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邦家之政》谈出土战国文献学派问题

张敏

摘 要：清华简（捌）《邦家之政》反映的是儒家思想还是墨家思想，学者略有争议。学派不明，甚至影响到对字句的训释。战国时期的竹简反映的思想常常蕴含两个或多个学派的思想，较为复杂，并不适宜以“六家”“十家”分类，反而应回到诸子“百家”，以人物区分，来细化文献反映的思想。

关键词：《邦家之政》;儒学;墨学

1 《邦家之政》“肥（菲）”字训释及其反映的学派思想

清华简（捌）《邦家之政》“假托孔子与某公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治国为政的理念”[1]，其整理者认为“主要反映儒家的理念，在诸如节俭、薄葬、均分等方面又与墨家思想相合”[2]。王宁认同《邦家之政》为儒家文献，在其《清华简八〈邦家之政〉读札》中，分析简3“亓（其）豊（禮）肥（菲）”，认为“肥”“当读为‘配训‘当、训‘合，合适、恰当之意”，并非整理者所训为的“俭朴”。值得一提的是，除整理者、王宁先生两种训法外，陈民镇先生与程浩先生认为“肥（菲）”都应如字读，得出相反的结论。陈先生认为“肥”字“可如字读，训‘薄”[3]。程先生认为“‘肥或可如字读，理解为礼用丰厚使邦家兴盛”[4]。据此，便有三种不同的训法[陈先生认为“肥（菲）”其义为薄，与俭朴相近]：“俭朴”“适当”“丰厚”。出土文献中虽有“肥”表示“配”的用法，但王宁先生因其为述及孔子，便将《邦家之政》定为儒家文献，进而得出“肥”为“合适、适当”之意，或为不妥。前文已提到，《邦家之政》是假托孔子与某公对话，除本篇外，战国时期，假托孔子的著述还有很多，如《庄子·大宗师》篇讲的是孔子与颜回关于“坐忘”的谈论，故而并不能简单以假托某人学说，便得出是某派思想的结论。子居认为“称及孔子不等于即是儒家……本质上仍是承自子产的尚俭观”[5]。王宁先生确认为儒家文献，又因儒家重礼，以其佐证，或有不合。如训为“丰厚”，似难与节用主旨相符。学者们之所以对“肥（菲）”字做出“俭朴”“适当”“丰厚”三种不同的训释，原因有三：一是这些训释都可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佐证;二是简文缺字漏字;三是简文呈现的思想的复杂性，不仅含有儒家思想，亦含有墨家的节俭、薄葬、均分等，甚至子居认为《邦家之政》为曾受墨家影响、秉承管子学派的子产后学[6]。某家某派的思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当某篇文献反映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思想时，便很难辨别出此篇文献是哪家的产物。

《邦家之政》“大致可分为三段：前段从正面叙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做法，第二段从反面揭示导致国家衰败破亡的原因;末段倡导从古，慎始扶正，善治人事”[7]。文章第一段阐述“邦家将成”，抛却众多学者因“菲”的训释产生的不同看法，仅就剩下的任用贤能，宫室低矮，器用素朴，政治平和等思想，很是接近墨家“节俭”的思想，李均明先生的两篇文章[8][9]都曾提到，“《邦家之政》或为儒墨交融的产物”“《邦家之政》所代表的当为根植于民众，主张简朴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会和谐，与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文章第二段谈及“邦家将毁”，君主不再任用贤能，而是听信谗言，宫室不再小卑，而是大高，器大礼繁乐淫政苛刑滥等一系列行为与前段对比，邦家衰败。除《邦家之政》外，新出的上博简《卉茅之外》亦有“多庙寡情，民故弗敬”的表述。文章第三段则是在前两段对比后得出结论。

2 儒学思想与墨学部分思想對比

《邦家之政》若不论学派，单看思想划分，既含有儒家思想的内容，又含有墨家思想的内容，甚至也有学者认为《邦家之政》反映的思想是受墨子影响的、秉承管子学派的子产后学的思想，是儒墨两学或者说儒墨两家因“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导致两学派的思想除相异之处外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儒”，“最初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10]。孔子整理六经，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儒”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派。《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学的产生则是墨子最初受到孔子思想影响，学习儒家思想，之后因不赞同孔子“复礼”等，发展出另一种学派。

儒学与墨学在一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如墨子提出“兼爱”，孔子认同“亲亲”。墨子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平等地爱众人，就可以实现政治清明。孔子认为政治清明需要“礼”的维护。墨学主张“节葬”“节用”;儒学重“礼”重“孝”，主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丧葬上、器用上更是有明确的等级制度。再如墨学诉诸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而儒学则相对诉诸的是政治高层的利益。

儒学与墨学亦有相似的一方面，如墨学主张“尚贤”，孔子主张“举贤才”，虽然方式或有不同，但其根本是推崇贤人的。不仅仅是儒学和墨学，甚至《老子》也多次提出“圣人”治天下。再如皆主张推行仁政，学说相合，是因其当时所处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庄子·天下》篇中言“道术将为天下裂”，古之道术分散于百家，《韩非子·显学》篇中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儒墨两家的最终政治理想是相似的，儒墨两家学说相异更多是因为阶级立场的不同。

因为要解决问题，便不断提出一些学说、一些思想。思想的提出者虽受当时时代的限制，但思想提出后，自成一派，便有其后学不断发展与完善其思想。如关于天人关系的回答，由天人相合到天人相分，因为学说的提出虽受时代的局限，但有意义的学说在提出后会不断发展，不断趋于完善。在完善的过程中，“百家”学说互为补充，互相吸收，难免会在某些方面出现趋同，并渐渐形成后世的“九流”“十家”。

3 思想上的“百家”争鸣

《邦家之政》呈现出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在战国时期，一些学派的思想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思想的提出是为了解决问题，就如古书成书，并不是单线的，而是许多版本经过不断整合形成一个传世本。解决问题的形式不同，就会导致思想的呈现方式不同，并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家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其思想或许有一部分截然相反，如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亲亲”;更有一部分是彼此借鉴，彼此吸收，如《邦家之政》所反映的思想。

“百家争鸣”形成于春秋战国这个特殊时期，各家的主张或者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根本上的目的却是趋同的，这就使各家各派在寻找着最佳措施的同时产生一定程度的交融。《庄子·天下》篇中将墨翟、禽滑釐视为一派，将宋钘、尹文视为一派，将彭蒙、田骈、慎到视为一派，将关尹、老聃视为一派，庄子自成一派，最后评论惠施、桓团、公孙龙。《荀子·非十二子》中将它嚣、魏牟视为一派，将陈仲、史鳅视为一派，将墨翟、宋钘视为一派，将慎到、田骈视为一派，将惠施、邓析视为一派，将子思、孟轲视为一派。《韩非子·显学》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又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吕氏春秋·不二》篇中“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除《韩非子·显学》篇的另外三篇，皆是以人物来区分各自思想上的不同，除儒、墨外，阴阳家、名家等还未彻底形成。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诸子百家分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之后，刘向父子又将其分为“九流”“十家”。儒家、墨家、法家等是汉以后才有的概念，那么，于战国时的文献，就难以将其按照儒家、墨家、法家等来论。溯源而上，以人物区分文献思想则或许比以学派区分文献思想更为合适。

李锐先生认为“有必要根据当时人的视域来讨论什么是学派以及学派划分的标准。当时人看学派更重视师承渊源和师说，‘百家比‘六家‘九流十家更适合用来称呼简帛古书”[11]。关于“百家”，李锐先生亦做出解释，“战国时代，论及‘百家时，‘子是‘家的代表，举一‘子可以赅括一‘家”[12]。由于时代距今太远，古书体例与今书不同，且又经秦火焚烧，难以辨别某一子所呈现的思想，难以见其全貌，亦难以再现“百家”学说。明确师承并不一定能一锤定音其学派。便如墨子，初学于儒学，之后因反对儒学繁杂而创立墨学。在判别文献所属学派时，应当全面地看待这篇文献所反映的思想，不能仅因为看到文献部分内容符合某学派，便断定为某学派的文章。著者所受到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文献的成型亦可能也较为复杂。

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提道：“如果从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出发，不仅看到思想史上学派间的差异，更加重要的是分析‘差异是如何转化为‘融合‘会通的……找出‘融合的关节点以及‘融合与‘创新的关系，也许这是克服思想史研究中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有效途径。”[13]很多版本的《中国思想史》虽著述了诸子思想的联系、发展等，但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问题、不同对象，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难免割裂诸子思想。

4 结语

如《邦家之政》这类的文献，包含多种学派的思想，又因其学派本身便有思想相合的现象，“关节点”不好确定，便很难界定属于哪个学派的文献。为了方便研究，或许可以退上一步，无法根本上确定文献学派时，便不具體到某一个学派。先秦有诸子百家，就难免有诸如融合了儒墨学说或者融合了孔子、老子学说等再成一家的，只是因传世文献的缺失，我们不能看到。汉朝时定家派，因其文献所限，如只存在偏向儒学的文献，缺失了偏向墨学的文献，那便将其定为儒家，所以，不当简单地以汉时文献的家派划分来界定战国时文献的思想。■

参考文献

[1][2][7]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M].上海：中西书局，2018：121.

[3]陈民镇.清华简（捌）读札[Z].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rp/6831/2018/20181117172306966584873/20181117172306966584873_.html，2018-11-17.

[4]程浩.清华简第八辑整理报告拾遗[Z].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r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2018-11-17.

[5]子居.清华简八《邦家之政》解析[Z].http：//www.xianqin.tk/2019/02/15/707/，2019-02-15.

[6]子居.清华简八《邦家之政》解析[Z].http：//www.xianqin.tk/2019/02/15/707/，2019-02-15.

[8]李均明.清华简《邦家之政》的为政观[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68-172.

[9]李均明.清华简《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J].中国哲学史，2019（3）：25-29.

[10]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上）[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42.

[11]李锐.对出土简帛古书学派判定的思索[J].人文杂志，2012（6）：101-107

[12]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J].中国哲学史，2005（3）：6-13

[13]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上）[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54.