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别考古学”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思考

杨愫

摘 要：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在任何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中，性别都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细胞。不管是基于考古发掘，对研究对象背后社会行为的认知和解释，还是作为考古活动主体，对不同性别的考古学者在该行业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行讨论，性别考古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进入21世纪，性别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成就显著，但也存在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

关键词：性别考古学;缘起;发展;思考

百余年来，中国考古学界的从业者性别相对单一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男性更具备田野工作的优势，还因为早期女性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被剥夺了接受该方面系统学习和工作的权利。直到今天，女性在考古工作中依然无法突破职业的“玻璃天花板”。于是，以下問题的产生变得显而易见：一是少有作为考古学家的女性深入田野，以女性的视角去第一现场发掘、观察并思考;二是不少重要的考古结论都是由男性考古学家判定得出的，而在一个由两性组成的社会中，部分仅由男性判断得出的结论，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时难免会打折扣。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讨论正是性别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近年来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成就显著，但由于其发展过程存在环节缺失、步骤跳跃等问题，相关学术研究仍存在不少空白和不足。

1 性别考古学的缘起

性别考古学缘起于女权运动。经过两次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促使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末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权运动虽然一度陷入低潮，但它很快又伴随着人本主义社会科学的思潮再次复苏。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将女性对“权利”的诉求转变为了对“权力”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显示出了强烈甚至激进的政治色彩。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并于90年代中期在西方世界将女权运动推向高潮。

结合上述三次女权运动来看，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为西方女性在政治上争取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权利，与此同时也为多个学科带来了理论上的革新。但在考古学领域，这次女权运动并没有掀起任何浪花。直到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迎面袭来，性别考古学才在欧美开始萌芽。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次女权主义高潮的洗礼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女性考古学者开始意识到，女性考古学者在学科研究和职业晋升中常年处在与男性学者不对等的位置上，无论是研究经费的申请还是学术话语权，相比于男性学者，她们似乎总是弱势的一方。为此，女性考古学者要求提高自身地位，以摆脱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得到与男性同等的话语权。

同时，部分考古学研究者也发现，由于长期受到社会男权中心思维的影响，在此前的考古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偏见和分工预设。即研究者们往往会将社会性别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联固化，或将现代社会的性别分工理念直接用来阐述和解释古代社会的人类行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受后现代主义考古学理论的影响，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开始要求一套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论来指导对古代社会问题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实践。终于，性别考古学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诞生于美国，而后这一概念迅速被许多西方国家所接纳。

与国际社会相比，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金石学发轫亦早，但近现代考古学起步较晚，性别考古学传入的时间更是滞后，其真正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已经是21世纪以后，至今不过十余年。此前国内虽不乏对古代社会两性关系或是妇女生活的记述和探讨，但它们通常是被顺带提及或是被动涉及的，即研究者自身并没有站在性别考古学的立场上，只是单纯地对性别特征明显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即便是在考古学理论体系已取得极大发展与完善的今天，诞生近四十载的性别考古学仍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2 性别考古学在国内的发展

自近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国内并不缺乏对古代女性或两性关系等社会问题的相关讨论。早在1930年，郭沫若先生就在其著述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①中提到了甲骨卜辞里关于女性的记载和描述，并以此来分析商代的婚姻制度，试图论证商王朝存在母系社会留存的痕迹。虽然这些观点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毕竟迈出了国内学者通过地下材料研究古代社会两性关系的第一步。1944年，胡厚宣先生为纪念齐鲁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而著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②里也有通过卜辞研究商代婚姻与宗法制度的篇章，其中甚至有单独一节专门论述了卜辞中提到的妇女分封制度。遗憾的是，虽然胡先生的研究结论与前者相比更加准确，但其研究仍没有就当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得到切实贯彻，反而使研究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李伯谦先生在为《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③译本作的序文中曾感慨道，国内的考古学者们“太过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时期，涉及古代社会两性研究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史前及青铜时代的墓葬遗存，相关研究也仅为贴合恩格斯的史前婚姻观和摩尔根的社会演进论，对青铜时代往后的历史时期却少有研究。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受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对传统考古学的反思热潮。到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迈入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此期间，沈从文先生著述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④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中对自殷商至清朝时期的中国服饰做出了细致翔实的梳理，并进一步通过对服饰制度沿革演变的讨论，延伸出对社会环境与两性关系的思考，这一研究方法开启了通过文物材料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新思路。

此外，这一时期，古代社会两性关系和女性研究不再仅仅是掺夹在其他问题论述过程中的附带话题，而终于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课题开始萌现。1980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研究员在《原始社会人口控制之谜》⑤中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男女遗骸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认为当时可能存在杀害女婴的社会现象。而后，北大文博学院的陈铁梅教授在《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⑥中运用更加复杂严谨的统计学算法公式对此问题做出了进一步分析。

21世纪，“性别考古学”正式迈入国门。王苏琦于2004年发表在《江汉考古》的《考古学与性别》⑦，第一次将“性别考古学”一词带进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视野。2006年，陈淳先生与孔德贞先生发表的《性别考古与玉璜的社会学观察》⑧则是第一篇出自中国大陆学者的性别考古学学术文章。同年12月，美国学者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和孙岩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中译本，由李伯谦先生和许倬云先生作序，经科学出版社出版，被国内学术界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书中收录了12篇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性别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从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按时代顺序被划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模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性别研究中之应用》探讨了20世纪两性问题在中国考古学领域内的研究状况，并对性别考古学在中国学界的不受重视提出质疑，认为“搞好考古学研究必须搞好性别考古学研究。因为性别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方面”⑨。除这篇文章外，书中其余11篇论文全部是针对墓葬遗存进行的性别研究。尽管这些文章学术成果斐然，篇篇皆是佳作，作者们也“深知墓葬材料的局限性……尽可能地使用多方面的证据与墓葬资料相互印证”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文章从总体上看在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上仍显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此后至今，性别考古学的相关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接连涌现。其中，有分析考古遗存进而对古代社会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如2008年王建文和张童心发表的《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①，及前者于2012年发表的《性别角色与社会习俗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②，2012年广西师范大学郭璐莎的硕士学位论文《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时期墓葬的性别考古学研究》③，2014年乔玉发表的《兴隆洼文化房屋内遗存所反映的性别问题》④，2017年孙晓鹏发表的《石鼓山墓地性别考古研究》⑤，2019年吉林大学于焕金的博士学位论文《性别视角下的东周墓葬研究—以秦、晋、楚墓葬为中心》⑥，2020年张超华发表的《性别考古视角中的王因墓地分析》⑦等数十篇文章不逐一列举。有理论或综述类文章，如2010年陈淳先生发表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⑧，同年李宁利发表的《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⑨，2013年曹芳芳发表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⑩，2018年贺云翱发表的《开创中国性别考古及女性考古的春天》k，同年曹辰星发表的《浅谈性别考古学》l，及南京大学濮文清的硕士学位论文《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国性别考古学》m，2019年魏坚和孙丹发表的《女性主义对西方考古学的构建—女性主义与性别考古》n等。此外还有书评类文章，如2008年章梅芳发表的《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篇之作—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o，2009年南沙娜和孙岩发表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评介》p等。

性别考古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术界对女性考古的关注。2010年，首次以性别考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后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q。该书分为“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和“漫谈”五个部分，对此次学术研讨会的讨论成果做出了较为详尽的总结。

但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学界对女性考古学人群体的关注度仍显不够。除2014年何文竞发表的《中国女性考古学者的早期代表》r等少量介绍国内早期杰出女性考古学家的文章外，对国内考古文博领域内的女性专家群体进行系统分析的学术文章，笔者仅见到科技史与社会学家章梅芳先生与孟欣先生于2014年发表的《新中国女考古学家群体的形成发展与职业状况》s一篇，且因篇幅所限难以详尽，不能俱到者尚多。窃以为：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女性考古学人，对她们的了解和介绍还需要更多;作为占据整个社会成员1/2的女性，在考古学领域应发挥的作用还可以更大。为此，学界乃至社会应对这一群体给予更多关注的目光。

3 对国内性别考古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在性别考古学诞生之初，其研究的目标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基本一致。章梅芳先生在《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书评中指出，“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有时也称女性主义考古学（Feminist Archaeology）”t。而伦福儒对此则有不同的阐释：“女权主义考古学强调实践，实践是女权主义考古学的重点，而非研究和解释过去。……女权主义考古学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这也是女权主义考古学和性别考古学的重要区别。”①

一般认为，性别考古学应包括对当今社会女性考古学人的研究和对过去社会女性角色或两性关系等社会问题的研究这两大方向。其中，对当今社会女性考古学人的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和批判意味，因此被分裂为“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考古学”，以之区别于以“研究和解释过去”为重点的其他性别考古学研究。但在中国，性别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几乎完全是后者所涵盖的内容。

从上述现状中不难看出，在性别考古学进入中国的十余年时间里，大量利用田野考古材料进行的性别研究成果接连涌现。相比之下，理论探讨、文献综述类文章寥寥无几，对女性考古学人群体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并非国内的女性考古学人不值得研究，也不存在两性关系超然于国际社会的国内学术环境，结合性别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情况的产生，或许与中国漫长封建历史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传统、与近代中国从来没有掀起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浪潮有关。没有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又何谈女性在学术上的自觉？

就性别考古学而言，它诞生于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首先是女性考古学者对自身地位的诉求，然后才引起考古学界对以往考古研究中既存的性别偏见及其可能导致的认知谬误的反思。而在中国，性别考古学从未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女权主义浪潮的洗礼，基本只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简单接纳和直接消化，关键发展环节的缺失势必將导致后续研究的不充分、不全面。

倘若我们将性别考古学比作人类的大脑，那么其两大研究方向就可以分别看作是左脑和右脑。在中国，由于女性自觉过程的严重滞后，当前国内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右脑”发育迅速，而“左脑”发育不全，这种成长方式显然是不健康的。因此，我们需要切实加强对女性考古学人群体的研究，进而呼吁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考古学领域，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理解和认知过去，最终通过两性学人的共同努力，让完整的性别考古学的“大脑”健全起来，使考古学研究重构出的古代社会生活和文明框架更加贴近真实、更加令人信服。

4 结语

在中国，性别考古学方兴未艾，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相关研究已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仍略显单一，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同时，由于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其理论引入时已经是西方学界摸索得出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而缺乏国内女性自我认知觉醒这一重要过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致使今天国内的性别考古研究在结构上严重失衡。诚然，就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经验来看，对过去社会的两性研究比重增大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女性考古学人的研究无足轻重，更不代表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可有可无。

性别考古学诞生于女权主义的崛起，初心便是女性考古工作者对于自身公平地位的诉求，其与当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一方面，性别考古学强调在研究过去的社会问题时不应忽视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作用，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和要求人们正视当今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性别考古学的本质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摆脱男权中心思想和社会分工的固化思维，而研究者的思考模式往往受到来自社会主流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完全摆脱。有鉴于此，当今社会性别平等或者说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亦是性别考古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