类

北方地区多凶兽猛禽，先民们将它们记录下来，反映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这些动物纹饰多表现在装饰品、武器等方面。北方地区常见的动物纹包括鸟纹、鹿纹、羊纹、虎纹、马纹等。其中，虎作为最凶悍的动物形象也颇具代表性。虎是东亚地区常见的一种哺乳纲的大型猫科动物，圆头、短耳，尾粗长，四肢健壮有力，棕黄皮毛上有黑色横纹。虎纹在我国古代纹饰中占有很大比重，为北方地区最常见的动物纹之一。早在商代，我国北方地区就出现了虎纹装饰。下面将对北方地区出土金属器（包括铜器、金器及银器）虎纹进行研究。首先，根据金属器上虎纹装饰的不同特征，将虎纹题材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单体虎纹。形象多为蹲踞式或半蹲踞式，少数为站立或行走式。这两类单体虎纹主要以四肢直立与否作为明显区别标志。此外，前者通常虎尾下垂，而后者通常虎尾上卷。这种单体虎纹在北方地区最早的发现是在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第二类，虎首装饰。此类装饰主要在剑、刀、戈等武器与马衔、马镳、节约等车马器上。发现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流行时期在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

第三类，对称双虎纹。这种纹饰通常表现为左右对称的两个虎形图案。此类对称形纹饰对于后世的装饰品艺术影响较大。战国开始，其他对称形动物纹饰在北方地区大量涌现，如双鸟回首剑等。

第四类，虎噬食草动物纹。这一类纹饰主要表现为虎撕咬或捕食鹿、羊等食草动物的画面。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晚期，且分布范围很广，是欧亚草原典型的动物纹饰之一。虎噬食草动物纹最早发现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中。

第五类，虎与动物搏斗纹。该类型主要是虎与动物组合搏斗的画面，具体表现有虎狼搏斗、虎猪搏斗、虎牛搏斗等。这种题材的纹饰流行时代主要在战国中晚期，分布地域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地区。此类纹饰出现时间较晚，很可能是虎噬食草动物纹兴起之后，由其演变出的。

第六类，卷曲虎纹。这种卷曲成环的虎形，首尾相接，头部分为正视和侧视两种。该类虎纹起源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且虎腿上部常常饰有同心圆。这种卷曲成环的猛兽形象题材在欧亚草原分布广泛。

2 北方地区金属器虎纹的分期与分区研究

关于北方地区金属器上虎纹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时间范围为商至战国时期。

第一阶段：商至西周中期，公元前16至前10世纪。这一阶段是虎纹的萌芽阶段，发现较少，且多集中在武器和工具上，几乎不见虎纹装饰品。早商时期目前只在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件铜戈，商文化因素明显，但其内部一侧铸有的虎头形图案说明了此时北方草原文化的特色开始显露。晚商时期中原青铜器进入鼎盛阶段，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虎纹装饰开始增加，但仅在较小的范围内，如晋陕高原地区。到西周早中期，虎纹在北方草原的发现仍呈几乎停滞的状态。

第二阶段：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公元前9至前8世纪。这一阶段是北方虎纹的发展期，集中于北方草原的东区，尤其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发现的最为集中。这一时期多为卷曲虎纹、单体虎纹和对称双虎纹，且虎身流行同心圆装饰。

第三阶段：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公元前7至前3世纪。这一阶段是虎纹发展的繁盛期，主要集中于北方草原的中区和西区。春秋中期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地区，虎纹开始消亡，转而在燕山南麓和岱海地区开始发展。战国中期后，上述地区的虎纹开始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主的中区和以甘宁地区为中心的西区开始大量发现。战国中期开始，虎纹装饰几乎不见于武器、工具、车马器上，相反在装饰品上开始大量发现，尤以金银牌饰最为多见。

众所周知，北方地区是一条南北窄、东西长的条带状区域，下面按其地理环境分成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进行论述。

东区以燕山南北为中心。该地区的虎形纹饰主要来源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是长城以北地区最为发达的青铜文化之一，其繁盛期在公元前9—前8世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出土有多件虎形铜牌饰。其中一件典型的蹲踞式虎纹牌饰上的虎的形象，立耳圆目，长尾下垂，屈肢呈趴卧状（图1：1）。另有一件卷曲式的虎纹牌饰，前后虎腿上部都有同心圆（图1：2），这种以同心圆做装饰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装饰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同心圆装饰在良渚文化也有发现，如瑶山M9∶4，该器物为一件神兽纹玉琮，纹饰颇似虎头，其眼球是由多组线刻同心圆组成（图4：5）。此外，宁城小黑石沟出土的一件对称双虎纹形象的牌饰也极富北方草原特点，从虎的眼睛至头被化为同心圆的形式，腿上部也以同心圆做装饰（图1：3）。该墓地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实际上，这种对称的动物纹装饰在北方系青铜器中极为普遍，如双鸟回首剑等。其中在宁城南山根的石椁墓中也发现有这种对称的双虎纹装饰，是一件双虎纹铜柄剑，虎纹饰于剑柄，二虎呈对卧状（图1：4）。另外，在宁城小黑石沟还出土有带虎纹装饰的马衔M8501∶172，两端各衔一件蹲踞状虎形饰，虎腿上部饰同心圆（图1：5）;另一件M8501∶173的其中一端为圆环状并衔一卷曲虎纹的饰件，虎腿上部饰同心圆（图1：6）。

冀北地区的延庆玉皇庙墓地出土有卧虎纹牌饰（图1：7），虎腿的上部和爪部也饰有同心圆。杨建华先生认为这种虎形牌饰与一种形制特殊的“花格剑”都在玉皇庙以及中山国遗存出土，鉴于此，她认为玉皇庙文化与狄人建立的中山国和代国有着文化上的联系。玉皇庙文化的开始年代在春秋中期，晚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冀北的隆化县转山墓地出土有一件铜质的虎形饰片（图1：8），虎作蹲踞式，肌肉健硕，虎牙外露，仿佛准备捕食。对于该墓地的年代，原报告上只提及为春秋至战国时期。燕山南麓的西部地区的平山一号墓出土有一件错金银饰铜器，为圆雕虎吞鹿的造型（图1：9）。这种圆雕动物撕咬或相斗的题材十分罕见，仍保留北方民族文化的传统作风。该墓定为中山王厝之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战国中期开始，东区的虎纹装饰就极少见了，这与春秋中期以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衰落有关。此后，虎纹装饰多在中区和西区发现。

中区是鄂尔多斯和岱海为主的内蒙古中南部以及晋陕高原。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虎纹装饰是出自朱开沟墓地的一件铜戈（图2：1），年代属于早商时期，这件铜戈内部的一个侧面铸有虎头形图案，图案的上、下和后侧饰有连珠纹。除了武器上的虎纹装饰外，在晚商时期的晋陕高原区还出土有少量虎纹装饰的工具。延川用斗出土一件羊首铜匕（图2：2），其上装饰有一只伫立状虎，虎前一人跪坐，匕的柄端铸有一盘角羊首。清涧解家沟出土一件羊首铜勺（图2：3），柄上一前一后铸有虎逐鹿形象，柄端同樣铸有一盘角羊首，与延川用斗的铜匕的整体造型颇为相似。鄂尔多斯高原发现的出土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匈奴墓地，主要有桃红巴拉墓地、西沟畔墓地、阿鲁柴登墓地、玉隆太墓地等。在西沟畔墓地出土有两件相同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图2：4），虎张口咬住野猪的后肢，野猪也同时咬住虎的后肢，造型生动活泼，金牌饰的背面边缘处，均有刻画文字。另外还出土有多件银虎头节约（图2：5），该墓在年代上定为战国晚期。阿鲁柴登墓地出土多件装饰有虎纹的金牌饰，其中一件著名的匈奴王金冠（图2：6），冠饰为一只鹰，冠带上饰一猛虎正在撕咬马。另外还出土有虎牛相斗纹、虎鸟纹及虎形牌饰和银虎头等。该墓葬的年代定为战国时期。玉隆太墓葬出土有一件虎头形骨镳（图2：7），虽不是金属器，但具有参考性。原报告上写，从眼、耳观察，类似虎头，但下颏又类似鱼鳃。背凹肚圆，尾上翘，呈连珠形。该墓的年代定为战国至汉代。但同出土的铁鹤嘴镐、铜刀、带扣、鸟形牌饰等均与桃红巴拉墓葬出土器物类似，可以判定该墓的年代应在战国晚期。毛庆沟墓地M5出土两件蹲踞式虎纹铜牌饰，一件半蹲踞式虎纹铜牌饰，一件虎形铜牌饰，两件虎纹铁牌饰，年代为春秋至战国早期。其中蹲踞式虎纹铜牌饰（图2：8），正面以阴线纹刻画出虎的形象，虎腿与虎爪呈线条状，牙齿呈锯齿状，背部与尾部上饰平行短斜线纹以表示虎纹，造型简练。半蹲踞式虎纹铜牌饰（图2：9），阴线纹刻画，线条状腿、爪与蹲踞式相同，张口露齿，虎舌外露。另有一件侧面的虎形牌饰（图2：10），头部略呈方形，立耳，张口露齿，虎爪呈螺旋状，比上述蹲踞式和半蹲踞式更加写实。崞县窑子墓地出土两件虎羊纹牌饰，上端一虎作撕咬状，虎爪下一羊作挣扎状（图2：11），该墓的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纳林高兔出土有金虎、银虎各一对。金虎四肢前后交叉，作行走状，虎尾向上弯曲，与蹲踞状虎纹的下垂虎尾明显不同。两只金虎互相靠拢，一号比二号略小，一号应当是雌虎，二号应当是雄虎（图2：12）。银虎的形状、大小、制法同金虎。还出土银环两件，环体扁平，正反两面各浮雕四只虎头（图2：13）。

西区以甘宁地区为中心。马家塬墓地被认为是商周西戎的遗存，该墓地出土有一件虎纹金带饰，虎呈行走状，尾翻卷至背上方，踩踏卷云（图3：1）。还出土有一件金腰带饰，带饰上首尾两端较大的饰件均为虎噬羊造型（图3：2）。马家塬墓地的年代在战国晚期。清水刘坪出土有七件虎噬羊造型（图3：3），虎身饰有规则的斑纹来表现皮毛上的花纹，该墓地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庆阳吴家沟圈出土的虎噬羊铜带饰（图3：4），该遗址的遗存大多为春秋至战国中期。宁县宇村墓中出土了三件虎形牌饰（图3：5）和一件立体铜虎饰件（图3：6），该墓的年代在西周晚期。西吉县陈阳川出土一件虎噬羊透雕铜牌（图3：7），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与固原杨郎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对照，可以大致判断该处墓葬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彭阳县张街村出土有一件单体虎形牌饰（图3：8），一件虎噬鹿牌饰（图3：9），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固原杨郎乡马庄墓地出有一件猛虎噬兽纹透雕牌饰（图3：10）、两件平面虎纹带饰（图3：11），该墓的年代判定为战国晚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燕下都西城中部的辛庄头墓区30号墓中，发现有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的虎噬鹿纹金牌饰（图3：12）。整体呈半球形，器表顶部正中浮雕一头鹿，周围浮雕几组老虎，做工十分精美。这种金牌饰很可能是当时燕国与北方山戎交流的证据。该墓葬中发现了许多北方系青铜器，是一项重大发现。

3 关于虎纹起源与文化传播的相关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北方地区金属器上最早的虎纹起源于商代，但虎纹真正开始有意识地出现却是在商末周初。早商时期朱开沟文化出土的虎头形铜戈，是典型的中原文化武器，带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铜戈的内部常有夔纹和兽面纹做装饰，朱开沟的这件铜戈纹饰与商文化的兽面纹和夔纹类似，应当是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出现的，但很明显这个时期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群已经有意识地选择具有自身特色的动物纹作为装饰，这件器物体现了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可见，北方地区动物纹饰最早阶段可能受到了来自南部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西周晚期开始，夏家店上层文化进入繁荣期，虎纹装饰由此正式发源，这时，虎纹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就减弱了。

商代前期，中原地区处于强有力的政权中，北方地区在其控制下则处于弱势，发展缓慢。而到了商代末期，中原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北方，才迎来了北方地区的大发展时期。这时北方地区广泛吸收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风格，并用于武器和工具，然而尚未形成自身的特征。再到春秋中期时，礼崩乐坏，中原发生大变革，北方地区又一次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期，与此同时北方系青铜器又一次进入了繁荣期，并且在动物纹饰方面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通过对于动物纹装饰的研究，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的变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国北方地区属于欧亚草原东部区的一部分。相对于东部区，欧亚草原西部区因为地理环境，几乎没有虎的存在，故而也鲜少有虎纹装饰，其作为装饰的猫科动物纹主要是豹纹。在欧亚草原中部区，出土有少量装饰虎纹的典型器物，如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中发现有虎噬食草类动物形象的牌饰（图4：1）。在萨卡文化的典型遗址—天山七河地区的伊塞克古冢也出土有单体虎纹的装饰（图4：2），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5—前4世纪。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6—前3世纪，其中既发现有虎噬食草动物纹的形象（图4：3），也发现有排列在一起的虎纹（图4：4）。但在巴泽雷克文化中几乎不见单体虎纹牌饰，多是以木器、皮革等作为载体。虎噬食草动物纹在欧亚草原中部区的各文化中的确普遍发现，但形制较晚，均不早于战国时期，这些动物纹很可能受到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

关于我国北方地区动物纹的起源，究竟是发源于本土还是从欧亚草原西部传入，意见不尽相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我国北方地区的动物纹是受到欧亚草原西部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而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动物纹的多地起源说。林沄先生认为，欧亚草原上的卷曲动物纹有三个各自独立的起源，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才形成一个整体。而其中，关于金属器上虎纹的渊源，我们通过它的发展脉络可以明显看出是起源于北方草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从两周之际伊始，虎纹在燕山北麓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集中出现，继而在春秋中期广泛发现于燕山南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则在岱海地区兴盛，战国中期又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及甘宁地区流行，之后便逐渐向西传播至欧亚草原中部区。可以说，虎纹的出现与发展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影响。

综上所述，欧亚草原金属器上典型动物纹之一的虎纹装饰起源于我国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大约从西周中期开始不断向西传播，其传播的结果是覆盖面除了欧亚草原东部区和中部区。北方地区的虎纹有自己的特点及发展脉络，这为研究我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可见虎纹的出现与大面积流行，正是晚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交流的证明，而我国北方地区也在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流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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