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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前景展望

时间:2024-05-20

闫俊

摘 要:近几年来,国家和党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愈加重视,***总书记多次对文物工作做出重要批示,特别强调文化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一项事业的发展主要靠人才的推动与创造,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现状和建设前景值得研究。作者从壮大和优化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培育和发展的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如何夯实文博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一支懂理论、懂实践、知识结构丰富、管理能力突出的高素质高水平人才队伍。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素质能力建设;人才培育

文化遗产是灿烂文明的载体,是传承历史文化的根脉,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资源,是对外开展文明交流的桥梁,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底气所在。近几年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一直秉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信条,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执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努力探索符合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指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贡献。

1 人才队伍建设把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脉搏

“以人为本”,人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是支撑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最富活力的资源。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仅需要动员全社会人人关注,更需要人才的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分门别类,包括文物保护和修复、考古勘探和发掘(田野考古、水下考古等)、古建修缮、博物馆建设、文物鉴定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管理和科研等工作内容,跨文理方向,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因此,对于人才的需求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

当前,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文博行业起步较晚,综合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还相对薄弱,与当前的发展需要相比較为落后,主要原因在于人才的匮乏。整体现状是,行业内存在大部分人员非科班出身,后期培训不足,管理水平不足以满足长期和更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因此,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得到更多更为迫切的关注。

2 三大因素制约人才队伍建设

2.1 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人才总量不足

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特点是:文物数量多,分布广泛,尤其大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在人迹罕至偏远的地方。文物普查、考古、修复、库管和分类展览等工作都需要足够的人力保障。当前,人员数量不足已成为制约文博单位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人才队伍的整体建设和工作的持续开展[1]。

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和事业单位大多规模较小,正式编制人数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因为总量的不足,造成以下三种现象:一是行政机关人数不足,不能满足正常工作需要,只能从二级机构单位借调人员。借调人员在行政机关主要从事协调、部署、管理类工作,长期借调人员可能由于脱离单位专业岗位太久,专业技能逐渐弱化。二是文物部门二级单位本身规模小,人数少,再加上一部分人员支援上级部门开展工作,人员就更为紧缺。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常常一人身兼数职。二级单位多为博物馆、考古所、研究所等业务科研机构,对用人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定的要求,可现有的人员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三是由于历史原因,文物行政或事业部门正式编制少,需要外聘工作人员,却没有足够的经费保证人员的开支,造成人员流动性大、工作业务的连续性无法保持,常常一个岗位换人不断,无法保证工作质量。

2.2 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不足

文化遗产保护是综合性的行业,需要多元化、复合型人才。抢救性考古任务需要考古与历史专业背景人才;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管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需要大量保护规划与管理类专业人才;文物建筑的保护与修缮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急需勘察设计与施工专业人才;博物馆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需要藏品保管、科技保护和展示服务方面的对口人才;大遗址、工业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文化遗产类型,除了对传统类型人才的需要,对科技型人才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同时,出于对于民众接触文物的考虑出发,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的人才需求也是日益增长。随着国家对文物事业发展的更高期待,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各部门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都是急切的。

但目前行业人员鱼龙混杂,非科班出身的占比很大,高学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较低。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国家虽已逐步尝试除传统的历史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之外,开设了文物保护技术相关学科,但尚未形成完善的文化遗产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截至目前,仅有少数高等院校设有相关专业,输出的高学历专业人才无法填补缺口,导致无法长期跟进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需要。二是后期培训乏力。目前,文博单位对于上岗人员大多未进行过岗前培训,后期可参与的专业培训班多为短期培训,又无考核机制,培训效能有待考量。三是忽略了管理人员的培训,缺乏专业背景知识的管理人员很难将具体工作把握好。应进一步加强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建设,与时俱进,使之更符合岗位需求。

2.3 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专业人才发展环境有待加强

一是晋升不畅。按照现行的文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高级岗位远低于初中级,再加之人员总数少,一个单位高级岗位基本是个位数,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晋升很难很慢,严重影响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样,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级专业人员的引入和使用,遏制了高端人才的储备与提高。二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成熟。我国文博类职业技术教育尚处起步阶段,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修缮等相关职业技术种类尚未纳入国家职业资格体系,严重制约了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且文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仅与职称挂钩,尚未建立更综合性的评价标准,如职业资格、职业技能水平认证等。三是人才的推广宣传力度不够。推广宣传不到位,会造成文博行业专家不被社会熟知和重视,在社会高层次荣誉竞争方面不具优势,影响工作的荣誉感和热忱度[2]。

3 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前景展望

3.1 壮大人才队伍

受限于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增加正式编制几乎不太可能,可考虑从其他方面拓宽人员引进通道,整体壮大文化遗产行业从业人员队伍。

一是强化投入机制。投入是前提。在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前,要进一步转变思路,改变重物轻人的理念,切实在人才引进和建设方面加大投入。政府要为文博人才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可以考虑在文博部门预算中设置人才引进和建设科目,用于引进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建立待遇与岗位相匹配的用人机制。二是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的形式引进人员,以社会工资标准和物价水平为指导原则,逐年增加工资标准,稳固人才队伍。三是可适当降低技能型人才招聘标准,比如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的人才公开招聘,可依据研究类专业技术岗位和技能型岗位,分设学历要求、工作经验等招聘标准。四是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人才。充分运用市场力量,扩展文博用人渠道。探索建立完善市场化、开放式的人才供应机制,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文博专业人才市场,通过政府购买的手段,购买中介服务。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授权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和部门提供专业化的人才服务。比如文物勘探工作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可以采取委托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文物勘探能力的企业提供文物勘探服务,事业单位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畅通高校咨询服务。在开设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高校内设立专家咨询服务机构,联合校内学科专家和学者,与对应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单位工作代表建立咨询服务链,及时沟通信息、共享学术研究资源,为政府制定政策、规划工作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和技术理论指导。

3.2 优化人才队伍

优化人才队伍的根本是培育更多更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人才,最根本的是依靠教育,夯实文博人才教育基础,进一步开拓人才成长通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培育打造人才,才能为行业输送越来越多的所需之才。同时,抓好发展环境这一关键因素,吸引人才、集聚人才、用好人才,壮大文博行业的发展。

一是充分发挥高校培养人才的作用。目前,参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基本专业的历史学科门类下设置的有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和文物与博物馆学四个专业。在特设专业的历史学门类下设有文物保护技术和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两个专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与文物保护相关的专业是历史学门类下设置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共8个二级学科。可以看出,目前高校开设文物保护方向的学科已然比较丰富了。但是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面临的交叉性问题日渐增多,单一的培养方向已经无法满足实践工作需要。比如在文保工程中,考古类毕业生对历史建筑知之不深,知之不全;历史建筑类毕业生对于大遗址保护并不专业。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更加注重多專业之间的协作,多方向的交叉培养。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人才的综合性体现在既要精通历史、考古、古建知识,又要熟知文化、艺术,甚至了解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3]。这就对高校培养人才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①呼吁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文保专业,建议已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能够依据自身资源与特点,细化学科方向。比如最早设立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的北京大学,多年来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方向,其考古文博学院下设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包括考古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文物保护专业方向和文物建筑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专业1个,即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包括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含动物考古)、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佛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陶瓷考古、田野考古学、博物馆学、博物馆藏品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科学等12个研究方向;现有博士研究生专业1个,即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宋元考古、陶瓷考古、宗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科技考古、古代建筑、文物保护科学、古代文物研究等13个研究方向。学科体系日渐完整与成熟。南京艺术学院利用自身教育资源与优势,在美术学专业下设置了文物鉴赏与修复、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两个研究方向,并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面向全国招收文化遗产保护方向、艺术考古方向、中国艺术文献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4]。

②高校还应注重平衡学科设置,注重文理科交叉,理工科渗透,注重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知识的结合,注重基础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结合。例如,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类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要加固文化遗产保护所必需的文史类及数理化等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建设,延伸文物保护技术、方法、材料等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加强关注文物保护技术实验等专业综合实习所构成的实践课程体系[5]。

③在现有学科基础上发展文博专硕,培养实践技术型人才。各大院校根据自身优势设置培养方向。面临文博单位缺乏专业型人才的现状,文博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应从学术性转向技术型,课程方向的设置应更贴近文博单位需求和文化遗产发展的要求,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目前,有高校设置了考古技术、文物保护技术、文物建筑技术和博物馆学的方向。根据近几年各大文博单位的呼吁,建议增设文化遗产规划学、文物保护工程学、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学,加快学术与应用之间转化的速度与力度。同时,培养课程实施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与行业专家学者担任导师共同授课;专硕的培养也应更注重实践和实习,毕业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以案例分析、实习报告或毕业设计,不仅仅固定为学术论文的形式。国家文物局在专硕的培养方面已逐步实践,自2015年起便实施了“高层次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由国家文物局与相关高等院校合作,面向文博行业在职人员招收硕士研究生,通过学历教育与文博行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方式,旨在提高文博行业在职人员学历水平,同时也培养一批具有文博专业素养的实践型、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二是开辟人才成长通道,分类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建议将人才培养划分为管理领军类、科技型专业技术类和技能职业类三类,从不同的侧重和技术要求实施培养计划。

①管理领军类旨在培养具有国内权威、行业公认的行业技术专家和领军人才。这类人才既要专业技术过硬,又要具备行业管理带领的能力。培养方式可以围绕文物保护、修复、规划编制等重要领域,依托行业重点科研基地和技术创新平台,以重大项目工程为抓手,培养专家团队。另外,对于已经走向管理岗位的部门负责人、博物馆馆长和文保单位负责人等,仍要定期开展综合类培训,不断提高人才的能力素质。

②科技型专业技术类人才旨在培养一批精通科技前沿技术、知识结构丰富、能力素质过硬的科技类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文化遗产保护行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要求越来越高的工作形势,同时提升行业的创新能力。培养方式可以打造中青年优秀专业人才重点培养项目,入选者给予经费支持和科研资源支持;开展国内外人才常态交流机制,推动更多的人才赴海外学习培训,參与海外工程,积累多元化的实战经验。

③技能职业类人才旨在培训一批熟悉传统技术工艺,掌握现代技术的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技能人才,能够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的工作需求。培养方式可以鼓励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机制,提供机会;鼓励文博单位与职业技术院校合作,联合培养或者提供见习岗位①。

三是加强人才队伍素质能力建设。随着实践工作的日益深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综合性特点愈加突出,其涉及领域广、专业性要求高,需要从业者具备丰富的知识体系。针对当前工作的需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急需培养和提高以下几方面的能力:

①信息化知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各个领域信息化应用范围的增广和水平的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信息化技术能力才能应对当前的工作需要。例如,郑州市文物局自2014年开始,承担了郑州市智慧城市建设项目——郑州市文化遗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化遗产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以国家文物局《“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为指导,在郑州市智慧城市框架下,通过政务外网和互联网实现郑州市文物局各部门、二级机构和各县市区文物管理部门的文化遗产资源共享,为实现全市文化遗产综合管理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提高郑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信息化水平。为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实施,相关单位需对工作人员开展信息化知识培训,招聘信息化专业人才带领开展工作。该系统建设完成后,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和环节都需要具备信息化知识和能力的人员担当相关工作。甚至,信息化操作会逐步渗透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工作岗位,需全面提高从业人员信息化技术能力。

②历史知识能力拓展。文化遗产保护是贯穿了整个历史阶段的,在各个阶段的文化遗产有不同的背景,而这些背景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历史知识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体系,学无终点。而且,文博单位有一部分从业人员并非历史或考古专业出身,但是历史相关知识是行业必备,因此,要持续不间断地加强该方面的能力建设。

③科技知识能力建设。文物自身对外部环境的反应是异常敏感的,出土文物、石质、木质等文物建筑均会因为风雨、光照、空气等因素产生物理或化学变化,改变原有的保存形态,造成损害。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还应具备物理、化学等方面科技知识,甚至各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知识结构。

3.3 优化人才培育和发展环境

根据《全国文博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要积极实施“大文博”人才发展战略,培养和早就一支数量充足、门类齐全、结构优化、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文博人才队伍,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遗产强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①。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有以下三方面建议:

一是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岗位比例结构。根据人社部和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于文博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岗位做出要求:“文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70%,承担较多文物修复工作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比例可适当降低,最低不低于50%。地方各级文博事业单位中,一级博物馆、文物保护及研究机构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按不超过35%控制,二级博物馆、文物保护及研究机构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按不超过30%控制,三级博物馆、文物保护及研究机构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按不超过25%控制。其他博物馆、文物保护及研究机构专业技术高级岗位比例按不超过20%控制。”②根据《全国文博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预判,到2020年,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达到75%以上①。如果相关的人才发展政策能够得到充分的实施,将极大促进人才队伍的梯次合理化、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满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的迫切所需。

二是改革人才认定评价制度。当前,文物保护事业单位类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评价的主要途径是以学术成果评定职称等级,重点考察个人的论文、专著和课题研究等成果。学术成果固然容易认定,但是对于人才的评价过于单一和粗放。文物保护涉及的岗位种类越来越多,以前仅仅靠经验或传承就能承担的工种,现在被赋予了更多的科技内涵,因此相关从业人员的评价标准应该更多元化。建议:

①进一步完善文博行业职业制度改革,分类建立国家统一标准,对应设立职业资格评定,比如探索制定考古勘探和发掘、文物修复、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国家统一标准,并设立资格评定。

②推动建立职业资格、技能认证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相结合的人才评价制度,进一步改革人才评定制度,使之趋于科学化和社会化。

③进一步探索符合岗位特点的人才评价举措,坚持考察品德的基础上,更加聚焦能力和岗位业绩的评价,旨在逐步实现全面考察人才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操守和从业行为,强化社会责任。

三是宣传推广人才,为人才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①在全社会范围内评选推广行业人才,让更多的人才有途径获取荣誉,为社会所了解认可。近两年来,全国上下都很重视推选人才,地方政府也积极落实相关人才政策,做好人才基础工作。郑州市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要,面向各行各业推荐选拔人才,旨在将做出成绩和贡献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的创造力。包括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推荐、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人才统计、河南省优秀专家推荐选拔、中原文化名家和中原青年拔尖人才人选推荐选拔、社会事业后备人才培养、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四个一批”人才推荐选拔、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社科名家评选、省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推荐评选等。

②通过各级媒体大力宣传文博行业人才的工作业绩和先进事迹,展现人才在国民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中的推动作用;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关注、支持、帮助人才的工作,逐步形成有利于人才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4 小结

综上所述,面对文化遗产保护行业人才队伍当前所面临的总量不足、专业化水平偏低和发展环境有待加强的三方面问题,需要自国家至地方政府均高度重视,从政策和机制上予以保障。通过强化投入、人员引进、分类拟定招聘标准、整合人才的方式壮大人才队伍;通过充分发挥高校培养人才的作用,分类实施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的方式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通过优化专业技术人员比例结构、加强改革人才认定评价制度、宣传推广人才的方式进一步优化人才培育和发展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余志鹏.文化创新比较研究[J].历史文化,2018(4):41-43.

[2]王婷.近年来河南文化事业发展及其参照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15.

[3]宋佳.文化遗产保护学科、专业与教育体系研究[D].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12.

[4]仝艳锋.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探讨[J].人文天下,2017(13):32-37.

[5]崔培培,杨岩.文物保护类本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轻工科技,2018(6):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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