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衢　后学典范

陈凯　陈定俏

摘 要：李曲斋是20世纪岭南的重要书家代表，诸体兼擅，以行草见长，善用各种书写工具，自精金美玉的小字到气势磅礴的榜书皆能挥运自如，其中行草榜书颇具特色。文章从“以线条为核心”“接受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博采众长、融会诸艺”三方面对其榜书进行讨论。李曲斋的榜书以文徵明书法为主基调，融合北碑线质，博采贯通，加之以广博的修养，最终得以锤炼出气势磅礴、独具一格的艺术面貌。

关键词：李曲斋;榜书;线条;碑帖融合;字外功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1.038

岭南地偏一隅，史有“南蛮”之称。五岭阻隔，远离中原，面向大海。在农耕社会，偏乡僻壤的地理位置、闭塞不畅的交通条件，决定着岭南不但社会经济贫穷落后，文化艺术也荒芜匮乏。作为与中国人类社会活动与日俱积、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书法，到了唐朝已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有，书法大家层出不穷、代不乏人。而岭南在宋元之前几无名家，可谓“先天不足”。这也可能有环境恶劣、气候潮湿，纸质文物保存不易的原因，以至书法历史断层、底蕴不厚。直到明代，岭南地区才出现可与中原、江左相颉颃的书家书作，如陈献章、湛若水、黎民表、梁元柱、黄芳等人。清初承明季的余绪，文人借书法书写其郁勃之气，岭南地区跟中原、江左一样，人才辈出。清中叶以后，随着碑学的勃兴，岭南书法也有新的进展，吴荣光运碑入帖，笔力奇肆;李文田力学魏碑，成为一代大家;康有为撰写的《广艺舟双楫》，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①。随着世界工业革命的到来，科技迅猛发展，外敌坚船利炮的入侵，广东沿海首当要冲，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斗争中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地、近代革命和现代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社会、经济、文化得以跳跃式跨越发展。地理环境和社会变革，逐渐形成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的岭南人品格。于书法，自清代、民国以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是繁荣发展、名家辈出的鼎盛时期，走在全国前列，可谓特例。不乏陈恭尹、陈澧、宋湘、吴荣光、李文田、康有為、梁启超、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开风气的书学大家;于书法工具之毛笔，以求发挥其特殊功用而取得特殊艺术效果的尝试和创新，也代不乏人，明代陈白沙首创以茅龙束笔②，其书法特色风靡当时书坛，开创书法昌盛局面，自其弟子湛若水，至苏珥、陈澧等，数百年来一直流传在广东，为不少书家所喜用，近者如李曲斋、欧广勇、陈光宗等。更有甚者，当代书家钟国康自述其为写出茅龙笔效果而剪掉半侧长锋软毫。其他如明末释光鹫以坼竹为笔，清代宋湘以蔗渣、竹叶为笔，高剑父的山马笔，谢家因、陈永正用鸡毫笔等都贯穿着不安于现状、思变求新的自我意识。

李曲斋（1916-1995年），先生名浀，字秋晓，以号行。广东顺德人，世居广州西关多宝坊。青年随父读书，于经史辞章、金石目录之学靡不淹通，尤好书法。毕生致力于繁荣传统文化艺术，尤其书法，为南粤书坛大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馆研究馆副馆长、广州文化公园及广州碑林艺术顾问等（图1）。

李曲斋先生早年植根于隋唐碑帖，精研《龙藏寺碑》《皇甫君碑》等，于褚遂良、颜真卿书法用功颇深，篆书师法泰山刻石，隶书法《西岳华山庙碑》《夏承碑》、汀州伊秉绶。后泛学各体，一生中最为着力的是行草，其行草取法较广，以宋、明为主调，以中和秀美的“二王”一系为对象，初宗文徵明，广泛涉猎王铎、张瑞图、祝允明、陈道复、李应桢以至米芾、李邕，均以文徵明为基座。晚年又学章草，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雄浑老辣，自成一家。早年之作俊逸挺秀、风流倜傥;中年以后博采诸家、气象沉雄;晚年更见笔势遒劲、雄浑豪迈（图2、图3）。

李曲斋先生是一位“五体”兼擅，善用各种书写工具，自精金美玉的小字到气势磅礴的榜书，均能自如挥洒。笔者以为其书法最具特色的是行草大字榜书。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榜书，古曰署书，萧何用以题苍龙、白虎二阙者也，今又称为擘窠大字。作之与小字不同，自古为难。其难有五：一曰执笔不同，二曰运管不习，三曰立身骤变，四曰临仿难周，五曰笔毫难精。有是五者，虽有能书之人，熟精碑法，骤作榜书，多失故步，盖其势也。故能书之后，当复有事，以其别有门户也。”③榜书字形较大，从数寸到上尺盈丈不等，与常见书作颇为不同，因此榜书创作难度偏大，对创作者的要求尤其高，故而康有为以为榜书自古为难，其难有五。

李曲斋晚年常做榜书，以其扎实的功底、博采众长之能事、广博的胸襟、豪迈之性情破榜书之五难，创作出气势磅礴、独具一格的作品。当代著名学者、书家张桂光认为李曲斋为广州文化公园撰写的巨幅楹联，高逾寻丈、雄畅豪迈、一气呵成，观者皆为击节。④其他如李远东、黎向群、杨日凯、杨日璇等人均对李曲斋的榜书大为赞叹。李曲斋作榜书，喜用茅龙笔，其用茅龙笔写出的带有文徵明行草结体影子的大字榜书，可谓“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不知当初是否有人反对。笔者曾以长锋羊毫写《中山王厝器》铭文金文时便有人以为不适宜，是徒劳无功。李曲斋大字榜书的应用多得益于供职文化公园期间，但凡迎春花会、菊会、中秋灯会等，必亲自策划制作，题名、题诗、撰联，装点会场，文辞与书法珠联璧合，配以园艺布置，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典范，让当时广州文化公园成为市民向往游览的、代表广东传统文化水平的景点之一。李曲斋榜书气势磅礴，观者非置身其地，不能感受其榜书恢宏的气势，这种现场的感染力在书法作品集中是难以体现出来的，这就是榜书的力量之所在。综观其行草大字榜书，笔者以为有如下特色：

一是以线条为核心。书法是线条的艺术，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定武兰亭跋》中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⑤虽作榜书，李曲斋亦恪守古法、入古出新。李曲斋榜书线条以拙厚、雄强、简率取胜。如榜书《麓湖》《行草西江水活中唐》《裁云》《涌金波》《康和》《秋波》《洴澼洸》《制奴》《草书敢使但开七言联》等作品，⑥线条十分干净凝练，可想见作者挥运时果断自如的创作状态。文徵明的书法成就最高的应为小楷，小行书虽也是自家风貌，瘦硬劲挺、遒丽雅致，但终究变化不大，千篇一律。按常理，文徵明小行书的用笔、结体不宜写大字，他本人的大字行草面目则带有黄庭坚的痕迹，特色不显。但李曲斋能学善变，抓住文徵明小行书的可塑造空间，借助和发挥茅龙笔硬朗劲健、苍茫浑厚的特性，糅合其楷书特别是其家传北碑点画的线质，书写出刚阳爽朗、飞白横生、雄强俊宕书风，既挺拔有力，富于变化而独立成格，又能保持其行草结构特征，而不是另起炉灶。

用笔虽指相对于结体而言的点画，但与书写工具毛笔有着直接的联系和影响，用笔是书法艺术的根本，风格的形成离不开毛笔的特性和用笔的特色。陈白沙独辟蹊径束茅草为笔，结字虽有王羲之、王献之的轨迹可寻，但终能“茅龙飞出右军窝”;释光鹫以坼竹为笔，其字新奇无定则;宋湘以蔗渣、竹叶为笔，别出新姿异态;高剑父用山马笔所书草书如枯藤老树;谢家因的书法特色得益于鸡毫作书。在这方面，笔者也有相应的实践体会，我的篆书受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家孙稚雏教授的启发写战国金文《中山王厝器》铭文，孙老师用鸭嘴笔代替毛笔书写更见雕刻效果。我用长锋羊毫创作，拓大而书，有原帖影子，但更见苍茫、浑厚，更具金石味，开始时由于线条未过关，同行看后直言此帖不宜写大字榜书。后来我花大力气临习各种金文以锤炼线条，在今年“陈凯书艺丙申展”展出的这类篆书受到了好评。无它，以前的线质撑不起灵动的、有鸟虫篆形态的金文，现在则形质相配、形神兼备了。可以说，这条路也是有发展空间的。我认为写好大字榜书更应关注线条而不是字体，颜体楷书沉雄博大，若没有劲健浑厚的线条作支撑，终归仅得其外壳而难得其神韵;欧体楷书瘦长险劲，似不具写大字榜书的特质，但若能运用上魏碑的线质，照样可写出魏碑的铁画银钩，遒劲大度，本来欧体就是从魏碑、隋碑中蜕变而来的。小篆在清朝之前，风格单一，仅玉箸篆、铁线篆而已，自邓石如用长锋羊毫后，开启了划时代的新风，才百花齐放、流派纷呈。

二是接受碑帖融合的书学思想。其祖父李文田是南方碑学派主将，岭南书法的一代名家，篆隶楷诸体皆能，最擅长是行楷书，其笔力酣畅饱满、意态雍容、老成持重，为北派正传，且对碑帖源流有深入的钻研，对广东书坛作出了很大贡献。陈永正认为，直到李文田出，广东的碑派才正式形成;且评价李文田运唐楷的笔法入魏体，笔笔用力，陈福春谓清人学碑者，每每追求北碑的雄强风骨，未免有霸悍刻露之嫌，失去书写的特点，而李文田此作则注意强调书写的意趣，于直率平和中流露出动感，从而可看到了碑学与帖学两大派系的互相交融的效果。⑦李曲斋先生承续祖父书学渊源，亦以五体为研习对象，兼及篆刻，弘其广博而致力于行草之专精，在文徵明基础上不断汲取养分以丰富其书艺，集腋成裘、自成一体。基础牢而性情生，正书、篆刻的金石气自然而然地在其行草中流露出来，是其跳出文徵明框框的重要因素。他的篆刻用字取材很广，篆隶楷行草，甚至简化字都能印化入印，在当时很新潮、很现代，为其诸艺术中最具独创精神，对岭南艺坛产生积极影响。他能避免金石类书法的生硬和字内笔画的断气，并穿插牵连，气贯始终。字亦如人，须有筋骨血肉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精气神的完美。字内笔画的连贯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正书、行草都一样重要，只是正书多暗连、行草多明连。先生行草点画呼应、和谐共处、生动活泼，既格调高雅，又骨力洞达、宏阔博大、虎虎有生气。这正符合陈永正回忆其拜谒李曲斋先生时的情景：“辛丑夏，予从庸斋朱夫子学词，因得介于曲斋先生。一日，诣泰华楼拜谒，时方盛暑，先生解衣槃礴，一手持扇，一手搦管，正欲作字，见予至，亟呼：‘磨墨！’予承间叩问习书之道，先生瞠目厉声曰：‘骨气！’予复问：‘何为骨气？’先生曰：‘神！’再叩之，不答，遂以斗笔濡毫疾书，力排万马……”⑧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李先生挥毫时展现出的骨力、气势和神韵。

三是博采众长、融会诸艺。宗白华在《美学漫步》中对艺术家的作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这样的论述：“艺术是一种技术，古代艺术家本身也是技术家……”然而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而且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①。书法不但要字内功，更要字外功，兼得者才有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大家。书法创作在于赋予抽象文字以深邃的内蕴，书法与文学、文字学、绘画、音乐、哲学、宗教、心理学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再好的字内功也只能充当抄书匠，超越古人、达到新的高度将是一句空话。书法作者的综合素养直接影响着其的审美和艺术表现力。诚如刘熙载所言：“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②至理之名言也，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就在于此。

李曲斋幼承家学，才思敏捷，经史辞章、金石目录之学靡不淹通。其常说书艺精要，在字外功夫，学者须存志诗书等。我们可从张桂光回忆其师李曲斋先生第一次带他去参观广州文史夜学院会员展，李先生即席在意见簿上填了一阕《浣溪沙》，对整个展览做了中肯的评价。此情此景，能够从中感受到李先生文化底蕴之深厚;也可从张先生所言：“先生文辞甚好，常和朱庸斋师、佟绍弼等名宿唱和。这也从侧面见证到先生的诗词修为，如若不到家，又怎能聚到一起？”的慨叹中感受到李先生学养之精深。

不单是书法、诗词，李先生在园林设计方面的造诣也为学林推崇。1977年，先生曾先后参加《中国盆景》《南方建设》《红棉》《中国园》大型艺术画集编审及题咏工作，并担任西德慕尼黑国际博览会“中国园”的设计，又受聘为广州文化公园、广州碑林艺术顾问等。

诗词歌赋、书画鉴赏、园林设计等多方面的综合才能都是支撑起李曲斋先生成为一代书法名家的字外学养。不单他如此，与他同时期的祝嘉、叶恭绰、麦华三、吴子复、秦咢生、朱庸斋、何绍甲、阮退之等名家无一例外都如此。祝嘉的《书学史》填补国内书学史的空白; 叶恭绰是著名词学家、书画家、鉴赏家;麦华三的《岭南书法丛谭》为研究广东书法史的重要著作; 吴子复是近现代杰出的美术理论家、油画家;秦咢生被称为“诗、书、印”三绝;朱庸斋也是词学家;何绍甲是我国早期的心理学家和音乐家;阮退之有“南国诗人”之称。可见，没有精深的字外功，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家也难。

于此，有志于弘扬中国传统艺术瑰宝—书法的后学应从中得到启发，书内功是根本，离开书内功，书法无从谈起;但书外功是必不可少的，书外功是区分抄书匠和书法家的重要因素。离开传统的民族文化，书法形式就会变得干瘪，甚至不能称为书法。技法不是最重要的，今人斤斤计较于技法，反不如民国书风那样显著多样。何也？是国学根基不如以前了。

注释

①③⑦张诩.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M]//黎业明.陈献章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67.

②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書画出版社，2014：854.

④本文所引用李曲斋榜书作品皆出自广州市书法家协会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李曲斋作品集》。

⑤陈永正.岭南书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176.

⑥陈永正.读李曲斋行草书札[M]//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李曲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3.

⑧刘熙载.刘熙载集[M].刘立人，陈文和，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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